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合作与交融的主要形式
海内外华人资本有血肉与共、休戚相关的联系。
（一）全面协作，相互提携
香港华资企业是联系海内外华侨资本的桥梁，他们在经济领域内展开多方面的广泛合作，以取得互惠。
1.相互代理经销，提供服务
香港与内地华商同业之间的联系很密切，如香港梁国英酒药局、瑞昌西药行、新世界大药行等，是内地国药商最主要的代销处。梁国英酒药局创建于20世纪初，所卖皆省港药行名家正药；[37]新世界大药行是南中国最大的药品市场，其中药部专销国产著名膏丹丸散，不下数百家。[38]相反，在内地商店也广设香港新济世、唐尧龄、赖耀廷等药局的经理处；广东烟厂宏记烟草公司初创时即在粤设立了3个分行所。[39]
2.密切配合，保障双方权益
不少实业家在海内外同时开展业务，进行采购、销售等活动。如香港中药材行商，有办庄和零售两种，前者向来都是与内地各省药商联系采办。[40]广州同德布店与香港老布庄邓达记有几十年的业务往来，互相呼应，各得其所。[41]自近代以来，海内外市场上产品假冒行径相当猖獗，对之予以究治，为正当商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1928年，广东土造火柴行商业公会10余厂家在港设代理点，目的即为推销国货，“防止仇货冒效”[42]；1930年，广州市药行查缉伪药联合会也建立了驻港办事处。[43]
3.扩大交流，便利外洋商贾采办
这是内地企业在港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香港乃一无税自由港，又是华洋杂处、海上交通非常便利的商埠，在此展拓无疑具有相当利益。许多企业销售广告中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除了单个企业外，也有同行业的集体行为。如广东制药业历史悠久，产品优良，驰名国内外，自广州沦陷后，为便利海外侨胞购办起见，专设了广东国药联卫社驻港同人机构。[44]
4.异地招商股，广开财路
当企业轫办或扩张时，亟须资金，公开在内地和香港招股的情况极为普遍。如内地恩平煤矿宝丰公司、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新宁铁路公司、羊城河桥公司、广东全省渔业公司、广东振兴垦牧公司、普生农牧汇兑公司、广东电车公司、地利矿务公司、中华国民烟草公司、神农氏药行公司等，都曾在香港设点招股。港商对投资国内企业，也有一定热情，多数情况下都会响应。另外，港商也常在内地招股，如广益堂试办纸局，省港轮船公司、兆安轮船公司等，都有此举。同一企业在海内外各地同时设点招股的情况也有，这类广告在旧时报纸杂志中比较常见。
（二）联号企业是海内外华资交融的高级形式
联号是一种高层次的分工合作，不但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应付竞争和风险的能力，还使各企业间具有内部的联系，故一般都有相当的稳固性。
1.联号的创建贯穿于整个华商发展史
（1）清末是联号的初创阶段。联号的建立是内外双向发展的，但此期区域基本局限在粤港间，数量以由内向外者居多。
开埠不久，广州附近的行商和富户即纷纷赴港设栈经营，拓展业务。如广州百年老铺何凤池号于19世纪60年代创设港栈，从事精刻华洋招牌匾额。承接油漆等业务；[45]广州朱广兰号是以经营熟烟出口为主的大企业，约在19世纪70年代创立港号。[46]大约同时，以手工制作的广州万隆、济隆糖姜厂等建立了香港分场。[47]19世纪末，使用机械化生产的广东宏远堂纸局、广州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和一品斋鞋厂等企业，相继在港建起分局或分行。[48]由于香港和南洋气候温热，瘴疫盛行，以及海外华侨对传统中医药的需求等因素，粤中老字药号创建了一批在港联号，如杏春园、德安堂、橘香斋、太和堂黄祥华、黄慎堂、王老吉凉茶庄等。
20世纪初，内地出现设厂高潮，许多企业、商号将业务扩及香港，如罐头食品业的广美香、广福隆；印刷业的英文堂书局、澄天阁五彩石印机器书局、东成隆五彩石印书局；餐旅业的粤华大酒店、广东大酒店；烟草业的粤东烟草公司、鹤邑沙坪刘馨利烟丝行；烟花爆竹业的张广泰、张祥泰、陈泰记、南昌泰；茶叶业的恒裕茶号、江门信益何福记茶店；运输业的省港货运仓贮致祥堂、广州均和机器厂造船部；绸缎业的粤纶祥丝绸店；日杂业的福源和纸号、罗长泰金花店、广福祥号、兆升恒号、莫礼智号、正戊隆号、永福香号；燃料业的礼昌煤号；制药业的马百良、庶和堂、流泽堂源吉林、天喜堂、梁培基、敬修堂；金融业的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等等。[49]
在内地企业大量向外拓展的同时，港商亦尝试朝内地发展。如1895年7月，广益堂收购大成纸局，试办港穗联号并招收新股。[50]香港买办向内地官、商企业投资，实行多种经营，横向发展，经济实力大为膨胀。如何东为香港置业保险船务及出入口各行商业之领袖，其字号遍及国内和南洋等地；[51]李右泉所办企业遍布于省港，曾多次担任香港华商总会主席。[52]
20世纪初，香港华资航业有较大发展，如四邑、省港、中国粤港、北安、香江、长安、广运、元安、毓安、成安、和顺、和泰等轮船公司纷纷创立，在广州、江门、三水、顺德、甘竹设立分支机构，使粤港间“华商轮船公司逐渐增多，客运畅旺”[53]。此外，源安、源盛等保险公司于穗沪汉厦及南洋各地设立分局；[54]南洋烟草公司在沪穗设支店；光商、真光百货公司设广州分公司；制药业保心安、化妆品业广生行、德源商号、省港造冰及贮冰冻厂及安乐汽水公司等，在内地也创建了分支机构。
可以说，融合海内外华资的联号企业在清末已经广泛地建立起来。
（2）民国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1912—1941）是联号创立的鼎盛阶段。这除了直接得益于民族资本的较大发展外，另也有若干因素在起推动作用。首先，受时局的影响，如国内动乱频仍，驱使内地商民出外躲避。广州嘉华银行、新亚酒店等，就是考虑国内局势多变，尤其担心驻军、官府的骚扰，于是赴港注册建立象征性的总行总店。[55]而国际形势的不稳，也促发几次港民内迁潮。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市民担心被战争波及，近10万人返回内地；香港沦陷期间，也有大批居民内迁。[56]
其次，中国政府实行的某些政策，吸引港商前来投资。如1919年广州市政厅拆城筑路，登报招商，伍籍磐等承办省城电车路，成立香港广东电车公司。[57]20世纪20年代初，广东省官产处因亟筹军款，将所有官产分批开投，应投者主要为港商和侨商。1931年3月，粤省主席陈铭枢函请周寿臣、陈廉伯等代约香港绅商赴粤“实地考察、共同投资、举办实业”[58]。1933年2月，陈济棠邀请“粤港华侨参观团”赴粤，共商发展大计，省政府除颁布一系列奖励华侨投资兴办实业的法令外，还通令各级政府切实保护归侨，不得留难。[59]从投资条件看，香港屋租过昂，港英政府限制工作时间较严；中国政府推行关税自主，实施新税则，输入成品成本过高，也使港商感觉不如回内地投资生产。[60]
最后，香港与内陆交通状况的改善，也有利于两地工商业互设机构进行活动。往昔主要靠水运，而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先后于1911年和1936年建成通车，华南华中各地物产咸集于广州，转运到香港出口，更为畅达；行旅往来非常便捷，也增强了国内广阔市场对外的吸引力。华资企业联号继续双向推广，不仅数量多，行业全，所覆盖地域也更广大。
内地在港联号企业，以粤、沪两地最多。粤资仍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许多重要的联号都始创于此时。如工矿业的广东士敏土厂、地利矿务公司、中山民众实业公司、南华锰铅制炼厂；制造业的协同和、粤生机器厂、捷和钢铁制造厂、邓芬记金属制品厂；机织业的新巧华染业公司、利工民衫袜织造厂、周艺新织造厂、咏鹏毛巾织造厂；橡胶业的冯强、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卷烟业的南方爱国、中华国民烟草公司；电筒电池业的普照、华兴电池厂；食品业的香港糖姜贸易公司（由省港11家同行组成的联合企业）、李话梅凉果厂、李成兴鱼露凉果罐头厂；印刷业的东雅印刷局、艺英电版印刷所；餐旅业的文园、南园、西园、大三园等四大酒家，太平馆，随园食谱，大同酒家，广州酒家；金融业的广东省银行、远东实业储蓄银行、兴中商业储蓄银行、五华实业信托银行；制药业的陈李济、李众胜堂、两仪轩、保滋堂潘务庵药厂、迁善堂、唐拾义父子大药局、宏兴药房、和平制药公司、陈六奇、位元堂、灵芝药房、协和药行、集兰堂、唐人药厂；其他还有大新皮革公司、中华枧厂、广东帽厂、三凤粉庄、周远来珠宝店、光和眼镜公司等，为数甚多。
抗战前沪资已在香港建起一批联号企业，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联保保险公司、金星水火保险公司、兴华制面公司、精益眼镜公司、华商烟公司、信谊化学制药厂、佛慈大药厂、中国雷电大药厂等。以上海为总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等，建立了香港分行。沪战期间所建立的则有中国植物油料厂、大中工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天厨味精厂、天宝味粉厂、新亚制药厂、同仁制药厂、必灵制药厂、世界书局、中国国货公司等一大批分支机构。
“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外贸中心逐渐南移，由是内地银行迁港营业者，为数激增。如中国国货银行、上海国华银行、南京商业储蓄银行等，新建港行；新华信托、中国农工、中国实业、四明、聚兴诚、福建等银行，多在港添设办事处或通讯处。这种情况使香港华资金融业“市道极佳”，时人称谓道“吾人所有财力，多数集中本港”，“本港银业，可谓一时之鼎盛”[61]。
回过来看香港。华商资本在民国前期有较大发展，由于本埠空间毕竟有限，具备一定实力的港商纷纷开拓内地市场，进行广泛的投资。如欧战期间，港澳厂家回粤大办火柴厂，计达19家，使广东该业兴旺一时；[62]饼干业是国内20世纪20年代后新兴的产业，初均由香港马玉山厂、安乐园、嘉顿厂等生产，广州分店销售，后穗市亦设分厂进行生产；[63]内地大型百货公司都由华侨投资创办，一般是香港总店在穗、沪等处分立联号，可直接从香港进货。它们运用新式经营管理方法，带动各地大小商店纷纷成立，推动百货商业达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准；香港华资银行亦在内地设了不少分号行；[64]港商对广东公共交通业的投资比较突出，许多公司都由港商担任经理；[65]港商航运业又增设了10多家公司，所辟航线一直伸展到梧州等腹地。[66]抗战前所建立的香港内地联号还有：保险业的中国康年人寿保险、永安人寿保险、羊城保险置业、联安保险、香安保险、福华银业兼保险公司；化妆品业的百家利、南华、海棠、三达化学、南方香亚等公司；钟表业的李占记、利安、林源丰等行店；印刷业的亚洲石印局、永发印务公司；织造业的民元电机织布厂、汕头花边公司等；制药业的延寿堂、天相堂、朱中兴、永华药厂、东方大药行、蜘蛛药行等一大批行号。[67]
抗战初期，由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和商业利益的驱使，仍有港商往内地拓展，如大华铅笔厂、谦信针织厂、二友牙膏厂、大众行制药厂、茂华制药厂、南方大药厂、普济药行等，在穗沪汕乃至桂湘等省建立了分支行号。
（3）20世纪40年代（1942—1949）是联号的萎缩阶段。香港沦陷期间，航运断绝，华商资本惨遭掳掠，绝大部分企业被迫停业，商家星散，沟通海内外贸易的南北行、金山庄业务均告停顿。“一切处在战时状态下，香港简直是一座恐怖死城！”[68]
战后不久，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得到恢复，从当时报刊广告来看，往昔的不少联号都已重建。据1947年《香港工厂调查》[69]等材料，冠全球织造厂、金山织造厂、远大祥制纽厂、国光制漆公司、中国公司果子厂、香港烟草公司等，又在内地新建了分支。但随着内战的加剧，港商与内地的联系大受制约。因为国民党区域金融波涛迭起，物价奔腾，工商百业凋零，市场萎缩。面对旧政权统治秩序的崩溃，内地资本唯恐避之不及，港商亦视往内地发展为畏途；粤港间非法贸易空前严重，据揭露每年走私货物，竟然超过正常贸易的1倍以上！[70]对此，正当的工商业势难竞销；国民政府将难以控制的金融风暴归咎于社会游资，并视香港为游资活动的大本营，对其采取封锁措施，先是禁止内地与港粤的汇兑，继之停止港币入口接汇，演变成海内外华资正常交往渠道的危机。
2.联号建立的规律及其作用
近代海内外华资企业建立联号的现象非常普遍，根据对一些典型企业广告的追踪查寻，可知联号建立的一般规律是：业主先在对方地区传媒上登载广告，寻找代售代理、招商招股，条件成熟后即开设分支行店。如南洋永安堂于1921年年初在港岛南兴源设总代理，翌年在穗港万安隆设总经理，1929年设香港分行，后又在穗、汕、沪、厦、津、福、梧等地设分行或药厂。[71]企业联号在清末即已不少，但以民国前期所建者最多，这与近代华商资本的发展趋势相符合。
联号企业的经营活动呈双向互动关系，联系面极其广泛。对大量企业个案进行归类综合整理的结论是：双边联号的产生以粤港之间最早，数量最多（尤其是总行总店在广州或香港，分行分店在香港或广州的情况最为典型）；沪港之间居其次（民国时期，上海企业往南拓展显著增多。由于沪港间的企业联系一般都与粤商挂钩，故港沪联号大都涉及三边）；联系其他省区的情况相对较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多联号成长为覆盖国内外的多边联号企业，如马百良药行在民初成为佛、穗、港、汕、暹（罗）、叻（埠，即新加坡）联号；香港广东银行为港、沪、穗、汉、暹、纽（约）、三（潘市）联号金融机构。在企业史上，原先的总行分行往往会根据形势相应发生变迁。如南洋烟草公司起源于香港，清末在穗、沪设支店，民初改为分公司，后由于上海的业务发展迅速，遂成为总公司，香港部分降为分公司；广东捷和钢铁制造厂于抗战初设香港分厂，得到较大发展，战后省港两地总、分厂的位置便调了头。[72]
鉴于内地和香港在市场、关税、政府政策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故联号企业在经营上有明确的分工。一般讲内地部分主要负责内地市场的产销，香港部分则分担联系海外的业务。如陈李济联号便因合理的分工，既解决了市场的竞销问题，又避免了产品进出口关税的麻烦。[73]在原料和资金方面，联号内互相调剂挹补。如广州土洋染料业大户以经营批发为主，且偏重进口商品，因其都有香港联号，可通过其向各国洋行订货；[74]大型百货商店需要较广的联系面和雄厚的资金，故一般都有联号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