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经由“意向阶段”（2002年之前）、“起步阶段”（2002—2007年）、“拓展阶段”（2008—2016年），进入规范发展的“深化阶段”（2017年至今），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随着东盟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其研究兴趣逐渐增强。国内外关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联盟建设的阶段进展、中国—东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通过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万方数据、维普中文科技以及百度等文献资源系统，以“高等教育合作”为主题，按精确检索方式，检索到相关中文文献共计302条，其中，博士论文13条，硕士论文51条，期刊文献238条，专门研究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著作1本，专门研究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著作没有，其中部分章节提到的仅有13本，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东盟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化政策，等等。通过CALIS、Wiley-Blackwell、SAGE、EBSCO、Emerald、Google等外文资源数据库查阅国外有关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相关资料，检索到相关外文文献共计477条，其中，学位论文13条。以下就查找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按照四部分进行综述：第一，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第二，关于高等院校战略联盟建设的研究；第三，关于东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第四，关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研究。

（一）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

对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研究，国外主要从高等教育合作、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国内主要集中在区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区域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学科创立等方面。

1.关于高等教育合作形式与效率的研究

国外关于高校联盟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市场推力比政府力量更能影响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Beerkens指出，作为高校之间一种松散性合作形式，高等教育联盟组织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Martin、Samels认为，联盟不同于合并，战略联盟是动态的、暂时的、灵机的。Eastman J.和Lang D.根据高校自主性的高低、合作机制的差异以及控制程度的强弱将高校联盟分为协营模式、结盟模式、互营模式、个别单位结盟以及合并模式。^[9]

2.关于高等教育合作的有效性研究

Eckel提出了课程联合开发体的学术联盟形式，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Joyce M.Czajkowski 认为，相互尊重与信任、共同的目标、清晰的角色和责任、频繁的沟通、充足的人力资源是高等教育合作成功的要素。朱剑以美国五大联盟为例，探讨了高等教育联盟合作有效性的因素，即大学之间的文化认同、合作内容的丰富多彩、良好的管理保障和资金保障、学校间的互补性。^[10]

3.关于高等教育合作过程研究

Doz、Arino和Torre将高等教育合作分为基础工作建构、正式化以及评价与调整三个发展阶段。Cummings认为，合作成果与大学之间的协调沟通成本及地理距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Griffin G. E.认为，高校联盟的有效运行需要有效的预算计划、对教育项目市场的快速反应、一个明确而又能有效促进领导协作的沟通技能。为此，要设立一个小而新的委员会，提供快速审批程序与市场研究，不断开发新的项目，发现新的机遇。^[11]

4.关于高等教育合作的聚集性研究

Katz指出，大学科学合作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经济、政策和语言等。Zucker等强调知识在地理空间溢出现象的存在。综合而言，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合作的自愿性、共同的目标、良好的沟通以及充足的资金，是高校合作良好运行的共同要素。

5.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苏联经济学者斯特鲁米林首次提出基于工资的劳动简化系数法，将劳动质量修正思想运用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教育对经济贡献的测量中。以Schultz、Denison、Becker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提高个体的生产率，进而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Lucas、Romer强调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性。De Meulemeeste和Rochat通过计量经济学评估当代经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国内，吕颖认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最直接的表现是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来增加消费，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GDP的增长作出直接贡献。^[12]崔玉平采用丹尼森的算法——教育综合指数法计算出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48%。^[13]樊华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内外部作用分析，证明作用是正向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84%。^[14]

6.关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研究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内外学者对此研究各有侧重。国外学者在研究二者关系方面，主要着重研究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大学的贡献率为出发点，强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崛起是高等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19世纪中期，在美国《莫里尔法案》出台的背景下，“威斯康星”思想首次提出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开辟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的先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视劳动力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15]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德里克（Derek Bok）认为培养人才以及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使命和责任。林顿（Layton）和爱尔曼（Airman）指出，大学要与社会部门合作，满足社会对教育资源的需求，组织时效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16]美国州立大学的学院协会会长A.W.奥斯塔（Aosta）提倡的“相互作用”大学不仅使大学所在社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且为大学自身摄取资源拓宽了社会范围，双方建立了积极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科学的办学定位实现了“相互作用”大学的最初发展战略。^[17]美国学者布鲁斯（Bluestone）在传统经济的影响下修正和推进了研究成果，以培养熟练劳动者为出发点研究高等教育对区域影响，布鲁斯认为主要影响包括两方面：第一，直接影响经济增量产生；第二，通过批量培养技能娴熟的劳动者，提高其工资福利待遇，以此增加二者正比关系，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教育投资，转变人力资本聚积方式，改善地区经济的税收收入。^[18]以Caffry和Isaacs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消费可以在区域发展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高等教育可以拓展区域的经济基础建设。^[19]国内学者如张振助在《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研究——中国的实证分析及策略选择》中提出，高等教育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耿涓涓的《西部省区基于提升竞争力的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提出竞争力强的高等教育将会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王守法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中，分析了优势高等教育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作用比较明显。

7.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研究

对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围绕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展开的，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哲学等特殊视角进行了探讨。

张阳以高等教育规律论、教育经济学和人力资本论作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从三个不同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审视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如何系统发展的问题。第二，研究如何发挥高等教育为区域发展服务的职能。第三，论述增强人力资本投资能获得巨大经济社会效益。贯穿全文的主旨是既要尊重高等教育的元规律，又要坚持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20]董泽芳等提出的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理论基础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指出外围环境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区域化合作，有利于教育及时对所在区域的社会环境转变做出敏锐的反应，为区域经济社会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其次，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该理论指出“受益”和“能力”双要素，决定了教育的需求和供给，地方政府有责任提高高校综合实力，地方高校不仅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更要拓展投资渠道，增加投资主体。最后，非均衡发展理论从经济学视角探讨高等教育区域化内、外部资源整合的协同机制，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进程，导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与专业结构设置失衡。加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促进资源顺畅流通，改善区域社会发展的非均衡状态。^[21]周江林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论述：通过教育学视角利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论、第三职能论来阐述高等教育内部规律，就教育论教育，突出元教育的内涵；在哲学视角通过全息结构理论把高等教育作为整体系统进行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研究；透视交叉学科的教育成本分担论、教育方针论和非均衡发展论说明地方政府与高等教育区域发挥的权利制衡关系。^[22]贺祖斌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学分析》，从生态学视角透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状态，以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为基础，优化生态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以生态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为依据，明确高等教育改革目标，积极推进生态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战略。^[23]夏鲁惠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基于高等教育区域化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区域布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区域化、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模式等进行了系统探讨。^[24]吴岩的《高等教育强国梦——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论》，从国家主体功能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视角，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先导、伴生、跟随三种关系，构建了政府主导、科教支撑、生态驱动、市场调节的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模式。^[25]

8.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战略研究和个案研究

茹宗志等的《“关—天经济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可行性与对策》，基于“关—天经济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对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进行了探讨。眭依凡的《长三角高等教育合作行动》，提出了我国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战略合作构想。张铭钟的《西北五省（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模式构建》，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入手，提出了西北五省（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模式及发展策略。^[26]张秀琴的《东亚峰会框架下的高等教育合作》，借东亚峰会高等教育合作论坛，勾画了东亚峰会框架下的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李汉邦等的《京津冀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基础、难点和发展策略》，基于京津冀经济圈的整体构架，对京津冀高等教育区域合作进行了探讨。

9.区域教育学学科创设研究

从发展学角度，深入探讨区域间教育发展的问题，建构区域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代表作有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焦瑶光的《区域教育的兴起和区域教育学的创立》等。其中，《发展区域教育学》对区域教育发展模式、需求、供给、目标，以及区域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教育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教育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区域教育、省域市域和县域教育发展、不同发达程度地区教育的发展、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的发展、区域教育发展的国家目标、区域教育发展的积极差别政策、区域教育发展的体制创新等，进行了系统探讨，提出了发展区域教育学的学科架构。^[27]

国外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最初始于对大学战略联盟的探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成为必然趋势，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推进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研究达到高潮，并呈现专门化、学科化态势。

（二）关于高等院校战略联盟建设的研究

高等院校战略联盟，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学界主要从战略联盟理论、战略联盟动因、战略联盟价值、战略联盟分类、战略联盟机制和战略联盟绩效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关于战略联盟理论的研究

20世纪末，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战略联盟急剧增加，战略联盟由此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产生了对这一时期战略联盟形成的动因、运行、评价进行分析的系列成熟理论。

利斯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率先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概念。威廉姆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为战略联盟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彭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首次提出资源基础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约翰将资源基础理论引入战略联盟研究领域，提出企业应该从技术、文化、目标及风险四要素寻求建立战略伙伴。Das与Teng构建了更为系统的战略联盟资源基础理论，提出战略联盟是企业共享资源、提升竞争优势的强力手段。Kogut、Zander在《企业的知识、整合的能力与技术的复制》中提出，知识是组织的基础性资源，它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核心能力。

2.关于战略联盟动因的研究

推动联盟形成的原因，主要有政府推动说。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政府在高等学校联盟的形成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其代表作有王英杰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叶文梓的《中国普通高校联合办学发展初探》。市场主导说方面，西方多数学者认为，市场力量比政府力量更能影响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战略合作是市场竞争取胜的有效手段。其代表作有柯森的《高校校际合作办学促进论》，郑晓娜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校战略联盟成为必然》。高校需求说方面，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联盟的建立，是基于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自我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高等学校联盟的终极目标。其代表作有胡蓉的《我国大学城的重要共享问题研究》，湛俊三的《地方高校战略联盟研究》^[28]，胡艳婷的《高校战略联盟研究》。^[29]

3.关于战略联盟价值的研究

李卫邦提出高校联盟成立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共享，避免资源浪费；二是为了促进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三是为了培养创新人才。

4.关于战略联盟分类的研究

于洪良、孔爽认为大学联盟的形式目前主要有三种：跨省域的大学联盟发展、省域内的大学联盟发展和大学的校际联盟发展。刘艳红、王庆林（2012），将国际大学联盟分为六种，其中划分依据有三：地理位置、合作范围、成员性质，六大类分别是：区域性联盟、全球性联盟、单一性联盟、全面性联盟、同质性联盟以及异质性联盟。湛俊三按组织模式将其分为星型模式、平等模式与联邦模式三类。樊彩萍按地理位置、合作范围、对象数量、力量对比，对立面模式进行了划分。

5.关于战略联盟体制机制的研究

王奕、李华通过研究美国大学联合会（AAU）、英国罗素集团、澳洲八校联盟（Go8）这三个国外著名大学联盟的运行机制后归纳推理出一般大学联盟运行方式、机构设置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管理体系、决策体系以及质量体系。刘清伶、袁源通过分析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的章程推出该协会的机构设置。他认为，该协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举一名校长作为大会代表，管理体系由理事会负责，在理事会下分社财务处负责财务工作。刘丽、刘丹分析了波罗的海大学联盟的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职能，该联盟的机构设置和其他大学大致相似，都有董事会和秘书处，但是多了一个国家分理部。

6.关于战略联盟绩效评估的研究

国外学者指出，高等教育联盟存在组织的、程序的和文化的障碍，联盟成功的因素包括重要机遇的存在、合作的自愿性、清晰的战略、有利的时机，以及耐心与毅力。Joyce Czajkonwski提出，尊重与信任、共同愿景、角色与责任、频繁沟通和人力资源保障等是高校联盟建设的重要因素。^[30]国内学者朱剑指出，联盟成功的要素主要有：文化认同、合作内容多样、管理和资金保障、学校之间的互补性。概言之，高等学校战略联盟合作的自愿性、共同的目标、良好的沟通，以及充足的资金，是联盟有效运行的共同要素。

（三）关于东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东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及现状、东盟高等教育发展特点与未来发展展望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

1.关于东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及现状的研究

由于存在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东盟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大体都是从殖民附属到独立自主，从完全公立到公私立并存，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单一性到多样性。模仿西方殖民宗主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并移植至本国的方法，使东盟各国高等教育早期发展迅速。强大的示范作用诱使从众趋同和生搬硬套，按照法国、英国、荷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方式加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越强大，后进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步子就迈得越大，跳跃性发展也就越显著。^[31]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大多数东盟国家面临着高等教育盲目扩张后的教育资源严重缺乏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问题。过多的专门人才的培养，不仅超过了国家所需人力资源数量，更使学生质量参差不齐，造成大量学生失业。数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未能同步，导致了“学历主义”或“文凭病”的恶性循环。^[32]

21世纪东盟各国根据新形势重新审视了大学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积极扩大了大学的自治权，建立起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新机制，增强了大学的适应能力与学术活力。成立于1995年的东盟大学联盟（ASEAN University Network，AUN）更是在东盟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总体目标是通过促进东盟各国优先发展领域的交流学习与合作研究，加强东盟高校之间的合作。具体目标是促进东盟成员国科学家、学者之间的合作，加强该地区的学术与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源开发，创造科学知识和传播科学信息；核心目标是促进学术流动、提升东盟意识、增进东盟学生之间的了解。^[33]目前东盟各国的高等教育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基本可以分为高、中、低三档，第一档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第二档是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较发达的国家，第三档是以越南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不发达的国家。其中，泰国是中南半岛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国家，其私立高等教育非常发达，占泰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泰国政府注重为私立高等学校投资，加强立法管理。老挝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高等教育法规不完善，体系不健全。20世纪50年代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开始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征程，颁布《高等教育法》，制订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34]

2.关于东盟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

东盟国家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不断强化质量管理、合作办学，努力提升办学效益水平。跨国教育进行的研究主要有2003年Ching-Mei Hsiao的博士论文，文中指出东盟国家的跨国教育存在地域特点影响下的问题，如文化信仰问题、东盟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区域学生流失问题等。^[35]例如，菲律宾截至2014年其大学数量已经超过1600所，入学人数达到了250万，已经迈入世界高教大国行列，但其绝大多数大学都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野鸡大学”，毕业生的水平甚至达不到专科水平，实质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车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的开放大学将一些时髦的对经费要求少的专业迅速开设与扩张，用低要求的入学条件将全国学生总数的70%收入囊中，教育质量一落千丈。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对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的质量控制，导致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整体质量相对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明显下降，下降幅度与毛入学率成正比。^[36]2006年Annick Corbeil发表了关于新加坡跨国高等教育项目中的国际学生问题的硕士论文The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Singapore，详细地阐述了新加坡与国外（主要是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合作项目的状况，深入地分析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新加坡留学的基本情况、学习与学术上的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更进一步地深刻分析了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情况。^[37]

张建新编译的《东盟大学联盟质量保障的经验》一文中指出，东盟大学联盟质量保障不仅被看作为重点大学开展的“精英联盟”，而且也被认为是为本地区所有大学设立的一个组织。只有当本地区所有大学都致力于加强质量保障进程的合作，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才能得到总体发展。^[38]东盟的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在十多年的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张成霞编译、Choltis Dhirathiti所著的《构建高等教育合作关系：东盟大学联盟在东南亚的实践经验》，将目前东盟高等教育整体问题归纳为信息分享问题、教育质量问题、交流费用问题、教育制度问题、心态意识问题与个人能力问题。更从区域学生流动、跨境学术合作、跨境高等教育合作的体制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了东盟大学联盟在区域教育合作中的合作与交流项目、机制。最后，对东南亚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做出展望，提出五个战略目标：第一，多学科综合协作研究；第二，培养优质劳动力；第三，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及能力提升；第四，构建知识型社会；第五，强化东盟意识。^[39]

3.关于东盟高等教育发展特点与未来发展展望的研究

大学是践行一国高等教育政策与方针的具体组织与机构，更是国与国之间进行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虽然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各国著名大学的发展与壮大都与注重特色的培育密不可分。东盟著名大学的特色可归纳为：第一，革新管理体制，大学自治自主发展；第二，办学理念秉承历史，凸显特色；第三，办学目标明确，发展规划合理；第四，学科专业设置注重本土性、区域性与国际性的结合；第五，积极应对全球化，广泛谋求国际合作与交流；第六，基于特色的大学发展之路。^[40]总而言之，东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点有：与国际教育接轨；与本国国情结合；与国际市场联系。^[41]

东盟在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合作发展中，积极构建基于特有的“东盟方式”下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努力为东盟高等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合适的土壤。第一，关注语言、技术与能力建设；第二，建设更宽广的网络系统；第三，继续加强东盟认同建构；第四，加大高校教师培训力度，增加交换项目，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管理水平，缩短成员国间发展差距；第五，开展对青年基金项目的有效指导和实施过程的阶段性评估。^[42]同时，东盟区域内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也受到东盟各国的普遍重视。“协商、平等、互惠、无歧视”原则，是东盟传统的工作和决策方式，实践证明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培养学生就业与创业意识；加强高校间交流，培养东盟认同意识。^[43]

（四）关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向前推进，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双边、多边交流合作切实增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更加密切，并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1.关于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基础、现状及特点的研究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进一步升温，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留学生交流成为双方教育交流合作的主轴；第二，语言教学成为双方教育交流的热点；第三，教育合作内容日益丰富。^[44]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可分为国家层面合作、地方层面合作与学校层面合作。^[45]中国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形式主要有留学生市场的开放、合作办学和汉语推广。^[46]

2.关于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问题的研究

由于在文化传统、高等教育发展程度、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与东盟在近10年的高等教育合作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根据对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分析，中国与东盟的文化合作中，还是存在师资力量不足、教材编写不规范和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以及东盟各国普遍具有的所谓的“文化威胁论”和软实力之争。^[47]同时，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方面也有很多不足。第一，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教育体制差异，学分、学历和学位不能互相承认；第二，双方合作办学和教学的层次不高，缺乏大量实质性、紧密型的国际合作办学；第三，双方在合作交流中仍受到经济制度、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观念影响。^[48]在日益重要与活跃的跨国高等教育服务领域，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一直不温不火。第一，中国—东盟留学市场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开发；第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学分、学历和学位互认制度尚存分歧，亟待完善；第三，我国留学生教育存在整体结构性失调；第四，留学生奖学金覆盖率与东盟国家留学生总人数不相匹配；第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低。^[49]

3.关于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策略与未来展望的研究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各有优势和特色，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第一，继续完善质量评估与资格认证体系；第二，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课程设置国际化；第三，强调民族化，重视道德教育，突现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第四，针对不同层次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合作与交流；第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双语教学；第六，组建“高教集团”，规范中介市场；第七，完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相关法规。^[50]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未来将朝四个方向演进：第一，留学市场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第二，合作办学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第三，高等教育合作途径上的创新；第四，高等教育合作参与主体的多元化。^[51]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继续深化发展，仍需各国的共同努力。第一，改进现有的留学生政策，进一步开发东盟留学市场；第二，改革课程内容和授课形式，建立特色课程体系；第三，与东盟各国完善教育领域的学位互认制度；第四，提高双方合作办学的层次和质量；第五，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是加强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根本措施。^[52]

4.关于中国西南省级地方政府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研究

由于地域与经济的双重因素，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与规模基本呈现出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不均衡分布状况。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在西南边疆几个省级地方政府与东盟各国之间进行，尤以广西与云南为典型。

（1）广西壮族自治区省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作为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桥头堡”，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盟的教育主要以留学生教育和合作办学为主^[53]，合作障碍主要有制度层面、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等问题。^[54]合作办学方面还存在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承认问题、生源问题、合作对象问题、办学层次问题、合作办学质量问题和对合作办学的监管问题。^[55]广西地方高校应结合本身特色，增强区域教育合作意识，进一步优化与调整学科结构，积极推动与东盟合作办学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第一，切实扩大普通高校规模；第二，提高办学层次，协调科类比例；第三，适当调整人才培养规格。^[56]

（2）云南省、贵州省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云南省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现状，第一是作为云南省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的对外汉语教育稳步发展，第二是面向东盟留学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是东盟留学生招生专业不断扩大。但是，云南省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高等教育的跨国质量评估与资格认证机制尚未建立，云南省高校课程国际化水平普遍较低，面向东盟国家的留学生教育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57]当前形势下，一是要整合资源建设以昆明为中心的面向东盟的国际教育基地；二是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合作办学，并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三是加强重点和特色学科建设，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58]目前，贵州省内的东盟留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与专科生，主要分布在贵州大学等，主要集中于金融、外贸与计算机等专业。

（五）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践也有很多成功案例。而对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专题研究，散见于区域发展研究、区域个案研究或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之中，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和合作形式方面，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极少。大多数关于此方面的研究都停留在政策理论层面，研究视角比较单一，虽然对我国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有所借鉴，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核心、关键问题。目前，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进入规范化“深化阶段”，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相关政策制度迫切需要制定，体制机制需要完善，平台桥梁需要搭建。

1.关于研究方法问题

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成果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但定量研究仍显不足，对数据的分析过于简单，大多停留在数据罗列层面。不少研究只采用简单的描述统计方法，对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系统深入，提出的对策往往只是凭借主观经验泛泛而谈，缺乏对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实证研究，局限于从文本到文本的文献研究。研究视角单一，眼界不够宽阔，缺乏区域经济学、现代政治学、文化现象学、发展战略学等多学科范式研究，研究成果缺少广度和深度。

2.关于研究对象问题

从研究对象上看，已有成果大多循着高等教育合作背景、合作形式、合作问题及合作策略的思维逻辑而展开，而且仅仅停留于教育学的单一视角层面进行探讨。在面对中国—东盟自贸区提档升级、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加快东盟共同体建设步伐的宏观背景下，在分析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推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时候，大多数学者未能系统地把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要素影响，捕捉中国—东盟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区域与国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分析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运行体制机制、政策制度、平台建设等，揭示其面临的挑战及勾勒未来发展愿景。

3.关于研究意义问题

从研究意义上看，国内学者能够以客观的态度，结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站在国家视野和国际视野的高度，借鉴欧盟、北美等国外高校战略联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经验，提出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运行模式方式。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早期合作现象描述的层面，对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运行机理、组织架构、政策体系，以及对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战略审视，还比较欠缺。而国外学者大多描述的是东盟各国根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未能深刻揭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不仅是双边高等教育理论发展与实践改革的理性诉求，而且是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增强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往来，促进区域安全，强化文化认同的内在要求。另外，专家学者们对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学科意义的探讨，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总之，通过已有研究，一方面，可以有效掌握欧盟、北美、非盟及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深入推进提供思考方向，有助于推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实施主体是中国与东盟各国，东南亚国家的民俗、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与我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既要基于文化多样性从整体上谋划设计，做出决策，以顺应各民族要求；又要以各民族文化的同源性、认同感为基础，将亚洲文化认同观念贯穿于共同体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为共同体建设夯实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