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华商主体的来源

（一）早期香港华商主要源自内地

近代香港居民绝大部分来自广东沿海地带。100余年内，曾出现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内地人口、资产迁港潮流。

在香港经济开始运转之初，即有小商贩从附近东莞、归善（今惠州）、新安等县迁入，经营很兴旺。早期香港买办原来活跃于珠江三角洲地带，到港后结成买办世家和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排他性买办集团。香港开埠不久，已有买办自立行号，开始兼有商人身份。^[1]这些人是香港华商的起源。

太平天国运动时，华南局势动荡，许多人逃港避难。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割占九龙，港埠得以扩展，贸易与航运皆蒙其利，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前来寻找机会。在这些移民中，许多是举家迁徙的，与早年几乎全是只身赴港的情形已大为不同。内地行商、富户到港后，即买地开店经商谋利，使香港出现了开埠后“仅见的蓬勃现象”^[2]。又因美国和澳洲发现金矿，内地经由香港出国的人数激增，也刺激了华商社会的兴旺。

随着香港与南洋、北美一带航运的开拓，商贾往来渐繁。华商成功地运用传统的经营方法，把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连接起来，这就是沟通南北洋交往的南洋庄和横贯东西方向的金山庄。它们分别代表着来自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的商人势力，并构成港商的中坚力量。如潮汕人陈宣衣、高楚香分别在港岛创设乾泰隆和元发行，开了南北行业之先河；^[3]新会人李升于1854年避战乱举家迁港，经营礼兴号、和兴号等金山庄，富甲一方。^[4]

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东方最大的转口港。华南商民赴港设栈经营、拓展业务的情况大为增加。为了适应中外贸易频繁、外埠及广东内地各乡汇兑之需日增、香港本埠金融调节之需愈殷等情况，创立了香港银号，其业主以粤南海籍人最早、势力最大，顺德、四邑人次之。^[5]此时，香港也是内地居民移往海外的主要转运站，如1883—1898年，华人经香港出国者近100万人，同期从海外返回香港和内地的华人，每年带回香港的财富估计在千万元以上。^[6]这为香港华商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香港华资最早萌生于商业（尤其是从事于国际转口贸易的行业），是由香港自然地理位置和近代中外经贸关系所决定的。广东毗邻香港，素来商业气氛浓厚，粤商向外发展非常突出。如《潮州府志》记载：“潮民逐海洋之利，往来……如履平地”^[7]；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宣称粤地可谓“天然商国”^[8]。开埠后的香港正好给了粤商向外拓展和大展身手的机会，地利与人和的特殊背景，有利于其在港捷足先登。而主要脱胎于粤商的港商亦继承了经商的传统和擅长，以经营转口贸易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纵观港商历史，出身粤籍者始终居于主流，早期的港商甚至就是粤商在海外的一个分支。在清末，粤商许多人兼有港商、侨商的身份，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据闻其“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一二十万人”^[9]。而按香港人口统计，清末时最多也不过40万人，这充分反映了早期香港华人来源的地域集中性、华人社会的高度商业化及粤商在港的优势地位。

港沪航线开辟于鸦片战争后不久，吐纳北方货客。但沪商涉足香港相对较晚，起初主要限于银行、保险、医药等行业，如中国通商银行香港分行于1901年2月开张；^[10]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中法药房和五洲大药房等驻港经理处，也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11]

民国成立后，内地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贫者感生计之困难，富者苦兵匪之蹂躏，自不得不为避地图存之计，而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12]。每次动乱都会引发逃港潮，如1911年11月，广东民军起义，合省震动，富户人家纷纷迁逃香港；^[13]1919年夏，龙济光军与滇、桂军在广州连战月余，市民每日逃港者达八千人之多。^[14]驱龙成功后，粤省长出示劝告商民回省复业；^[15]1923年，广东战事绵延几至一载，“富人多避港澳”^[16]。此时，香港华人数量已达80余万人，比辛亥前增长了1倍。^[17]许多腰缠万贯的清朝遗老遗少、失意官僚政客等，也加入了新移民的行列，如许应骙之子许秉璋、骆秉章之后裔骆绪初、冯溥光父子、梁宦、陈望曾、陈伯陶、苏志纲等，拥有巨资，一切经营，如地产、银号、南北行庄等，莫不长袖善舞，获利不赀。^[18]唐绍仪等创办的上海金星水火保险公司，朱庆澜、温宗尧等倡办的上海兴华制面公司也设立了香港分公司。^[19]

国内各地商民视香港为“世外桃源”，纷纷前去投资创业。如20世纪30年代初，广州石印业蓬勃一时，各大厂均增设香港分厂，达到该行业的“黄金时代”^[20]；织造业为香港最重要的工业，所用粗纱多为沪产，该行业在20世纪30年代初渐臻发达，“主事者多来自上海”^[21]。香港报纸杂志上充满内地企业五光十色的商业广告，仅据笔者粗略统计，民初粤沪华商在香港新创建的分支企业即数以百计。其他如北京盐业银行、同仁堂、达仁堂；天津同裕堂；厦门淘化大同罐头公司；梧州西江航业公司，也在港设了联号。可以说，此时港商的来源已扩大到全国范围。

抗战前期，由于香港置身于战争之外，地位“稳固而保险”，遂成为内地资本大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首先兴起的是上海工商企业的迁港潮。当沪战发生时，上海资金已有流港之征象，及上海沦陷后，许多高等人士迁港作寓公，将存款移往香港，“故上海资金源源流港”^[22]。除了银行和商店外，迁港数量最多的是工厂主，他们或建分厂，或设分行所，也有不少将整个企业迁港营业的。^[23]广东工商企业的迁港潮继之于后。1938年10月，广州等地沦陷，粤商大批入港，其规模宏大，涉及面宽广，包括机械、织造、小五金、制药、火柴、抽纱、制漆、电筒电池、食品、金融、餐旅、爆竹、草席、印刷等诸多方面。这种情况，促使香港华资经济“大见蓬勃”，各业经营“异常发达”^[24]。

据战时《大公报》调查材料，内地逃港人群中，拥资100万元以上者计有500余人、拥资1000万元以上者有30人、拥资亿元以上者3人，这些人移居香港后继续经营工商业。^[25]省港线成为中国外贸的主要途径，香港的贸易“超过从前黄金时代”^[26]。内地大量游资抵港，香港金融时常异常活跃，又成为金融枢纽。商民猛增对港英政府的税收亦十分有利，香港西商会分析认为：以沪粤为主的内地工厂和商行大量迁港，推动了本埠工商经济的大发展。^[27]

日占时期，香港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抗战刚结束时，香港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均不景气，尤其是资金和人才极缺，故“未能恢复战前的繁荣状况”。但大规模内战爆发后，香港再次获得内地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的挹注。首先是豪门、富商携带巨资迁港。1946年由广州私运香港之白银估计价值400万美元。^[28]此后几年内，从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5亿美元。^[29]其次是内地各大厂家都在做迁港之准备，从1947年起，上海、江浙一带的商帮、金融巨子、大厂商已有不少南移，他们带着称雄于内地的资财，举家迁港，展拓新的地盘。^[30]正是得益于及时融入内地资源，港商才得以较快地摆脱不景气之阴影，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海外华侨亦为港商的重要源泉

港商和华侨有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人们通常将港商亦视作华侨，因为香港被英国统治，属于“海外”范畴；华侨商人祖籍大都源于粤闽，多经由香港北上投资，故人们习惯上将其与港商视为一体。但实际上两者在严格意义上仍有区别，只有在香港投资经营后，侨商才具有或兼有了港商的身份。

清朝末年，华侨回国投资形成高潮，由于香港具有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和优越的港口、商贸环境，是一个理想的桥头堡。华侨商人看中了这一点，认为“海禁即开，环球互市”，香港乃“航路转枢之中点，商务之旺未有穷期”^[31]。一时富商巨贾创设大公司接踵不断，并与向内地的展拓紧密相连，如四邑轮船公司、省港轮船公司、中国轮船公司；先施、光商、真光、永安百货公司；源安、源盛洋面火烛保险公司；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等，真可谓“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32]。

进入民国，华侨对香港的投资仍方兴未艾，尤其是银行业异军突起。1912年，旅美华侨陆蓬山等集股轫创广东银行，是为香港首家注册成立的华资银行。随后，香港工商银行、华商银行、康年储蓄银行、东亚银行、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嘉华储蓄银行、金华储蓄银行、永安银行、香港汕头商业银行等，接踵成立。它们由华侨投资，在香港注册，总行设于香港，但业务都伸展到内地，建有不少分支行处。此外，新加坡四海通银行、和丰银行（1933年改组为华侨银行）等也创建了香港分行。^[33]20世纪30年代，港粤系和福建系的华资银行活跃于闽广及南洋一带，是华侨金融之枢纽，负有沟通海外侨胞和祖国经济联系的使命，因而被时论称为“华南财团”^[34]。

华侨在香港的其他投资也很多，较重要的如集资购械设厂试制胶鞋底，推动了省港树胶业的迅速发展；^[35]余仁生、余道生等在港岛收购经营大片地产；^[36]华资创办的新南海轮船公司、大新百货公司、先施化妆品公司、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二天堂药品化妆香品厂、维新织造厂、大东酒店、亚洲酒店等，都有较大影响。

1937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所列工商界人士闻人中，即有相当部分源于华侨。而马应彪、陆蓬山、郭乐、郭顺、简照南、简玉阶、马玉山、蔡昌、蔡兴、黄焕南、胡文虎、韦少伯、区伟国、陈少霞、刘鸿基、余仁生等，都因在港拥有宏业或长期经营，成为港商中之佼佼者。华侨的大量投入，更加壮大了香港华商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