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选后的美国政治走向：政党重组与社会运动

2016年大选在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或许只有在若干年之后的历史回望中才能辨明。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本次大选不但加剧了美国两党政治的重组，而且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社会运动的浪潮。

2016年大选开启了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的新一轮重组与整合的漫长过程。如前文所述，蓝领中下层特别是其中的白人群体在本次选举中倒向了共和党，而且这种态势不仅限于总统选举层次，在国会选举等层次也有体现，如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两州的在任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都在被预期不佳的情况下顺利连任。

引发蓝领中下层这一关键选民群体变动的原因很复杂，但首要的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相对忽视工会群体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民主党为了扩大选民基本盘，将更大的热情倾注于建构所谓“身份政治”，吸引规模扩展加快的女性、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城市年轻人、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甚至是新移民群体。^[55]这种“马赛克化”的政党发展模式逐渐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利益表达置于边缘位置。民主党建构“身份政治”倾向的最典型体现是在非洲裔与女性候选人之间展开的200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以及奥巴马的历史性当选。长期以来，民主党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可以同步惠及白人蓝领中下层，但后者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少数族裔或移民群体的搭便车者。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来蓝领中下层“被剥夺感”加剧的情况下，民主党逐渐失去了这部分关键的选民群体。另一方面，与“身份政治”的影响同等重要的是民主党的“硅谷化”，即民主党人开始得到高新科技产业的支持，并为后者的利益代言。根据统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已逐步成为民主党的中流砥柱，其占比从1952年的12%扩展到2004年的将近60%，民主党阵营接受的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募款也逐年超过工会组织能够提供的水平。^[56]从盖茨到扎克伯格，从微软到谷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高新科技产业至少在短期内无法代表蓝领劳工群体的诉求。

面对“身份政治”与“硅谷化”造成的失去蓝领中下层选民的困境，输掉了2016年大选的民主党阵营正在面临重新定位的抉择。事实上，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团在选后重新选举领袖时，在任者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就一度遭遇了代表劳工利益的来自“锈蚀带”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发起的挑战。^[57]

而在2017年2月23日至26日即将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中，奥巴马时代的劳工部长托马斯·佩雷斯（Thomas Perez）和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基思·埃利森（Keith Ellison）成为热门人选，最终佩雷斯当选主席，并任命埃利森为副主席。虽然佩雷斯和埃利森被认为分属所谓“新民主党人”和“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但两人都具备有效回应“身份政治”与“阶层政治”的能力。佩雷斯是多米尼加裔美国人，曾常年在马里兰州和联邦政府层次主管劳工权益、民权维护、法律规制等相关议题，具有丰富政治经验、专业积累以及在联邦、州和地方层次的人脉关系。埃利森不但是非洲裔，而且是美国国会首位穆斯林议员，同时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也属于“锈蚀带”的边缘地区。^[58]佩雷斯与埃利森的出现，预示着民主党正在尝试在工会组织与少数族裔等群体的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从而达到扭转该党在蓝领中下层及“锈蚀带”地区的不利态势的目的。但就像埃利森本人时常因极端言论而身陷争议一样，在全球化冲击下的获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再度实现黏合，无疑是民主党未来需要应对的巨大考验。^[59]

反观共和党，传统上被宗教与家庭价值观牵引的蓝领中下层在本次选举中固然认同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但特朗普执政亟须的共和党党内整合势必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方面，特朗普的当选和他执政后的政策议程，需要巩固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构建的温和重商派、军事鹰派及宗教保守派等党内势力的联盟。另一方面，蓝领中下层群体的诉求能否与共和党党内各传统势力实现共处，将是特朗普时代共和党重组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最为外化而具体的现实问题是，一个由华尔街富翁、鹰派将军、极端保守派政党精英等组成的特朗普政府，将如何有效地回应蓝领中下层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追求公平的诉求。

2016年大选酝酿着新一轮的社会运动，这突出表现为阶层与族裔意义上的抗争倾向。在本次大选过程中，政治精英层面的“极化”对峙态势逐步下沉到普通民众层面，进而可能激发继“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首先，本次大选的过程与结果凸显了当今美国阶层、族裔等层面的尖锐矛盾。未来一旦特朗普政府无法有效地兑现承诺，求变的白人中下层完全可能掀起新一轮反抗精英层的社会运动。同时，由于特朗普在解决族裔矛盾与移民问题上并不积极，甚至还推出了所谓“禁穆令”这样的极端政策，不排除有可能不断涌现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类似的社会运动。其次，当前美国选民（2.19亿）结构已形成了“婴儿潮一代”（7490万）与“千禧年一代”（7540万）并立的双核结构。^[60]相较而言，“千禧年一代”受到金融危机及全球化的冲击更大，更渴望平等的机会与权利，更容易反对美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持续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力。再次，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所实现的动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特朗普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实现以所谓“永续竞选”（permanent campaign）为特征的执政时，自下而上被煽动的民意也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向政治精英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