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尾声：言论自由的“想象力”

在梳理了“街头发言者”模式所受到的挑战和网络时代言论自由发展的趋势后，我们不妨借用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1959年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108]来谈谈“言论自由的想象力”。

在前网络时代，“街头发言者”模式曾极大地释放和促进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想象力。它高度形象、简洁和清晰。无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还是历史叙事，“街头发言者”模式都“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它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中复杂的言论自由争议，又能反过来指导人们实践。

然而，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当现实开始超越理论，原本“先进”的理论则会变成想象力的羁绊和束缚。进入网络时代，现实中的言论自由争议变得日益复杂多样。正如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判决的第一修正案案件所体现的，目前围绕言论自由的“斗争”集中在对竞选经费的规制、^[109]制作和贩售类似斗狗等与动物有关的血腥和残酷视频、^[110]涉及暴力的电子游戏、^[111]反同性恋群体是否可以在阵亡士兵葬礼旁抗议、^[112]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电视直播中出现“脱口而出的脏话”（fleeting expletives）的规制、^[113]国会是否可以立法禁止和惩罚那些谎称自己曾获得军队荣誉勋章的人^[114]等。读者不难发现，这些争议复杂、分散和不成体系，甚至有些“非典型”和“非主流”，它们并不符合传统或经典的言论自由想象。我们很难继续套用“街头发言者”模式或“申克—布兰登伯格”主线。

面对经典理论的“失灵”和落伍，不少学者和教科书却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巴尔金和列文森在《法律经典》中就曾犀利地指出，面对美国社会最热门和重要的言论自由争议，多数美国主流第一修正案教科书却只将其编入“其他问题”一章另册处理。^[115]换言之，这些学者幻想着继续维持经典理论的荣光，在不撼动原有“中心”或经典的前提下，只进行些边边角角的“修补”。可是，当现实中最重要的问题只能算“其他问题”，当“其他问题”无论在篇幅还是重要性上都逐渐超越前面的“中心”或“主体”时，人人都清楚“主体”与“其他”、“中心”与“边缘”间的关系其实已发生颠倒。当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被修正的无疑应是理论，而非现实。

在网络时代，仅靠一套“街头发言者”模式就“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我们应该直面真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不应出于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恐惧而抱残守缺着已经过时的理论。或许我们还能再找到一个像“街头发言者”一样“简单好用”的理论，或许永远不能，因为现实已经变得高度技术化和复杂。但当务之急在于先“破”后“立”！只有先告别“街头发言者”，才有可能重新释放出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想象力。

本文的写作受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资助。

作者：左亦鲁，系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