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秦汉两朝（公元前221—公元220年）近四个半世纪的悠长岁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东方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当时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东亚历史的发展走向。从那时至今，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动了两千多年，当年雄视东亚的秦汉帝国已经发展成为令当今世界瞩目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那时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已经繁衍成为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那时基本定型的汉字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文字，而那时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丰富和不断地新陈代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没有中断过的历史最悠久、内涵最宏富的文化系统，在世界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 秦汉两朝的历史地位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是一个短命皇朝，如果不计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悠久创业史，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年代算起，它只存在了16个年头，可以称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尽管如此，其在历史上的开创之功却永垂千古。这主要体现在奠定祖国疆域之基，创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建立地主私有的土地制度，育成中国一统的民族认同观念等方面上。继承秦制的两汉皇朝极大地弘扬了秦朝的功业，从而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历史推向一个辉煌的顶峰，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如果说，统一的秦朝奠定了今日我们伟大祖国幅员辽阔疆域的基础，那么，汉朝就更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这个基础。当秦始皇及其臣子们在琅琊刻石上顾盼自雄地写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时候，秦朝的疆域也不过东尽大海，西至今日之甘肃，北至今日之内蒙古、辽宁，南至今日之两广和越南北部。大体上是以兰州为基点画一纵线的今日中国的中、东部地区。但是，到汉朝，特别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其疆域已经向周边大大扩展了。其中，东北越过鸭绿江，达到今日朝鲜的北中部。西部则越出新疆，达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北部越过长城，到达广漠的内蒙古草原。南部则越出广西、云南，几乎囊括了今日越南的大部分和缅甸的北部，从而成为东亚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当时的汉朝，与横跨欧亚的罗马帝国，雄踞中亚的大夏王国和称雄印度半岛的孔雀王朝，作为地球上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几颗耀眼的明星，遥相辉映，共领时代的风骚。

汉朝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它以政治、经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熊熊炉火，熔铸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停地繁衍生息，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愈挫愈奋，历经磨难而不衰，终于发展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参天大树。秦朝的统一虽然使数以百计的氏族、部落聚拢在一起，共同生活在“车同轨，书同文”的华夏大地上，但是，由于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无法从文化上和心理上消除民族和地域的差别与隔阂，所以，当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的时候，打着六国旗帜的反秦队伍立即云集响应，而原秦国腹地的关中、汉中和巴蜀等地却平静得犹如一潭死水。这说明秦民与原六国之民之间民族的畛域尚未消除。汉朝统理中国四百余载，不仅使中原地区背景各异的民族认同了汉族这个共同体，以炎黄子孙自居，而且使汉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匈奴、鲜卑、乌桓相继内附，西南夷、南越、东越等族接受了汉朝郡县官员的治理，而西域不同民族建立的大大小小的三十六、五十二“国”，也在汉朝西域都护的管理下心悦诚服地做了汉朝的臣民。在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不知有多少胡人汉化到中原的城市乡村，也不知有多少汉人胡化到北国的草原穹庐和天山脚下的田园牧场。这种不间断的双向融合为日后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等完全融入汉民族的大家庭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汉民族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了它的前身华夏民族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形成了善于吸收、包容和改造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民族特性，使它在以后的历史征程中能够较好地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的民族和文化，使这个民族大熔炉熔铸的民族越来越多，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兴旺发达，也使中国的古老文化在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日益丰富和发展。

汉朝制定的各项法律制度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它对全国的有效治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国的统一，使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华夏大地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观念，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春秋战国以来，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发展，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统一的趋势迅速增长。“天下恶乎定？”“定于一。”[2]孟子的回答，反映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正确展望。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中国的统一却是通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手段完成的。秦国的近百万大军经过长期的征战，使六国的统治者及其臣民统统在秦国的坚甲利兵面前被迫放下了武器，做了统一之君的子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踌躇满志地预期，他美好的江山社稷会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秦始皇并不清楚，这个统一国家的基础还很不巩固。因为尽管统一已经实现，但地区和民族的畛域尚未消失，而武力的征服又不可避免地给六国的臣民留下心灵的创伤。特别是秦朝建立后所实行的厚关中、薄山东的歧视性剥削政策，更激起六国臣民对故国的怀念。所以，秦末农民战争就几乎发展成六国的复国战争。这说明，秦朝的统一尽管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但全国人民的心理准备还不充分，长期封国割据形成的地域间的心理阻隔并没有消失。在汉朝统治中国的四百多年间，刘邦及其子孙制定了一系列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加强统一的政策，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促进统一和集权的措施，更进一步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联系，使秦朝统治时期还存在的地域的、心理的阻隔基本消失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的观点虽然在形式上是他个人的创造，但其根源却在于中华民族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统一观念。这一观念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匈奴人自称“夏后氏之苗裔”而拉近与汉民族的距离，所有周边少数民族几乎都形成了对统一中国的归属感，而此后的分裂割据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了。东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尽管也出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辽夏金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但统一的时期毕竟占了主导地位。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与社会的根源，但汉朝时期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也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汉朝进一步改造和完善了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刘邦及其布衣将相虽然推翻了秦朝，并且，终汉之世，他的子孙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没有忘记对秦朝的暴政发出正义凛然的批判，然而，“汉承秦制”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无法给汉朝提供另外的选择。这也说明，秦皇朝的覆亡主要是政策的失误而非政治体制的弊端，因而刘邦及其子孙也就只能继承其政治体制而刷新政策。刘邦及其后继者继承和完善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的中央行政制度（武帝后演变为中外朝制度，东汉又演变为台阁制度）和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县、乡、亭、里、什、伍编制和一整套选举、任免、升降、奖惩的基层管理制度，以及税收、财政、徭役和兵役制度等。与此同时，萧何损益《秦律》制定了汉朝的《九章律》，叔孙通等人制定了朝仪等礼乐制度，张苍等人制定了历法和度、量、衡等各种章程，韩信等制定了军法，使西汉朝的法律制度较之秦皇朝更加完善。侯外庐先生以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确立的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由秦朝首创，汉朝加以继承和完善的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各种法律、礼仪制度，作为一种模式，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损益继承。尽管这些制度和法律从本质上体现的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积极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缜密完备的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正常的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庞大而严密的官僚制度有较明确的分工和一定程度的权力制约，因而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保证了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而有序地运转。汉朝继承和完善的这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由它所派生的许多优秀的政治文化遗产，如统一集权观念、民本理论、循吏清官意识以及“和为贵”、尊老恤贫等人文理念，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朝统治时期所继承和完善的经济制度，在后世也大体上延续下来。如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私有制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租佃制度，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经营方式，“重本抑末”，盐铁官营的工商政策，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本模式等都延续下来。这些制度所制约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及其顽强的再生能力，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难以长足发展的钥匙。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析产制的形成，使万世一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难以存在，从而造成财产所有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离。而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不居又造成阶级关系的不断变动和地主、农民两个阶级的不断更新，也就使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欧洲封建社会那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是封建国家赋税和徭役的主要征发对象，封建皇朝就必然厉行“抑兼并”的政策，加上农民战争的调节，因而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在一般情况下就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亲身感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主要来自封建官府，因而农民起义的斗争矛头总是指向封建王朝及其各级政府。由于历代封建皇朝与汉朝一样执行“重本抑末”和盐铁官营的工商政策，使大量工商利润都进入国库，成为皇室和封建国家财政开支的重要来源，国家和私人的资本积累因而受到严格的限制。由于城市一直是封建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工商中心，工商业者也就一直作为封建皇朝的附庸而存在。所以，尽管秦汉时期中国的工商经济出现过繁荣发展的局面，后来更是几度辉煌，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却始终未能形成与封建地主阶级旗鼓相当的如同欧洲市民阶级那样的工商业者。不过，应该承认，在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农业生产者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因而在两千多年间使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罕其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汉朝以恢弘的气度，四海一家的心态，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内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基本开放的格局，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刘邦在对匈奴的战争受挫以后，接受娄敬的建议，毅然采取了“和亲”政策，创造了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比较理想的模式。汉武帝以后，在处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方面亦推广了这一模式。刘细君与解忧公主的远嫁乌孙，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联姻，都成为维系汉朝与西域、汉朝与匈奴友好关系的纽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留下了千古佳话。汉朝首创的这一“和亲”政策，后来几乎为历代中国封建王朝所继承。唐朝和清朝都建立了幅员辽阔、国内众多民族友好和睦的封建大帝国，而恰恰就是这两个朝代创造了我国“和亲”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可否认，尽管两汉400多年间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民族关系的主流却是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对内服的少数民族一般都实行特殊的优待政策，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岭南的百越之族，在先进的汉文化的熏陶下，很快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面貌，大大缩短了与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的距离。西南夷聚居的川、滇、黔地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内服的匈奴人在五属国的治理下，逐渐由游牧民族变成农业民族，与汉族融为一体，为开发中国西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朝以宏伟的气魄开辟了与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交往的渠道。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对居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三韩（马韩、辰韩、弁韩）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们均模仿汉朝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统治机构，引进汉字作为表意工具，大量的生产工具、工艺品、服饰、乐器，以及建筑艺术的传入，大大丰富了朝鲜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朝鲜的历史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越南在秦汉时期虽然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但在不少地方还保留着十分落后的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例如，他们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农业还停留在原始状态；他们仍然在树上筑巢而居，还不知房屋建筑为何物；他们仍维持着原始落后的群婚制，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等等。汉朝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选派能吏，加强治理，大力全面地推行先进的汉文化。例如，东汉时期，任延任九真太守后，一方面推广铁制工具和水稻栽培法、代田法、区种法等先进生产技术，使越南人民过上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另一方面广泛宣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儒家伦理观念，改变了他们的原始婚俗和其他落后习惯，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文明程度。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儒学开始迈出国门，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广泛传播。由此，东亚儒学文化圈开始形成，以后更不断发展、繁盛，一直持续到今日，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文化现象。汉朝从武帝起，全力开拓经营西域，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种种手段，开辟了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路通往中亚至欧洲的丝绸之路。当清脆的驼铃声打破千年大漠的沉寂时，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长桥第一次被架设起来。中国的丝绸经过中亚，跨越地中海的波涛，传到罗马帝国的王廷。从而使西方第一次知道东方有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大汉王朝，也使中国人民知道在地中海的彼岸有一个神奇的罗马帝国。这就大大开阔了中华民族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一向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观念。汉朝开辟的这条陆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渠道。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如四大发明，就是通过它传到中亚、欧洲和北非。而中亚和欧洲的许多文明成果也通过它传到了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总体上看，汉朝所奠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开放格局和优良传统，基本上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继承，从而使灿烂的中华文明基本上在开放的态势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汉朝创造了高度发展而又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汉字汉语作为独特的语言文字系统，在汉代已经定型和成熟。《史记》《汉书》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基本模式。陆贾、贾谊、晁错的政论散文，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散文，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等五言诗代表了诗经、楚辞之后诗歌艺术的高峰。书画、音乐、舞蹈和杂技等更是留下了累累硕果。以《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为代表的数学，以太初历、三统历为代表的历法，以《灵宪》为代表的天文学和以浑天仪、地动仪为代表的天文仪器，以《氾胜之书》为代表的农学，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医学，以及造纸术的发明等，标志了我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巨大成就。在思想方面，汉武帝宣布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宣告了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确立，更是影响深远的大事。秦朝统一全国后，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主义，以“焚书坑儒”的野蛮暴行宣告了春秋战国以来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然而，秦朝二世而亡的现实深深震撼着秦汉之际的所有政治家和思想家。因而，在汉初的思想领域便出现了一个反思秦朝二世而亡的广泛思潮，它显示了中国人对自身社会和历史的自觉的深刻思索。陆贾、贾谊、主父偃、晁错、严安、贾山、司马迁，以及《淮南子》的创作群体，直到董仲舒等，都是这一反思潮流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在他们的反思中涉及武功与文治、德化与刑罚、有为与无为、社稷与百姓、天命与民心等一系列治国方略和治国艺术等重大问题。其间，诸子余绪的活跃，各学派之间激烈的诘辩，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一个适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思想体系。在现实的教育和陆贾、叔孙通等人的启导下，首先是刘邦的思想开始向儒学倾斜。刘邦死后，他的后继者又钟情于黄老刑名之学，于是形成了黄老之学独步西汉政坛50余年的局面。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的时候，黄老之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时候，原始儒学经过叔孙通等一大批儒生的不断改造，到董仲舒手里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体系庞大、结构严谨、内涵丰富、义理深邃的新儒学体系形成了。通过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学从此走上独尊的地位，成为两千多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儒学在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佛教大盛的时期，儒学也没有失去思想上的盟主地位。儒学丰厚的内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上起了重要作用，深深地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显然，汉朝在建树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构筑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光耀千古的。

二 秦与西汉政治思想概观

秦汉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在紧紧围绕“国家”的概念展开的论述中，思想家们比较多地使用“君王”“臣子”“百姓”“社稷”“民本”“仁政”“耕战”和修、齐、治、平等概念及范畴，内容涉及“内圣外王”“家天下、公天下”、干预与放任、有为与无为、德主刑辅与严刑峻法、重本抑末与农商并重、天下一家与夷夏之防以及统治权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是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的，所以“家国同构”就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理念。夏、商、周三代的王权尽管还不如后世的皇权那么专制和独裁，但已经产生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事实和观念。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空前地强化了家天下的制度和观念，将君主专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将自己的名号定为皇帝，独占“朕”的称谓，建立起一整套绝对排他的“皇位世袭”“皇权无限”的君主专制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的安排，他为始皇帝，以后的皇位继承人二世、三世……以至亿万年地传递下去，使嬴氏皇统永续永存。皇帝拥有全国的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等的全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围绕着皇权运转，忠实地为之服务。他制定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并通过诏、诰、命、令、敕等指导行政及其他各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运作。为了保证君主专制的顺利运行，他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即中央的丞相和诸卿制度以及地方的郡县制度，使国家的政令能够迅速从中央贯彻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秦始皇及其臣子还坚决否定了分封皇室子弟的建议。他们笃信韩非集大成的法家学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是他们遵循的基本观念，而维系这个君主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体制的思想武器则是墨家创始的“尚同”之论和法家的严刑峻法理念。而为了将全国臣民的思想统一到这个理论上来，才有先是“焚书”继而“坑儒”的举措。由于秦朝是通过武力统一而建立，所以秦朝的君臣特别钟情于耕战，在和平年代继续战争年代的政策，使用民力巨大而急促，全然不思百姓要求过上和平、安宁、富足生活的愿望，压根不知道缓和矛盾为何物，对儒家宣扬的“仁政”“德治”理想更是不屑一顾，这就使秦朝统治不可避免地与“暴政”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历史吊诡的是，秦始皇万世一系的宏愿到二世即戛然而止，这使代秦而起的西汉君臣长期沉浸在对秦朝二世而亡教训的反思中。西汉初年的君臣尽管在“汉承秦制”的惯性运行中接受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但对法家的严刑峻法理论则屡加痛斥，由此导致了汉初60年左右的“黄老政治”的出现。其实，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政治的指导原则，并不是否定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而是在行政理念上要求远离秦朝式的“暴政”，而以轻徭、薄赋、节俭、省刑的政策缓和君民即统治者和百姓的矛盾。如果说文帝、景帝、萧何、曹参、陈平、张良等在具体行政措施上体现了“黄老政治”的实践活动，那么，陆贾则通过《新语》一书对“黄老政治”做了深入系统的理论阐发。陆贾作为刘邦驾前的谋士，时时在他面前称说《诗》《书》，刘邦回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对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他的话使刘邦意识到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必须使用不同的政策和方略，于是支持陆贾写出了《新语》一书，并将其作为自己和臣子们的政治教科书。由于黄老政治提供了较为宽松和缓的政治社会环境，西汉初年出现了诸子余绪重新活跃的局面，其中儒、道的互黜成为思想领域斗争的主要内容。代表黄老思想的黄生与代表儒家思想的辕固曾当着汉景帝的面辩论“汤、武革命”的是与非，黄生激烈攻击“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那是“犯上作乱”之举，并以帽子和鞋子不能倒置论证皇位的不可侵犯，说明此时的黄老思想已经抛弃了以老庄为代表的原始道家的无政府倾向，变为皇位世袭、君主独尊和君主专制理念的铁杆拥护者了。

西汉初年近60年的“黄老政治”虽然取得了经济恢复发展、百姓生活安定且有所改善的效果，但由于“禁网疏阔，网漏吞舟之鱼”，造成诸侯王和地方豪强的坐大。此时淮南王刘安推出的《淮南子》，作为黄老思想的又一代表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诸侯王的利益。在政治思想上，《淮南子》一方面继承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利民、安民的治国理念；另一方面发展道家“无为”理论的积极内涵，完善了“君道无为”的学说，这显然不利于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汉武帝登基以后，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于是有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出台。在思想领域与之呼应的是董仲舒新儒家思想的出现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建议的提出。董仲舒大力弘扬孔、孟、荀等原始儒家的基本理论，同时吸收墨、道、法，尤其是阴阳家的某些思想资料并加以改造，构筑了体大思精、结构严整的新儒学。他改造先秦的“天人感应”论，将“君权神授”的理论系统化，给皇帝统治权的合法性罩上神圣的灵光；糅合墨家“尚同”和法家“法”“术”“势”的理念，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和深化，使“《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理念深入人心；引申阴阳家天道“阳尊阴卑”的观念，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提高到新的理论层次；以“民本”“重本抑末”和“禁民二业”为原则，推出了“限田”“限奴”和“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社会财富分配论。董仲舒新儒学的出现，开启了儒学神学化、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的进程，为封建统治找到了较为理想的主流意识形态，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基本上都是董仲舒思想的弘扬和发展。

与董仲舒同时和稍后，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在汉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司马谈写了著名的《论六家要旨》，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评判了先秦以来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优长与缺失。他的道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马迁。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集大成者，以《史记》一书奠定了他中国古代“史学之父”的尊位。他的儒道互补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承认求利是人的本性，政治的功能就是承认人们的求利并使这种求利的活动在正常秩序的范围内进行；另一方面，他又大量吸收儒家的尊君、礼贤、民本、仁政、礼义廉耻、贵贱尊卑以及法家的以法治民防奸等理论，目的是期望国家和社会在和谐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出于尊君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理念，他对刘邦剪灭异姓诸侯王的举措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文、景、武数代君王削弱同姓诸侯王的政策是“强本弱枝”所必须执行的政策。

武帝以后，昭、宣两朝在重臣霍光的掌控下，致力于武帝政策的补偏救弊。此时在思想领域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桑弘羊和贤良文学就国家盐铁政策进行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的中心议题，不是要不要维护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问题，而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在辩论中，桑弘羊政治思想最突出的特色是钟情法家的基本理念，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做到国泰民安，首要条件是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充裕的财税收入作支撑。所以，凡是能够增加财政收入的社会事业都应该受到重视，得到发展。农业固然重要，但能提供巨大利税的工商业同样重要。因为国富重于民富，所以统一货币、盐铁官营、酒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政策必须坚持。桑弘羊将其政治思想归结为彻底的法治主义，将治国完全落实到法、令之上，认为“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认定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使“民不逾矩”，只有轻罪重罚才能使百姓惮于犯法。贤良文学处处与桑弘羊对着干，他们以儒家传统的“仁义礼乐”“重本抑末”为武器，猛烈攻击政府实行的盐铁官营、酒专卖以及均输等经济政策是“示民以利”，违背了“导民以德”和“以礼义防民欲”的儒家信条。

元帝以后直至西汉末年，汉代的政治思想在维护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前提下，日益向儒家的理念倾斜。贡禹大力提倡“重本抑末”和“节俭省刑”的思想，匡衡着重阐发政府“节俭”的观念，鲍宣突出弘扬“民本”意识，谷永则进一步强调“惠民”思想，而刘向、刘歆父子更将“圣君”“贤臣”的理念做了深入的发挥和阐述。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强化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只有来自民间的严遵在《道德指归论》中，尽情地宣泄了他理解的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但由于人微言轻，所以难以对当时政治产生什么影响。然而，所有这些针对西汉朝政弊端的纠错建议都无法改变它每况愈下的颓势，于是基于“君权神授”“三统”“三正”和“五德终始”等理念而孕育的“改朝换代”意识就潜滋暗长，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必须有新起的帝王通过再受命“与民更始”。经过眭弘、盖宽饶、甘忠可、夏贺良等人的卖力鼓吹，哀帝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自己演了一次“再受命”的闹剧，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结果是几个月后草草收场，夏贺良成了这场闹剧的殉难者。尽管如此，“改朝换代”的思潮却没有消歇，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和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社会各阶层几乎都对刘氏皇室的继续统治失去信心，并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于皇统的更替，这就为王莽的篡汉提供了舆论支撑和社情民意的条件。

西汉自成帝起，至哀帝、平帝，30多年间，一方面是政况国势日非，另一方面是三代皇帝都没有子嗣，朝廷大权落到“一门十侯，五大司马”的外戚王氏家族手中。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任大司马大将军王莽，充分利用当时的各种有利条件，娴熟地制造层出不穷的“符瑞”，通过“受天明命”将刘氏皇统变换成王氏皇统，建立新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树立起一面被千古唾骂的篡政的旗帜。之后，他苦心经营新朝14年，以一系列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谓改革最后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王莽的政治思想披着浓重的复古外衣，骨子里依然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因为他的所有经济改革措施都是最大限度地将财富集中到自己家里，他所有的政治改革措施都是最大限度地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同时要求将全国臣民的思想都统一到他的一系列装饰着儒家信条的诏书和祭天策文阐发的理念上来。

三 东汉政治思想概观

刘秀以西汉宗室后裔的身份参加了新朝末年推翻王莽政权的武装斗争。他充分利用当时谶纬迷信泛滥朝野的社会氛围，高举“复汉兴刘”的大旗，广泛宣传“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谶语，最后削平所有武装割据势力，建立东汉皇朝。他登上帝位后，标榜“以柔道治天下”，推行了解放奴婢、“假民公田”“度田”和精兵简政、“退功臣，进文吏”等一系列涉及经济、政治及军事的政策措施，目的显然都是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其后，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明帝和章帝，他们的治国方略和行政理念，也基本不出维护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而窦宪、梁冀、曹操之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尽管巧立名目掌控朝廷一切大权，甚至喊出“宁负天下人”的极权口号，但他们打出的旗号依然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东汉时期，儒学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白虎观会议以后，“以经治国”的理念进一步深入朝野，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诗》）当谏书”被视为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同时，自西汉末期出现的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也愈演愈烈。今文经学日益与谶纬相结合，沿着神秘、迷信和烦琐的路子发展。而迅速崛起的古文经学，则以清醒的人文主义与之颉颃。桓谭作为东汉初年反谶纬神学的斗士，以“明君”“贤臣”“修德”“善政”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班彪、班固父子虽然对“君权神授”“天意所钟”的统治权来源论深信不疑，但他们更看重人事的作用，对“圣君”“贤相”、礼、乐、政、刑对巩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作用更加重视。王充尽管是东汉唯物论思想的一面旗帜，然而他“命定论”统摄下的政治思想却显得贫乏和无力。他一方面承认贤君治国能带来百姓平安和国家昌盛，另一方面又坚信治乱与贤君无关，而是与“时”“数”紧密相连。“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这就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社会历史领域驱除出去，使历史变得神秘不可理解了。

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权造成政治日益腐败，清流派官吏与太学生相结合，以“清议”为武器，展开了对宦官专权下的腐败政治的猛烈抨击。杨震、窦武、陈蕃、李膺、魏朗、刘瑜等人，作为清流派官吏的代表，在批判腐败政治的同时，对儒家的“君明”“臣贤”“仁政”“民本”，特别是要求君王正身、纳谏、远佞、亲贤等理念做了较充分的阐发。以刘陶为代表的太学生，是反击宦官的主力，他们一方面猛烈抨击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嚣张气焰，对东汉王朝面临的“八方分崩，中夏鱼溃”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从强烈的民本理念出发，认定皇帝与百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宁”，要求皇帝固“农本”，薄赋敛，轻刑罚，以挽回颓势，再造圣明之世。与太学生因“清议”惹出“党锢之祸”差不多同时，两个在野的知识分子通过上书表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们是郎□和襄楷。他们借天象变异说事，郎□要求君王“为仁为俭”、修礼任贤，襄楷要求君王纳谏用贤、“修德省刑”、无为节欲，同时都对东汉朝廷信用宦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呼唤清明政治局面的出现。

随着东汉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终于酿成了黄巾农民大起义的爆发。而作为农民起义教科书的宗教经典《太平经》也在此前后于社会上广泛流传。它推出了一个“大平均”的乌托邦理想，期望出现一个“财物共有”“人人劳动”、男女平等、“无刑而自治”的社会。与此同时，张鲁据汉中自立，利用五斗米道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置“义舍”，恤弱济贫，同时“教以诚信，不欺诈”，“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其政治思想尽管披上宗教的外衣，但基本上是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实践。

东汉后期，经学上的今、古文学派在竞技和斗争中发展，差不多同时产生了各自顶尖级的大师。今文经学的大师何休通过其代表作《春秋公羊解诂》，从“天人合一”的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大一统”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他要求树立君王本位的原则，做到“一法统，尊天子”，“重本尊统”，维护以天子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同时要求君王厉行“仁政”，“德主刑辅”，“尊老爱民”，大力张扬儒家传统的“民本”意识，时刻关心民瘼，忧百姓之急，缓刑罚，薄赋敛，节制剥削，以维持朝廷的长治久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则通过遍注群经，“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较好地完成了统一经学的历史使命。他的功劳是通过所注经典的广泛传播，保存和传递了儒家的政治理想，缺点是他自己没有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具有创意的政治对策。

东汉后期，由于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权，不仅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日益严峻，到了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的地步，整个社会笼罩着面临危机的悲戚之气。在这种现实刺激下，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畅言国事，形成了举世滔滔的批判思潮。左雄针对宦官垄断朝政、阉贱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大声疾呼通过“选贤”给刚正廉明的知识分子以晋升之阶。张纲猛烈抨击宦官专权是“秽恶满朝”，外戚梁冀擅政是“豺狼当路”，要求皇帝“恭俭守节，约身尚德”，改变这种政治局面。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借天象灾异上书，要求选举重德行，为官贵清廉，谏议顺帝紧握“刑德八柄”，不使属于皇帝的大权旁落，更要接受前朝奸佞弄权搞乱朝政的教训，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重用贤臣，摈弃奸佞，使朝政恢复到“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的良好局面。布衣王符，一生隐居乡间，位卑不忘忧国，潜心著述，写了《潜夫论》，一面痛斥东汉政治的黑暗，一面从“民本”出发，认定“天以民为心”和“民者国之基”，认为君王治民的最根本原则是道、德、教、化，要求君王“通聪兼听”，排除“乱臣”“污吏”的干扰，“明操法术，自握权秉”，“尊贤任能，信忠纳谏”，“变民心”，励忠臣，使臣民乐于“贡忠言”与“奉法术”，以期出现一个“君明”“臣正”“百姓化”“奸匿绝”的美好社会。崔寔既有在朝廷中央任职的经历，又有长期做地方官的实践经验，不忘民间疾苦，心系朝廷安危，写了《四民月令》和《政论》两书，表现了强烈的担当意识。他针对东汉朝政日非、文恬武嬉、“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奸佞执柄、酷吏虐民的政况国势，在重申传统的任贤使能、求“明哲之佐，博物之臣”“重本抑末”等观念的同时，特别提出了“深其刑而重其罚”的对策，显示了他向刑名之学的倾斜，这反映了他希望迅速廓清东汉末年乱世之局的急迫心绪。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认定自己生活在一个“邦无道”的乱世，因而淡泊名利，潜心著述，写出了传世名作《中论》。该书内容丰富，但比较集中的还是对清明政治和君子人格修养的论述。在他看来，政治清明与否关键在于国君是英明还是愚暗，二者的区分在于是“务本”还是“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一个英明的君主必须眼光远大，胸怀四海，其所关注的务必在“大道、远数”，同时明晰大臣是“治万邦之重器”，任用得人是良好政治的关键。他对浮华交会使知识界弥漫着浮躁、矫饰的风气深恶痛绝，希望儒生们恢复传统的君子人格，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辅佐君王共同创造一个天子圣明、宰辅贤良、百官尽职、百姓安乐的政治清明局面。

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写的《昌言》一书是当时思想界顶尖级的著作。这部书所展示的思想显示出明显的儒道互补的特点。其中提出的十六条纲领，既是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教化、伦理思想的总汇，也是他为挽救东汉皇朝颓势开出的药方。他以强烈的使命感，深沉的忧患意识，提出了一系列救治之方。他要求加强对皇室子弟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品格高尚、率己正人、勤政爱民的表率，以担负起统治万民、管理国家的重任。他力倡建立严格的选士制度，真正把社会的精英选拔出来，以组织一支高效廉洁的国家官吏队伍，并以高薪养廉的办法保证他们衣食无虞，以使之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政务活动中去。同时要求朝廷任人以专，赋权以重，使之大胆决策，果断行政，从而实现国家行政的高效有序运作。他提倡德、刑并用，既反对轻德重刑，又反对弃刑而只靠教化，甚至主张恢复肉刑以达到对犯罪者的威慑。在经济上，他看到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尤其是皇室、豪民兼并土地给整个社会，特别是给社会下层百姓带来的危害，极力主张恢复井田制。这些主张尽管反映了那个时代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抑制贫富分化的热望，但展示的却是他们带有迂腐气息的幻想。仲长统对东汉朝廷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忧心如焚，认为这一切都是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造成的。他主张限制土地兼并，让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无主荒地，发展生产，培养税源，同时恢复什一税制，以解决朝廷财政能力弱化的问题。仲长统最具创意的是他对历史的认识，他通过总结三代以来的王朝在不断的战争和灾难中的更替，认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乱世长而化世短”，人类历史只能在频频的灾难中蹒跚而行。仲长统最后由于官场失意和对汉末政局的极度失望而转向道家，希望远离政治的困扰而在悠游岁月中苟全性命。

荀悦是汉末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展现在《申鉴》和《汉纪》中。他坚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认为历史上英雄成就的大业都是“天工”和“人代”的结合。在对秦和西汉的观察中，他注意到政体的变化，比较了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认为适合当时情势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永恒的“百王之法”是不存在的。荀悦认为理想的政治可以归结为政之大经——法教，仁、义、礼、智、信，“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具体到圣哲王之政，就是承天、正身、任贤、恤民、明制、立业，进而还要屏四患——伪、私、放、奢，崇五政——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这些内容基本上概括了儒家“仁政”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再进一步，他又解释了一个明哲君王应该坚持中、和、正、公、诚、通六项“立道经”的原则，还应去除任贤能的十大障碍：不知、不尽、不任、不终、以小怨弃大德、以小过黜大功、以小失掩大美、以奸讦伤忠正、以邪说乱正度、以谗嫉废贤能，并能“察九风以定国常”，具体就是发扬“治风”而整顿驱除衰、弱、乖、乱、荒、叛、危、亡八风，从而给社会造就一片晴明的天空。荀彧是荀悦的同宗兄弟，是曹操最得力的谋士之一。他的政治思想表现在始终不渝地维护汉室的正统地位，是他建议曹操接汉献帝至许昌，竭力恢复汉献帝作为皇帝至尊的地位，又提出“隆礼兴学”，弘扬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是他反对重划全国疆域为九州的建议，限制曹操扩大冀州的地盘，又是他反对曹操晋爵为公和加九锡之议，加剧了自己同曹操的矛盾，最后被逼“仰药自杀”。孔融为孔子二十世孙，他一直以复兴汉室为己任，与专权自恣的曹操对着干，引起曹操的疑忌与不满。当曹操以邺城（今河北磁县南）为自己的封地，全心经营之时，孔融抛出了《请准古王畿制》的上书，要求将洛阳为中心的王畿扩大至千里，目的是削弱曹操的地盘和权力。最后被曹操以“谤讪朝廷”、不孝父母的罪名“下狱弃市”。

东汉时期，隐逸者形成一个引人瞩目的群体。他们之中，有假隐、儒隐和道隐的区别，其中只有道隐是真正意义上的隐逸者。他们的政治思想是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另类，他们固执地认为，以国家政权产生为标志的文明社会，不过是一个强盗当道的社会，混乱之世是强盗露出了本来面目，太平之世只不过是强盗戴上了“圣”“贤”的桂冠，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所有文明社会的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如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统统违背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都是对人类本性的戕害。在他们看来，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人类社会就到处布满生命的陷阱，而诱导人们掉进陷阱的主要是官位、权力和富贵利禄。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贵不如贱，富不如贫。而为了避开危及生命的险境，也只有走入与贫贱为伍的隐逸之地了。

秦汉政治思想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统治权即皇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述。本来，先秦思想家已经对此问题有了不少论述。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以及夏、商、周三代的本纪中就总结了那个时代帝王统治的五种合法性：天意所钟者，武力征伐的胜利者，依血缘关系的有序继承者，品格高尚能力卓越者，以“禅让”方式获得者。后来，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则特别强调其中的天意所钟和品格高尚能力卓越以及二者结合的合法性。以武力统一六国的秦始皇，自豪地宣布他统治的合法性是武力征伐：“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3]刘邦步秦始皇的后尘，毫不讳言他的皇帝位子是自己提“三尺剑”取得的。但他们后来又都借天意加以伪饰，秦始皇依三统、三正、五德终始神化皇权，刘邦杜撰出赤帝子杀白帝子的故事以强化自己皇统的“天命攸归”。

董仲舒系统地阐述了“君权神授”的理论，用“天人感应”将天意与人为沟通起来，给朝代更替和皇权转移一个合理的诠释，从而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皇权合法性的最经典的主流意识。与之相匹配，依血缘关系的有序继承的合法性和忠君观念的正当性就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后来王莽的篡汉，就充分利用了“君权神授”的理论，让自己随意制造的“天意”战胜“忠君”，将一个新朝顺理成章地压到了百姓头上。刘秀同样利用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再补以“汉室正统”的传统观念，比较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名复其旧、实际创新的东汉皇朝。东汉末期，皇权极度弱化，曹氏集团经过近30年的精心经营，已经掌控了东汉朝廷的全部权力，造成皇权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水到渠成之势。于是曹丕及其谋士就精心设计了一出禅让戏，自编、自导、自演，牵着如同傀儡的汉献帝，完成了魏代汉的政权转移，再一次凸显了禅让的合法性。显然，秦汉时期的政治家们都是心知肚明，皇权的合法性其实在于最强大力量的支撑，合法性的观念也是随力量的转移而转移，其他任何美妙的说辞都不过是强权的婢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