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港商的崛起与国际华人经济圈的凝聚
香港华商资本是海内外华人大合作的结晶，大批海内商民和海外侨商从南北不断涌入，与在港扎根经营的华商会合，逐渐形成了一支十分具有实力的资本家队伍。
（一）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形成
19世纪后叶，香港华人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其重要社会基础是新式商人（以洋行买办和转口贸易行商为代表）。他们除了仍然热衷于地产业、典当业及高利贷业等传统的投资项目外，也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使一部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但从总体上讲，华商资本的行业还不够齐全，经营管理手段比较落后，独立性还较弱。如华商是以从事转口贸易奠定其发展之基础的，但南北行、金山庄直至20世纪初尚未达到行业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在商业和金融业，还由传统的商号、银号占据着主导地位；买办对近代航运、金融、保险、工矿、电信的投资，较多还属于附股于洋行（也有些附股于官督商办或一般商办企业）的类型，自办企业（包括独资或合营）未居主流；一些新的行业如银行、百货商业等尚未形成。此外，港商的来源亦较狭窄，基本上就是刚到香港立足不久的粤商（辛亥以前，真正在香港出生、成长或久居的人并不多）；华商团体以行会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具有同业垄断、自我封闭的性质，因此“多散漫无序，作用不大”[75]。直至1890年前后，华商会所成立，才创港商组织集团之嚆矢。
20世纪前期，香港华人资产阶级发育趋于成熟。首先，华资的来源更加扩大了，内地华商及海外华侨对香港的移民及投资达于高潮，与先前已在港发展，经历半个世纪苦心经营而成长起来的本埠港商更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其次，华资行业门类进一步拓宽，已囊括转口贸易、百货商业、银行银号、保险典当、航运、工矿、地产、服务业等各个方面。华商投资经营的独立性加强了，企业多为华商自营（独资或集股合资），横贯海内外的联号大企业大量形成。不仅多数行业于民国前期达于鼎盛，甚至在不少领域内独占鳌头，成就卓然。最后，统一的有效率的华商社团已经确立。自香港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华人商会——中华会馆于1896年成立后，资产阶级工商团体陆续诞生。1913年，香港华商总会成立，其宗旨为“代表华人，向政府方面，使下情上达，及排难解纷者”[76]，成为港商之轴心团体。此后，港商组织蓬勃发展，著名者有华商俱乐部、办房联合总会、香港华人银行公会、香港电器商会、中药联商会、糖商总会、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香港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九龙商业总会等，在联络、团结各界华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内外华资长期在香港交融的结果，使“港商”成为一个定型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种政治力量，主要代表香港华人有产阶层的利益，对香港社会有很大影响，并在海内外华人圈的经济、政治联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割不断的血缘亲情
香港华商的来源有明显的地域性，根据对数百户企业的广告内容分析，得知其大部分与广州及其附近地域的工商界有直接联系。取得事业成功者也以粤籍居多，笔者从1937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中列出51名工商界人物，查其原籍为广州府者至少有42人、潮汕籍3人。抗战前后的几次迁港潮，使港商中的沪籍成分也大为增加。相对而言，内地其他省区的成分薄弱一些。
在多数情况下，横跨海内外华资企业的创办者或主持者都具有地缘加亲缘的特殊关系。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嘉伦兄弟织造厂、龙溪兄弟织造厂、中华兄弟制帽公司、唐拾义父子大药房、易沃林父子药店等，仅从其名称即显示出浓厚的家族资本色彩。此外，香港许多商行、店铺的招牌，也是承顶内地业主世传的字号来经营的，如陈李济、保滋堂潘务庵、马百良、王老吉凉茶庄、三多轩笺扇庄、何正岐利成记刀庄、朱广兰烟丝号、源和颜料铺、张广源罐头食物庄等，都是源远流长，享有盛誉的老字号招贴。
地缘和亲缘，使香港华商与邦本和故乡有割不断的亲情，随时代推进，各行各业日渐扩张，事务繁复，于是渐感非团结无以共存，遂有各行商会之组织。而各县邑移民，亦以侨居日繁，为谋桑梓福利，维系宗邦，由是大邑小邑先后继起，均有邑团之组织，如旅港潮汕八邑商会、广肇客栈行广联商会等，是其中较著者。中华会馆成立，更担负起“联乡谊而通商情”的作用。至于香港华商总会、各邑商联会，都以内地出身的商人为骨干力量。
爱国爱乡，是香港华商的共同特征。近代香港华人大多数是从内地来的新移民，他们的基本选择和价值取向仍是祖国的故乡，这从诸多方面都充分地表现出来。“实业救国”是华商崇高的理想，许多创业者都揭橥的“振兴国货”“挽回利权”，几乎成为企业广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他们确认兴办实业，“步武欧美之富强，救起同胞之贫困皆在此举！”[77]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论是在清末的收回路权、拒美拒日运动，还是在民国时期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港商都能积极地参与。国人对其评价是：“历来对爱国运动素具热心。”[78]抗战爆发后，香港华商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华商总会辖下成立商赈会、劝募公债分会、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等组织，以专责成，办理赈务。其他商业团体亦十分活跃，如华商会所、华商俱乐部购买、劝销救国公债；普益商会发起捐薪运动和献金救国运动；九龙商业总会、中华厂商联合会筹募善款，救济伤兵难民等，不遗余力。[79]
关心乡里建设，投资家乡工商业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济赈救灾等，更是港商一贯的传统，据《香港华人名人史略》所载，何东、何甘棠、李右泉、蔡兴、郭泉、陈鉴坡、何华生、陈符祥、陈兰芳等众多人士，不乏此方面的业绩。李煜堂是一位影响广泛的人物，他逝世后，中国政府特颁奖词，赞其“振兴实业、赞助革命、输财济饷、筹策匡时，综厥平生，殊堪嘉尚，特题给奖词，以昭激劝”[80]。不仅是个人，在企业调查和侨团传略中，大量地记载着港商的义举。
（三）联结海内外华人的纽带
香港华资企业成为近代民族资本进出海内外寻求大发展的主要基地。内地企业要走向世界，特别是要开辟海外广阔的华侨华人市场，首先会寻求在香港这个远东新兴的国际贸易枢纽建设立足点，以此为依托面向海外。如上海新亚制药厂创办香港公司，目的是作为其向南洋发展的跳板。[81]而侨商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和在祖国发达的抱负，一般也是先到素有地利、人和优势的香港落脚，奠定基础，然后北上。如南洋烟草公司、先施、永安、大新等百货公司在香港轫办后，锐意进取，插足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取得巨大的成功。民国时期，形成了一批横贯海内外具有雄厚实力的华资集团，如香港广东、东亚、永安、华侨、国民商业储蓄、上海商业储蓄、金城、中南等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康年等人寿保险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百货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永安堂、陈李济、新亚等制药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华铅笔厂、冯强树胶厂、中华电池厂、协同和机器厂、天厨味精厂、淘化大同罐头公司等工厂；新亚、大东、亚洲酒店；四邑、新南海、西江轮船航运公司等，它们具有突出的特色，经营管理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正是在香港这块中西合璧之地，诸多行业都开了风气之先，如广东烟厂宏济烟草公司在我国“始创机器卷烟”[82]；中国康年人寿保险公司“为中国始有之最完善的保寿公司”[83]；利商农工商务公司“为中国开办世界振兴实业之第一公司”[84]；其他如化妆品业、橡胶业、西式饼点业、百货商业、电池业等，也是源起于香港后，再发展影响到内地。
（四）香港最重要的经济实体
香港开埠之初，以英商执经济界之牛耳。但华商势力很快便赶上来，开创或占领了许多重要的行业领域。
在香港经济史上有至关重要地位的转口贸易即归功于南北行、金山庄的兴起。南北行是香港商业发轫期最重要的行业之一，中国内地土特产和南洋货品，大都经由其进行转口贸易。该行的商家长期控制着香港的米行、药材行、瓷器业、纸业、茶叶业、凉果行、柴炭业、汇兑及侨批（侨批，闽粤方言，指一种书信、侨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等行业；[85]金山庄行业的形成稍晚于南北行，它是随着近代中国劳工贩运和海外移民浪潮而兴，两头联系着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三藩市）社区和大陆侨乡，其业务除经营购物出国外，还办理商人或华人的汇兑、代理外国人在华招工、兼办移民事宜等。[86]
南北行、金山庄的相继兴起，是19世纪中叶华商实力增长的突出标志。当时，香港和内地的双边贸易已开始扩及全国各地，港督罗便臣亦承认：香港的发展“有赖在港的华人”，他们“将香港变成为中国沿岸贸易的中枢”[87]。此外，买办也通过自立行号向商人转化，成为香港贸易经济的重要支柱。到19世纪80年代初，华商实力逐渐赶上英商，他们是港岛的最大业主。港督轩尼诗承认：港英政府税收有90%来自华人；后又透露：港埠每季缴纳地税千元以上的业主18人，除了怡和洋行外，余均为华人。[88]
香港华人金融资本约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历史最悠久者为瑞吉、郑天福等银号，其业务与内地同行无异，以按揭（存放款）为主要业务者，多属联安堂（1907年成立，有成员30余家）。1932年年底改组为香港银业联安公会，共计拥有资本上千万元；以买卖为主者，多属金银贸易场，有240余家。[89]该业与港商各行广通声气，以辅助其金融融通。并对本埠与内地金融调节亦起重要作用，如港商发展华洋物产贸易、集资回乡开办实业或福利事业等，这些资金（包括大量的海外侨汇）主要是透过香港银号流入内地的。
华资银行兴起于民初，最盛时有20余家（包括非香港注册者），组织了香港华人银行公会，凡在港各华资银行皆为会员，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居于首席。并在香港汇兑银行公会（由中外银行合组）占有半数席位。[90]
民国前期，华商产业资本的发展也很突出，据香港工商日报社1934年对较典型的华资工厂的调查，85%以上均创办于辛亥革命以后，作为近代产业骨干的织造业迅即崛起，工业门类趋于完备，各行均有了一批颇具实力的大厂，生产水平也由手工业而转变为机械化。[91]到抗战前期，华资工厂总数突破千家，创空前纪录。此时，“香港所有的工业，大多数是华侨资本的”[92]。
就整个商业而言，港督轩尼诗于1881年向英国议会呈报中讲道：“香港很大的一部分商业由华人经营，华人是香港最富有的商人。”[93]到20世纪30年代末，全港商业大部分都已掌握在华商手中。[94]笔者根据《香港略志》统计概算，1940年时香港120余个行业中，除洋行完全由外商经营，银行、保险、航运、糖业等为华洋均沾外，其他几乎归华商经营，估计每年营业额达10亿多港元。[95]
正因为仰靠祖国内地为依托，集纳海内外华人圈的经济力量，发挥内引外联的特殊功能，香港华商才得以迅速地崛起。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254、387页。
[2] 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91页。
[3] 广东省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潮商俊彦》，第219、283页。
[4]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73页。
[5] 姚启勋：《香港金融》，（香港）泰晤士书屋1940年编印，第37—42页。
[6] 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7] 周硕勋纂修：《潮州府志·风俗》卷12，清光绪十九年版。
[8] 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9] 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第129页。
[10] 《中国通商银行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1年9月3日。
[11] 该三公司广告分别见《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8月29日、1907年12月25日、1909年4月7日。
[12] 《论说·香港户口问题》，《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6月16日。
[13]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4]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15] 《羊城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10月11日。
[16] 《民十二年香港商务之回顾》，《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2月12日。
[17] 《本港历年人口统计表》，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
[18] 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135页。
[19] 两公司广告分别载于《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11日和1919年11月7日。
[20] 《广州市私营石印工业综合调查报告》（1950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6—1—127。
[21] 《香港织造业近况》，《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9月9日。
[22] 《各地金融经济报告·香港》，《中行月刊》第16卷第6期，1938年6月。
[23] 张晓辉：《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
[24] 《去年本港工业异常发达》，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3月24日。
[25] 李宏：《香港大事记》，第77页。
[26] 《港闻》，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0月27日。
[27] 《西商会报告》，《香港华字日报》1939年5月3日。
[28] 《经济与商情》，香港《星岛日报》1947年4月21日。
[29]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8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
[30] 郑大明：《香港工商业的演变》，载《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
[31] 《创设兆安轮船公司小引》，《香港华字日报》1901年8月6日。
[32] 《论香港工艺蒸蒸日上》，《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7月10日。
[33] 《香港金融》，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34] 参考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98页。
[35] 《产业》，《中行月刊》第5卷第1期，1932年7月。
[36] 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第92页。
[37] 《梁国英酒药局广告》，《香港工商日报》1937年5月23日。
[38] 《新世界大药行广告》，《香港工商日报》1937年8月18日。
[39] 《中国始创机器卷烟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10月31日。
[40] 《港闻》，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1月4日。
[41] 陈国康：《广州同德布店与夏布出口》，《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42] 《广东土造火柴行商业公会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8年6月16日。
[43] 《广州市药行查缉伪药联合会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0年2月6日。
[44] 《广东国药联卫社广告》，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3月16日。
[45] 《凤鸣老铺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10月29日。
[46] 朱克礼：《朱广兰企业的兴衰》，《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47] 《香港工厂调查·食品·调味类》，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编印，第12、30页。
[48] 分见于《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6月25日、6月27日、11月13日广告。
[49] 根据1900—1911年《香港华字日报》广告栏所提取的一部分。
[50] 《广益堂招股试办纸局章程》，《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7月19日。
[51] 《何东》，转引自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
[52] 《李右泉》，转引自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1937年版。
[53] 《中国政治通览——交通篇》，《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7月。
[54] 两公司广告，分见《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1月9日、1907年4月13日。
[55] 冼锡鸿：《嘉南堂·南华公司·嘉华储蓄银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56]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8卷，第272页。
[57] 《香港广东电车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8月16日。
[58] 《粤省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16日。
[59] 《粤省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35年2月11日。
[60] 《港闻》，《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5日。
[61] 《香港略志·工商业概况》，第3页，《香港华侨工商业年鉴》，1940年版。
[62] 梁荣主编：《论广东15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63] 陈国濂、梁文：《广州饼干业简史》，《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64] 《香港金融》，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65]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8卷，第304页。
[66] 《追溯香港海上交通》，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67] 根据1911—1937年香港报刊广告所提取的一部分。
[68] 大同辑：《从历史中探讨香港商业》，郁郎译，载《香港商业年鉴·香港商业录》，1949年版，第12页。
[69] 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编印。
[70] 郑大明：《香港工商业的演变》，载《香港工商业年鉴·香港商业录》，1949年版，第4页。
[71] 《永安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2月14日、1922年7月7日、1929年8月9日。
[72] 《捷和钢铁制造厂》，《香港工厂调查·五金类》，第1页。
[73] 《陈李济药厂调查》，《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9日。
[74] 陈文麟：《土洋颜料商业的经营》，《广州工商经济史料》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5] 《侨团史略》，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76] 《侨团史略》，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77] 《香港利商农工商务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4年10月12日。
[78] 《广州市商会致财政部函》，《香港华字日报》1936年11月6日。
[79] 《侨团史略》，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80] 《李煜堂》，转引自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1937年版。
[81] 上海市医药公司等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82] 《中国始创机器卷烟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10月31日。
[83] 《康年人寿保险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18日。
[84] 《利商农工商务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4年10月12日。
[85] 广东省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潮商俊彦》，第288—289页。
[86] 《香港“金山庄”兴衰史》，《羊城今古》1993年第6期。
[87] 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第93页。
[88] 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第168页。
[89] 姚启勋：《香港金融》，第37—42页；《香港金融》，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90] 姚启勋：《香港金融》，第37—42页；《香港金融》，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91] 张晓辉：《近代香港的华资工业》，《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92] 郑大明：《香港工商业的演变》，《香港商业年鉴》1949年版。
[93] 霍启昌：《香港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4页。
[94] 陈大同：《香港概观》，转引自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
[95] 参见《香港略志·工商业概况》，第1—72页，载《香港华侨工商业年鉴》，194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