二 华南财团的基本概况

华南财团的崛起，主要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912年，美国华侨陆蓬山鉴于香港缺乏华资银行，遂应时代之需要，集资发起组织广东银行。此后，华资银行之兴起，如雨后春笋，逐形成华南财团。

华南财团各银行业务经营发展很快。据1936年调查资料显示，广东银行资本额已达614万元，东亚银行为560万元，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为419万元，^[20]均比其初创时的资本额增加了1倍以上。但总的来说，与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相比，这些华资银行的发展尚处于幼稚时期，有些银行规模很小，如嘉华储蓄、金华实业、康年储蓄等银行资本额仅几十万元。

华南财团在中国民族金融资本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中几家主要银行，已跻身于全国资本较雄厚的银行之列。据《银行周报》资料统计，在1918年14家主要华资银行中，广东银行已缴资本为200万元，次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居第4位；各项公积金40万元，居第4位；各项存款468.1万元，居第7位；各项放款273.2万元，居第11位。^[21]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3年所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资料，在1926年25家主要华资银行中，列有广东、和丰、东亚、中兴等4 行。以实收资本计，当时除中国银行外，居第2位至第4位的分别为中兴、和丰、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居第8位。此4行实收资本共计3789.8万元，占当年全国25家华资银行总额的32.96%；公积金共计535.5万元，占13.42%；各项存款共计9818.4万元，占10.5%；各项放款共计1.07亿余元，占12.16%；纯益共计534.3万元，占31.59%。^[22]另据《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所列27家银行按实收股本额华侨、中兴、广东、东亚银行分别居于第3、4、5、10位，4行合计为5354.5万余元，占本年中国重要银行实收股本总额的21%；4行资产总值为2.37亿余元，占6.2%；纯益为182.7万余元，占5.8%。^[23]

华南财团主要银行概况表

续表

续表

民初新设立的304家华资银行大都是中小型的，据统计其平均创办资本仅58.1万元，规模在200万元及以上者只有18家。^[24]对照上表相比较而言，华南财团各行资本额还是较充实的。

华南财团主要银行多集中于香港及南洋，新加坡乃南洋地区“华侨银行最多之处”，其他如印度尼西亚曾有日里、黄仲涵、马淼泉银行，暹罗有福成银行等，但与国内联系不多。^[25]民国时期，广东省内也先后成立过一批商业银行，如大信、远东实业储蓄、广东储蓄、兴中商业储蓄、南方实业储蓄、惠丰商业储蓄、台山岭海、台山南中、鹤山民众、华美、大中储蓄、五华实业信托、广东丝业、琼崖实业、正和、中山民众实业等10余家银行，^[26]但大都规模小、资本少、存在时间较短，且经营局缩于粤省一隅，故影响非常有限。福建省经济欠发达，商业银行创办较晚，数量亦少，主要有厦门商业、福州商业、华南商业储蓄、东南、集友、莆田实业、莆仙农工、仙游农民银行等，影响不大，与粤港及南洋联系亦不多。

由于金融业竞争激烈，华南财团成员时常有惨遭淘汰者。如中华国宝银行创于1920年，仅3年后即关闭。^[27]1924年6月12日，香港华商银行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被迫倒闭。^[28]1926年6月10日，东方商业银行因资金不能周转而“自行收盘”^[29]。1929年开始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30年代初，香港经济陷入低谷，银行倒闭迭有发生。如香港工商银行多次发生挤兑风潮，1930年7月初，终因其上海分行停业而牵连到总行亦一齐倒闭。^[30]香港华利银行停歇。^[31]嘉华银行因挪用存款过巨，无法兑现，复受其在广州的企业嘉南堂和南华置业公司从事地产投机失败之牵累，于1935年一度破产停业。^[32]金华实业银行因金融恐慌，业务萧条，遂于1936年暂行结束。甚至连较具实力的广东银行也难以维持，在濒临倒闭之际，依赖国民党实力派人物之一的宋子文进行增资改组，才能得以维持。1936年11月23日，该行举行复业典礼，董事长为宋子文，董事为霍芝庭和陈鉴波。^[33]1941年前后，新加坡广益银行，印度尼西亚日里、马淼泉银行等亦倒闭。^[34]

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档案统计，至抗战前夕，全国华资银行共有164家，其中粤、闽、香港及国外者共23家，占总数的14%（见下表）。

我国历年开设银行地别统计（1896—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