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南财团兴起的背景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南财团兴起的大背景与全国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外国银行在华之设立和发展，激发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思想。戊戌维新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在重大政治事件及经济发展中，均有表现，展示实力，为华资财团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已深悉银行的重要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有“银行”专文，将银行视为“商务之本”“百业之总枢”。1907年10月，上海商务总会有发起创办中国华商银行之议，新加坡、广州等埠商会迅速表示赞同，要求参与发起之列。其他海内外商会代表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至1910年6月底止，海外各埠认股金额达570万元，国内各埠亦有400余万元。^[5]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金融恐慌和时局动荡不居，筹备了数年的中国华商银行终未能成立。而“民国肇兴，政治一新，工商业感受刺激，生机骤动，银行之设立，亦转趋活跃”^[6]。民初“华资银行的设立产生一个飞跃”，1912—1927年15年间新设达304家，为清末华资银行设立数的10倍。^[7]这种盛况显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无力东顾，洋货来源阻塞，历次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开拓国内外市场，^[8]民族工商业“黄金时期”较大发展、资金调节之需要增加有密切的联系。

当然，华南财团的兴起亦有其独特的一些因素。“南洋华侨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据1930年调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华侨经商者分别占两国华侨总人口的36.6%和33%，其他如马来亚、暹罗（今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情形大致相似。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南洋，且推及中国，经营中国与南洋间的商务”^[9]。闽粤商帮从事跨国贸易，积累了资本和经营经验，接触金融较早，对华南财团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粤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埠城市的发展，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社会经济的繁荣及大量侨汇的驳接等，则为华南财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研究认为：自19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伴随着香港、新加坡的登上历史舞台而越发活跃”，这两个城市得到了建设，并大量吸收了华人商业的资金。此两地都是流动的中国人的商业中心，由于中转贸易的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金融关系进一步加强”，两市“作为金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大”。至20世纪初，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中转地的东南亚—东亚贸易网已经形成。^[10]加以香港与南洋间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大都经由香港转口，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对）南洋贸易，实际上香港与南洋可以合并言之。”^[11]

近代香港主要依存于转口贸易，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故其经济与货币及金融之关系尤为密切。清末，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中国内地出现了设厂高潮。同时，散布于美加、澳洲各地的众多粤籍华侨，将平素积蓄大量携带返乡。他们“中有致巨富者，其资财先付香港存储，渐用为振兴土木工业”^[12]。香港因此“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13]，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创办起来。据报载：“本港富商巨贾创设大公司股本百万者不知几所矣。”^[14]当时，粤商许多人兼有港商、侨商的身份，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据闻其“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一二十万人”^[15]。民初以降，中国内地时局多变，“中上流社会，固以香港为世外桃源；而资本家之投资，又争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16]这为香港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财力资源，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随着向马来半岛移民的增多和从国内吸收资金的增加，华商对马来半岛的投资日盛。同香港一样，新加坡亦为自由港，是“欧亚转输总汇之区，附近各埠物产若胡椒、甘蜜、树胶等，凡售于洋商者，均非联合大公司设立银行不可。盖公司为华商经营物品之总部，物品运到公司可酌定时价，先付本银，裨资周转，则操纵有自主之权，买卖无抑勒之患。公司既立，非设银行无以资流通，无以便出纳”^[17]。清季，聚集于新加坡的华商多达20余万人。民初，据1914年日本人调查，新加坡华侨资本家中拥有4000万元叻币（叻指新加坡，叻币即新加坡币）资产者1人、数百万元者3人、100万元者4人、数十万元以上者29人，其实力可见一斑。他们主要经营锡山、椰子园、橡胶园、轮船及银行等业。^[18]

由此可见，华南财团出现并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