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局面
特朗普的当选刷新了美国总统政治的多项纪录：继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来首位不具备政府工作经验的美国总统；至今最为富有和初次当选时最年长的美国总统。同时，特朗普是自20世纪70年代现行初选制度实施以来，首位在初选选民支持率未过半、大选选民票得票率未过半的情况下当选的美国总统。[41]由于毫无政府工作经验可循，判断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之一即他竞选期间的各种政策表达，但竞选语言往往与实际政策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来看，从特朗普政府所要面对的民意环境、府会关系以及决策团队构成等角度加以观察，或可为其内外政策走向提供一些预判依据。
第一，特朗普必须回应多层次的民怨压力与变革需求。特朗普得以当选的最重要选民基础是怀有不满情绪的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民众，因而他上台后必须兑现承诺，实现变革。又据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别国的事情让别国尽可能自己处理；认为美国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做得太多的人为41%；49%的受访者深感美国介入世界经济是件坏事。[42]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极可能表现出极强的“内顾倾向”，即将关注点聚焦在美国国内议题而非国际议题上，着力安抚选民的思变情绪，将解决国内问题作为首要政策议程，在提振国民经济、推动移民改革、解决族裔矛盾、整顿华盛顿政治等议题上拿出有效举措。
2016年11月21日，特朗普通过网络视频公布了一系列旨在回应国内民意诉求的举措，其中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取消能源产业就业限制、限制新监管规则、强化基础设施、调查劳工签证滥用以及加紧约束离任官员参与游说等。[43]这些承诺说明，特朗普正在尝试从“竞选状态”转入“执政状态”，但他也面临着无法兑现承诺的极强挑战。其一，与选举期间相对极端甚至不切实际的竞选语言相比，特朗普在当选后的某些政策阐述更为务实，甚至更具可操作性。比如，在移民议题上，特朗普虽然仍强调要在美墨边境建长达1000英里的边境墙，但事实上他只是延续小布什政府以来已构筑700英里边境墙的一贯做法，[44]此外，特朗普也明确澄清要先行驱逐具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45]又如，在奥巴马医改议题上，特朗普也公开表示将保留它的某些内容。[46]但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就任一周后即2017年1月27日就公布了禁止中东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总统行政令，即“禁穆令”。这种极度缺乏专业政策评估与执行部门协调的单边极端做法，说明特朗普急于回应选民诉求，甚至回归到了选举期间的极端轨道上。其二，特朗普目前提出的包括减税、反对现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一系列提振美国经济的举措，在实际操作中不但可能难以奏效，而且这种“减收增支”的做法也极易导致美国联邦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其三，虽然特朗普的政策议程以国内议题优先，但调整国内议题的过程也将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连锁影响，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公开表态。这种反对现行自由贸易安排、希望推进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安排的做法，必将引发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加速调整。
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经贸利益调整的牵动之外，考虑到“内顾倾向”和新当选总统本人不熟悉政策，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甚至对外战略极可能存在较大的迟缓性与不确定性。其一，特朗普将经历比以往各届总统更为漫长的“学习周期”（learning curve），[47]其完整对外战略的阐述可能要在就职后半年乃至一年后才会比较清晰。虽然当前美国两党在亚太战略上已具有高度共识，但特朗普政府的“新版”亚太战略的细节也极可能要等到2017年年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后才能公之于众。其二，由于选举期间并未得到共和党党内外交政策精英的支持，特朗普的外交团队极可能接纳更多强烈反对奥巴马外交政策、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官员与政策专家，甚至是某些非主流派人士。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但会扭转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的“廉价存在”，而且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意识形态介入与军事战略部署。其三，在对国际事务缺乏了解、在个性上易怒且易反戈一击的情况下，不排除特朗普会采取超出合理预期的超常举动，甚至是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上表现出偏执倾向。这种不确定性至少将贯穿特朗普“学习周期”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不断熟悉国际事务的“学习周期”相对而言是可以被塑造的，他完全有可能采用延续共和党传统的外交战略；但他的“学习周期”仍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变数：某些外交事务顾问可能利用特朗普在对外关系上的空白，误导他做出可能引发不可逆后果的外交动作；某些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特朗普的极端反应，可能会导致其“学习周期”的提前终止。
第二，特朗普面临着较为脆弱的“一致政府”。特朗普作为共和党人当选总统且共和党仍然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所谓的“一致政府”，这也是连续第四位美国总统首次当选后面对“一致政府”的状况。一般而言，“一致政府”下的府会关系有助于总统推进其内外议程，比较典型的近例是奥巴马在2010年推动完成了全民医改立法。但对于拥有“反建制派”身份的特朗普而言，他如何与国会共和党人保持合作，将是一个重要变数。其一，特朗普就任后的政策议程未必满足国会传统“建制派”共和党人的期待，比如，目前看，特朗普在边境调节税、财政预算调整、移民政策、自由贸易、气候变化、与北约关系、美俄关系等诸多议题上都与国会共和党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48]即便在分歧较少的领域，特朗普也完全可能处于对传统精英的不信任而无法与国会有效合作。这就意味着，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人要么实现妥协，要么回到奥巴马绕开国会、采取总统行政令等单方面行动推进其政策议程的老路上来。因此特朗普与国会的关系极可能重演卡特时代的“一致但不和谐”的尴尬局面。[49]其二，特朗普的“反建制派”标签虽然在竞选期间赢得了国会内部同为“反建制派”的“茶党”势力特别是国会众议院“自由连线”（Freedom Caucus）议员的呼应，但这些“财政保守主义”立法者可能会极力抵制特朗普号称耗资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进而提高财政与债务危机再现的概率。其三，国会共和党人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将面临失去多数席位的巨大风险。在自1934年至今的21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党大都会在国会两院丢失席位，平均在众议院减少27个席位，在参议院减少3.8个席位。[50]这一平均值所导致的席位变化，足以抵消目前共和党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的46席和4席的多数地位。在参议院部分，33个换届席位中有23个为民主党人所占据、2个席位为与民主党结盟的独立人士所占据，且其中10个民主党席位来自特朗普获胜的州，因而共和党的不确定性略小。[51]相较而言，背负更大改选压力的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或将在未来两年极力推动得以使其席位最大化的政策议程，特别是在特朗普内外政策无法兑现承诺、丧失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国会共和党人更具备选举动机来与总统保持距离，甚至展开竞争。同时，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国会众议院有望翻盘、国会参议院压力陡增的预期下，民主党可能倾向于在国会内提出激进立法并将立法失败归咎于共和党的阻碍，甚至反复采取冗长发言等极端方式阻碍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立法议程。这种国会民主党人的党争倾向，反而将加剧民众期待改变的两党政治极化与碎片化现象。
第三，特朗普的决策团队是封闭而内斗的决策核心圈。事实上，由于奥巴马缺乏华盛顿“圈内人”的经验，其核心决策团队基本上是其国会参议员任内或竞选期间的个人助手，这决定了其决策核心圈团队的封闭性与同构性。[52]相比之下，特朗普身边的决策核心圈人士多为其竞选过程中的得力助手与主要支持者。由于他竞选期间进行了多次团队重组并接纳了多位“建制派”共和党人的加盟、背书，因而特朗普的决策核心圈不但具有封闭性，而且也充斥着“内斗”氛围。[53]从目前来看，这个决策核心圈至少由三部分人组成：以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曾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白宫办公室主任莱因斯·普里布斯（Reince Priebus）为代表的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以曾任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的白宫总战略师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白宫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以及曾任竞选经理的顾问凯莉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为代表的激进保守派，以及以特朗普大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为代表的家庭成员。
自开启政府交接程序以来，传统“建制派”与激进保守派之间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对抗态势，这主要表现为普里布斯和班农形成未来白宫相互竞争的“双引擎”。同时，在未来政府内阁职位的安排上，两派的角力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激进派人士领衔国家安全团队、温和重商派人士主导财政经贸领域的“对手内阁”。
这种在政府人事安排上的分歧极可能延续到特朗普未来的内外决策过程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伊万卡、库什纳等特朗普的家庭成员在某些关键决策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发挥了平衡传统派和激进派的协调作用。事实上，家庭成员的过多参与的确会引发包括家族企业利益与国家决策难以划清界限在内的一系列弊端，[54]但这种情况同时也有可能提升特朗普政府决策的理性程度：家庭成员会顾及家族企业在特朗普卸任之后的商业利益，以及家庭成员个人未来的政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