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北古族的形成与东北筑城发展的因素初探
东北地区的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晚期遍布整个东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渔猎民族逐渐形成了各自区域性特征的文化：东北辽西地区主要出现了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辽东地区出现了新乐文化、四平山文化、小珠山文化；吉林地区出现了西团山文化；松花江流域出现了新开流文化和莺歌岭下层文化；嫩江流域出现了昂昂溪文化；内蒙古东北部出现了哈克文化、扎赉诺尔文化。这些区域性文化为东北区域性古代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发展到青铜时代，东北地区各区域的古代民族分布开始明朗化。沿着大兴安岭南北分布直到辽西地区主要有东胡族，而松嫩平原到辽河平原地区主要分布着秽貊族，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及其东部地区的完达山脉地域主要有肃慎族，鸭绿江流域及其辽东地区主要有古朝鲜族，其他如“发”等民族都属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形成大的区域性民族系统。早期铁器时代的战国时期，由于燕国势力向辽河流域的扩张，原先生活在辽河流域的东胡族、肃慎族、古朝鲜族等民族开始向北、西北、东北、东方迁移或退缩，中原华夏族通过燕国进入西辽河与东辽河流域，进入东北的南部并逐渐从陆路、海路以辽东半岛为基点，向辽河上游、松花江流域、鸭绿江流域发展。相当于战国末期，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四大板块的区域性民族分布，即东北西部的东胡族系统、东北东部的肃慎族系统、东北中部的秽貊系统、东北东南及南部的古朝鲜族和华夏族系统。古朝鲜族在战国末期被燕将秦开驱逐到鸭绿江以东地区。东胡族、肃慎族和秽貊族的后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都曾建立过自己的王国政权，以及多次南下定鼎中原建立王朝政权。
一 东北古族的形成对东北筑城的区域影响——以东胡族系为中心
东胡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也称狄、戎、北戎，或胡人。东胡可能出自山戎（即北戎）。[24]春秋战国时期，仍以山戎著称于北方大地。战国末年，以东胡著称，属远东蒙古人种的华北型。秦以前东胡族活动地区的南界大致在今长城东段，其北界尚难以确定。其活动中心可能在今辽宁省锦州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说：虞舜北抚“山戎、息慎”，说明五帝时期山戎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北部。另据《史记·匈奴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是活动于东北的西南部山地的一个戎人部落集团，比邻东胡。各部落散居溪谷，自有君长，虽然未曾统一，但“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即形成了相当不稳定的部落联盟。其经济生活，不仅从事畜牧狩猎，而且有了相当规模的农业，还掌握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氏族部落有可能是山戎部落，特别是各部落散居溪谷，正好与其村寨城堡遗址散布在河谷地带的特点相对应。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年代约西周至春秋时期，当时北起松花江口的黑龙江流域，南至河北和山西北部，居住着山戎、东胡、肃慎等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族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接触。周初，山戎曾向周王进贡特产。时至春秋，山戎势力逐渐强大，控制了孤竹和令支。战国时期，随着北方和东北游牧民族文化的兴起，东胡族成为东北的西南部地区的一个强盛的民族，并经常南下侵扰和掠夺，对南部燕国等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到燕昭王时期，燕将秦开东却东胡，东胡退缩至燕长城以北地区。汉初，东胡被匈奴所灭，分解为鲜卑和乌恒两族。到汉时，匈奴分解为两部分，北匈奴西遁，南匈奴降汉，原属东胡族的乌恒内附汉室，塞外成为东胡另一支古族即鲜卑族的天下，并成为东北西部地区最大的军事部落集团。后来的慕容、拓拔、宇文、契丹都属于东胡族的后裔鲜卑族系统，发端于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草原的蒙古族也是东胡族的后裔，而大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附近则是鲜卑人的祖庙石室祭祖朝拜之所。因此，自战国时期开始，东北的西部地区成为东胡族及其后裔的主要聚居地，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如慕容部的三燕、拓跋部的北魏、吐谷浑，以及契丹族建立的大辽帝国、蒙古族建立的大元王朝等。
东北的西部地区，包括辽西地区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吉林西部地区，在战国时期以前就存在着早期筑城的历史。辽西地区的筑城文明起源较早，在红山文化中已经发现城墙的墙体，稍早的兴隆洼文化中的环壕是筑城的起源。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早期筑城遗迹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十分密集。到战国后期，随着燕国势力向辽西地区的扩张，燕长城以南的辽西地区成为华夏族的聚居区，出现了具有中原筑城特色的长城与城池筑城体系，长城也由此成为秦以前的东北华夏族、汉以后的汉族与东北古代游牧民族的分割线或隔离带。辽西长城以北地带的东北西部地区的东胡游牧民族，擅长骑射，不善筑城，因而整个东北西部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筑城遗迹分布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现象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军事文化传统，特别是以骑兵为主的进攻作战方式与以步兵为主的防御作战方式的不同有着直接关系。东胡游牧民族的威胁与燕国华夏族的防御，是促使东北燕长城及其城池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 东北古族的形成对东北筑城的区域影响——以肃慎、秽貊、古朝鲜为中心
1.肃慎民族的谱系的形成对东北筑城的影响
肃慎民族是东北古老的民族，又称息慎或稷慎，很久以前就聚居在长白山以北至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山海经》所记肃慎国与不咸山（今长白山）相连。神话中的长白山，人和动物皆白。故《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肃慎之国，在白民北。”“不咸”的含义就是大放光明之意。今牡丹江流域的莺歌岭文化下层，很可能就是肃慎族及其先民的文化遗迹。
在舜禹时代，肃慎族很早就与中原发生了交往。据《竹书纪年》记载，舜即位二十五年，肃慎氏到中原朝贡，并以“楛矢石砮”为贡品，表示加入舜的部落联盟。《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的部落联盟地广五千里，北至山戎、发、肃慎等族地区。周朝时期，肃慎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有所加强，曾先后向周王室进贡“楛矢石砮”等贡品。春秋时，周朝官员宣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25]指明了肃慎、燕、亳是周天子的北部领土。据说，肃慎族还曾派人从海上来到中原，或者到了楚国。但至战国时期，由于燕、山戎、古朝鲜的强盛，曾一度使肃慎不能直达中原。
战国时期，肃慎族的辖境曾远至辽河流域，燕将秦开东却东胡，地扩辽东，也曾接近肃慎族南部的疆域，肃慎族也由此向东北地区退缩，占有牡丹江上游流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南至松花江上游中段，以及今图们江流域左岸，其东部已经抵达海滨。肃慎族在汉代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挹娄与勿吉时期，都曾经在三江平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强大的王国，并与西部的夫余国、南部的高句丽国分庭抗礼。其居于松花江上游流域的粟末靺鞨在唐时建立了渤海国，后被契丹所灭。此后，原隶属于渤海的黑水靺鞨部的完颜部女真人建立金国，并先后灭亡辽国和北宋，并与南宋对峙百余年。后来的女真后裔——满族，在明代晚期于苏子河畔壮大起来，灭亡明朝而入主中原，建立了强大的、幅员辽阔的清王朝。
肃慎民族社会发展较慢，文明起源较晚。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与辽西、辽东地区相比，与中原文化接触受地理空间的阻隔，聚落形态不明显。青铜时代的青铜文化不明显，社会经济以渔猎经济为主，以弓箭作为武器和工具，擅长制作楛矢石砮。在今牡丹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松花江中下游、黑龙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大量的各种石质箭头，尤其是牡丹江流域所发现的石箭镞最为丰富且磨制得十分精巧。推测今牡丹江流域可能就是肃慎族的居住中心。最近，在牡丹江流域渤海上京城附近西南约15公里的三家子镇三家子村发现属于肃慎的早期筑城，筑城由三道无马面城垣所环绕，无瓮门和马面，城垣为堆土筑城，修筑在周围的山岗上，城池处于低洼处。这座城池很可能就是历史上迷失的肃慎城，即洪皓《松漠纪闻》中所描述的肃慎王城，以及清初《柳边纪略》中记录的渤海上京城西南15公里的肃慎王城的所在地。其时代大约在先秦时期。此种类型的筑城在鹤岗地区、双鸭山地区、佳木斯地区、乌苏里江流域均有发现，当为肃慎族的分布地域。肃慎筑城的历史可能较比我们推测得更早，或当在商周之际。因为，近几年来在兴凯湖以北的宝清地区、乌苏里江上游的劝农二道岭发现了属于具有商周文化特征的遗址，并出土大量具有商周文化特征的陶器。其年代距今为3800年前后。汉魏时期的肃慎故地为挹娄，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数百座汉魏古城，且多数筑城都修筑在山上，具有军事防御的鲜明特征。南北朝时期则为勿吉国、隋唐则为靺鞨。这一时期的筑城更加个性化和具有多重防御体系的筑城开始出现，城墙上附设的角楼、马面、瓮门都比较高大。城垣出现了夯土版筑和石块垒砌的建筑形式。作为靺鞨后裔的渤海国、女真时期则出现了具有中原营造法式规范的都城和砖瓦结构的城市住居。总之，肃慎系统的筑城史从商周到辽金始终没有间断过，其筑城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平原城；二是山城。修筑山城的时间较长，而平原城出现的时间较晚。作为大都市文明的出现，则是在渤海国和辽金时期。如渤海国的都城上京龙泉府就修筑在牡丹江流域中游地区的宁安盆地，金朝初期的都城修建在松花江流域支流的阿什河畔——金上京会宁府。
2.秽貊民族谱系的形成对东北筑城的影响
秽貊族在先秦时期，常把“秽”与“貊”分别叙述，因此在学术界也把秽貊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集团来看待。按照秽貊族群的分布空间，一般将秽族确定在以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上游地区的长白山地，而把貊族推定在辽东半岛或辽南地区的山地。大约在战国中期，燕国北却东胡千里之外，并修建了燕北长城。燕国的势力整体越过燕山地带开始向东北地区移动。原来居住在辽东半岛和辽东、辽西地区的貊族向东北迁徙，这就造成秽、貊两个不同的族群在今天的松花江流域上游地区开始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了两个族群融为一体的新的民族复合体。秽、貊各族分别起源于秽和貊两个族系，秽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狩猎渔捞和采集，其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上游地区，以今天的吉林市为中心的长白山地，属于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貊族则主要从事渔捞、狩猎、畜牧和少量的农耕，居住地域主要是辽东半岛、千山山脉、东辽河流域的山地。目前，在这一地区所发现的大石棚文化、石棺墓、石板墓等都属于貊族的文化遗存。秽貊族形成后，四邻为南近燕国，西接东胡，东临发族、肃慎，北隔弱水与索离为邻（即今第一松花江）。据杨军先生考证，“秽人也就是东夷人”，故《汉书·武帝纪》称南闾为“东夷秽君”。《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有“秽州”，《集解》引如淳曰“东夷也”，《索隐》：“濊州，地名，即古濊貊国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夫余人“其印文言秽王之印”，夫余族建立的国家所用印文称“秽王之印”，此印当不是夫余人自铸，而是出自对秽人遗物的继承；参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南解次次雄在位时“北溟人耕田，得秽王印”，都可以证明秽人确曾建立过自己的国家。[26]杨军《秽国考》一文的最可贵之处，就是首次提出“秽王之印”并非夫余人所铸，而是对秽人遗物的继承，这是非常正确的推断。因为建立夫余国的并非秽人，而是弱水之北的索离王子南渡弱水后到秽地建立夫余国的索离人。也就是说，早在索离王子来到秽地建立夫余国前，秽国就已存在。然而，秽国建立的具体时间不详，《逸周书·王会篇》中已经出现用作族称的“秽人”，《管子·小匡》也有“北至孤竹、山戎、秽貊”，说明春秋时期已将秽与貊连称，秽国的建立当在春秋以前。最迟在秦汉之际，秽貊逐渐组成了较大的民族共同体。一般认为，最早从秽貊中形成的民族是索离人南下到达秽地建立的夫余国，此后由夫余国又衍生为夫余族。有趣的是，夫余国的国王依然使用中原王朝册封的“秽王之印”。夫余国强盛时，其分布区域东至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挹娄人的故地，并控制挹娄人长达数百年之久，西至松嫩平原以嫩江、洮儿河为界，南至鸭绿江，北面已进入松花江之左岸。东汉时期，从北夫余中分离出来的东夫余又派生出一个强大的高句丽民族政权，其对东北的影响远远超过夫余。高句丽在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势力极盛，疆域向西扩展到辽东半岛地区，后被唐所灭，退至朝鲜半岛并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共存。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上看，商周时期的秽族与貊族的筑城遗迹不明显，先秦至西汉时期秽貊族的筑城遗迹却多有发现，今吉林市的东团山山城、西团山山城、宾县的庆华堡寨、宾县的索离沟遗址、九台、德惠、蛟河、长春地区，以及吉林市的松花江沿岸发现了众多这一时期的筑城遗迹。有人推断这些古城或城堡可能是夫余人的筑城，我认为这些筑城的年代可能会更早，或许是秽族所建而夫余人沿用之。后来东夫余人分离出来的高句丽人能够修筑更加高大坚固的山城，尤其是用石块砌筑的厚重的墙体，都是东北地区其他古代民族所无法比拟的。目前，在广大的吉林、辽宁省的长白山地区靠近河谷、濒临江河的隘口交通要道上，几乎都有秽貊人及其后裔夫余、高句丽人所建立的各类山城与戍守要地的城堡。这些山城大多选择在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的山脊顶端，并借用山上的泉眼开凿成水池，名之曰潭。高句丽的山城规模很大，有些山城的城垣规周长可以达到十余公里，并能驻守近10万军民。[27]可想而知，如果山城中没有充足的水源和足够的粮食，是很难抵御外敌进攻的。这些大规模的山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区域特色的军事筑城文化。
3.古朝鲜族系的形成及其衰落
古朝鲜族是晚于肃慎族、早于夫余族的一个东北古老民族。出现于商周时期，曾与商族先世友好相处，后臣服于商王朝。周武王灭商，封商王族箕子为朝鲜国王。[28]于是，箕子出走朝鲜，带去了中原文明，使古朝鲜族进入了奴隶社会，并由渔猎经济形态过渡到农业经济形态。当时古朝鲜占据朝鲜半岛西北海滨、鸭绿江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及大凌河以东沿海地区。[29]如果从族源上看，古朝鲜的族源与秽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地域内的青铜文化、大石棚文化都具有相似性。其中在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清川江流域分布的大石棚文化较比辽东半岛更为密集且规模较大。据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孙基浩介绍，[30]仅在大同江流域就发现了近万座大石棚遗迹。伴随着这种大石棚文化的，即发达的青铜器和丰富的制陶业，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和陶器。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冶铁业也非常发达，在今辽阳、鞍山、抚顺、清源、桓仁、本溪等地都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铁器。通过化学分析，这些铁器都是采取“高温液体还原法”铸造的。从文物的地层年代和分布范围来看，很可能与秽貊或古朝鲜族的遗物有关。古朝鲜族在这一时期的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与燕、赵、齐等诸侯国都有商业交往，这些地区出土的大量燕、赵、齐等诸侯国的货币就说明了这一点。《管子》中还记载了古朝鲜与齐国商业贸易往来的事实。其实在战国后期，燕将秦开却东胡和东却古朝鲜于满潘汗以东地区后，辽东地区逐渐成为华夏族的聚居区。秦开之后，另一位叫卫满的燕人赶跑了古朝鲜王箕准，并成为新的古朝鲜王，组织军队，发展农业生产、修筑堡垒。西汉时期，古朝鲜与汉王朝疏远，最终西汉对其发动了征服战争，古朝鲜王国被灭亡，并分别融合到汉族和高句丽族中。
古朝鲜族的地域地近中原的文明发达地区，其生产力与文明程度较比肃慎族更加进步，很早就与中原的先进文化有了广泛的接触和影响。在商周时期开始进入奴隶社会，青铜制造业与早期冶铁业都比较发达。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燕、赵、齐等国的筑城技术与长城修筑的方法传入了古朝鲜。尤其是燕国进入辽西、辽东地区广置郡县、修筑城池后，为古朝鲜的地区的筑城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东北区域性民族系统的分布及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同，以及与中原地区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程度不同，加之东北地域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等因素，都是导致东北筑城产生与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东北南部的东胡游牧民族的兴起，对燕国形成严重威胁，迫使燕国“北却东胡”，构筑长城边塞，才使东北筑城真正由起源步入发展时期。辽西、辽东地区具有中原筑城特色的东北筑城的优先发展，对东北其他地区的筑城起到了影响和传播作用。到战国后期，东北区域性民族的分布趋于明显，东北西部地区为东胡游牧民族，以游牧、狩猎为主，兼事畜牧和采集，东北东部地区的肃慎民族则以狩猎为主，兼营渔捞和农业、采集，东北南部地区包括燕长城以南的辽西地区为华夏农业民族，东北中部地区则为秽貊族，以狩猎为主，兼有农业及畜牧业，东北东南部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的古朝鲜族则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渔捞和采集。
三 兵器的变革与传播对东北筑城发展的影响
东北原始人类最初是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的，制作简单的石器工具从事渔猎和采集，后来氏族部落为争夺生活资料等原因而发生武装冲突，原先使用的石器工具变成了争斗的武器。根据考古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来看，存在着大量的兵器，如石刀、石矛、石镞、骨镞等。在石兵器时代，有一项重要的军事技术成就，即弓箭的发明。东北地区早在距今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位于内蒙古的扎赉诺尔文化遗址就发现有石镞，扎赉诺尔人使用玛瑙、玉髓等硬质石料制造石镞，是代表东北弓箭最早出现的有力证据。在新石器时代，辽西地区的富河文化、辽东地区的新乐文化，牡丹江流域的莺歌岭下层文化、嫩江流域的昂昂溪文化、依敏河流域的哈克文化、兴凯湖的新开流文化等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石矛、石镞、骨角矛和骨镞，这些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石兵器。先秦时期的肃慎民族发明了一种弓矢之器——“楛矢石砮”。传说在虞舜时，肃慎始通中国。据《竹书纪年·武帝纪》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又《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31]《宋书·夷蛮传·高句骊国》：“大明三年，高句骊王高琏，又献肃慎氏楛矢石砮。”[32]楛矢是用楛木做的箭杆，石砮是用一种质地特别坚硬的石头做的箭头，据史书记载，中原舜帝时肃慎氏用楛矢石砮作为贡品向中原朝贡，表示加入舜的部落联盟。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东北各文化区域的石兵器及骨兵器已经相当普遍，而且这一时期各区域的聚落形态也相当明显，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这些石兵器和骨兵器不仅是他们用于渔捞和狩猎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们防卫和攻战的武器，且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进行较远距离作战，弓箭已成为战场上的重要武器之一。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33]堡寨、山城、石墙、城垣、栅栏、土垣都是抵御弓箭等远射程兵器的最好筑城形式，聚落环壕与城墙都是阻止持石兵器的敌人进入聚落内部的筑城形式。辽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了环壕聚落，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夯土和石砌筑城技术，石围墙也已经出现并且是作为防御性的阻止进攻的重要遗迹。可以明确地说，东北石兵器的产生特别是弓箭的出现，对东北筑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石兵器在东北武器发展历史上占据了很长的时间。然而，随着青铜兵器的出现，兵器的发展经过铜石兵器并用时代，并逐渐过渡到以青铜兵器为主的时代。这是东北地区发生兵器史上的第一次变革，即由石兵器到青铜兵器的变革。东北地区各区域民族的青铜兵器变革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甚至有些区域的古代民族并未经历过明显的青铜时代。例如：东北北部的肃慎人的遗存中，就没有或很少发现青铜时代的器物。从遗址出土的各种石兵器上观察，直到汉魏时代这种石兵器依然与铁器并用。然而，东北南部的古代民族的东胡系统、秽貊系统、古朝鲜系统则较早进入青铜器时代，主要集中在东、西辽河流域和大、小凌河、鸭绿江、大同江、清川江流域。由于这一地区是中原文化与东北文化系统的交汇处，其青铜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带有中原青铜文化的某些痕迹。辽西地区在红山文化时期，青铜文化已初露端倪，并已经掌握了红铜冶炼技术。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红铜刀，这是代表东北地区最早的铜兵器。相当于中原地区夏至早商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即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出现了较为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其青铜文化的发达程度足可以与同时代的中原最发达的地区相媲美。不过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考古发现的兵器主要以石兵器为主而青铜兵器占少数，其兵器依然处于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发现的青铜兵器主要有铜柄戈、铜镞等。辽宁省锦州市出土了一柄青铜铜带柄大戈，其戈身与柄体整体性浇铸，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青铜兵器的代表，戈身不但具有典型的早商时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且又与中原青铜军事文化血脉相通。
夏家店下层发达的青铜文化与后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突然消失，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突然出现，在考古学的解释层面依然是个不解之谜。有的考古专家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商文化，原因是考古发现的文物具有先商文化特征；有的学者推测在以内蒙古赤峰为中心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域内可能经历了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即全族迁移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土地改变了主人；也有的学者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山戎族的文化遗存，其主要原因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正是山戎活动的活跃阶段。不管这些推测是否正确，这一现象的发生与东北游牧民族的兴起，特别是东胡族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关系。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城堡，特别是阴河和英金河北岸的土石城堡带，显示出一种面向西北方向线式防御的态势，比如城堡门一般开在东面或南面，西面和北面一般不设城门，似乎防御的重点就在西北方。其绵延数百里的带式城堡群的分布，既显示出“原始长城”的雏形，也显示出一种强大的战争与军事对抗的激烈规模是何等的残酷。农业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经济方式，牲畜饲养业也十分发达。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属于东胡游牧文化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文化特别发达，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地区发现了相当于商周时期的窖藏铜器群，集中分布于大凌河上游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无论从铸造技术，还是从时代特征都与中原同期器物完全一致。今赤峰市林西县还发现了大型古铜矿遗址，证实早在2000—3000年前，辽西的先民们就能开采铜矿，冶炼和铸造青铜器。显示出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地域性特色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交流关系，且发达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并兼有农业。发达的青铜文化和游牧经济方式为东胡民族的青铜兵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辽西地区发现了众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东胡族墓葬，出土了大量兵器与马具。兵器、马具均以青铜器为主。如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大墓，发现有500多件铜器，成组的铜盔、铜戈、甲及整套马具，证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位高贵的骑士。这种发达的青铜兵器军事文化与辽西地区的筑城发展，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城堡到上层文化时期筑城的匮乏性的现象令人大惑不解。这种现象是否就能说明崛起的东胡游牧民族南下，并征服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农业民族呢？同时说明自东周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燕、赵、齐的北部经常受到侵扰的事实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存在时间比较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国时期的燕国北击东胡、筑东北长城，并在辽东、辽西设置和修筑郡县城池，可能就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出现所导致的结果。当然，东胡族具有游牧民族军事文化特征的青铜兵器的发达，又为其进行掠夺性战争创造了条件。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以兵器为多，如铜盔、铜戈、铜矛、铜镞、青铜短剑，以及车马具等，证明兵器的发展在辽西地区已经由铜石并用时代过渡到以青铜兵器为主的时代，出现了东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兵器大变革。这一兵器变革首先在辽西地区发生，并逐渐向东、东北、北部扩展。这一扩展现象又从辽河流域的青铜短剑军事文化特征所处的区域中表现出来。青铜短剑最早见于商代晚期的北方地区，是曲柄匕首式短剑，其渊源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的细石文化石刃骨剑，并显然与游牧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辽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出土大量的石剑、石矛、长柄石斧等。到西周与春秋之交，辽河流域逐渐成为青铜短剑的发达地区。短剑是具有一定等级身份的人物必备的随身武器，其造型和装饰都很讲究，体现了当时青铜铸造水平和艺术成就。在辽河流域出土的青铜短剑又可根据剑柄和剑身的铸造，分为连铸的匕首式和分铸的“丁”字形把手曲刃式为主的若干类型。根据各类型短剑的分布、发展、演变等规律，可见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由辽西地区向东、东北扩展的趋势。
匕首式青铜短剑主要分布于西辽河流域及其西部。这一区域军事文化类型表现出大量使用草原动物作装饰，表现在短剑的剑柄、剑鞘甚至剑身以及车马具、装饰器上。辽河流域的支流——老哈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是这一军事文化类型的分布中心，这里不断有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大型墓葬和相应的居住址的发现，并出土大量代表这一军事文化类型的青铜兵器。由老哈河流域向大凌河和下辽河流域则是“丁”字形把手曲刃式青铜短剑文化的分布区。这种青铜短剑在游牧文化中较为普遍，但是其草原动物装饰减少，说明辽河流域各类青铜短剑文化与东胡、山戎等游牧民族的移动有关，并呈现出由辽西向东扩展的趋势。其中所含的燕文化因素也呈现出同类现象，即自辽西而至辽东，反映出东北南部接受燕文化的历史过程和路线也是由辽西向辽东发展的，这种发展趋势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而向北则扩展到松花江流域。这种青铜兵器军事文化的分布体现出游牧民族南下和燕国势力向辽河流域扩张的对立趋势，上述两种青铜兵器军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燕国及东胡之间的战争和防御中的燕国筑城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辽河流域主要是善于骑射而不善筑城的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为这一时期筑城遗迹的匮乏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也正是东胡等游牧民族的青铜兵器军事文化的发达，为其南下占据广阔的辽西地区创造了条件，使辽河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筑城发展，出现由雄伟的早期城堡遗迹到筑城遗迹的突然中断，并随着燕国势力的扩张，又出现了中原筑城形式向这一地区的延伸。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铁兵器开始大量装备部队，锐利的钢铁兵器使这一时期的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进一步加剧，并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燕、赵、齐等国开始加强对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和军事进攻，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战国后期，燕将秦开东却东胡，占据了东北地区广阔的辽河流域，并将中原地区铁兵器带到了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燕国城池遗址和燕国东北长城遗迹，多处发掘出铁镞等战国时期的铁兵器，并伴有铁镢等农业工具的出现。在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出土有著名的战国铁戟和扁茎铁剑，进一步证明燕国在战国时期铁兵器的出现及在战争中的应用。燕将秦开东却东胡固然与燕昭王时期燕国国力日趋昌盛有着直接关系，但铁兵器明显优于青铜兵器，也可能是燕国战胜东胡的一个重要原因。燕国东却东胡、占据辽东地区，不仅把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兵器带至辽河流域，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筑城文明及先进的农业经济形态下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开始筑城防御东北游牧民族南下入侵的东北长城，也开始设置和修筑具有封建制社会行政区域特色的郡县城池，而且，燕国东北长城和郡县城池的构筑明显吸收并融合了东北筑城技术，其石砌技术具有鲜明的东北筑城技术特色。自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铁兵器首先在辽河流域传播，并在以后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向东北整个区域扩展蔓延，促进了东北区域性民族的军事及社会的变革。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各古代民族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并开始大规模构筑城池。
可见，兵器的变革与传播，确实对东北筑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文化早期，辽西地区出现了早期城堡，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文化鼎盛时期，却出现筑城遗迹衰退现象。到战国时期，伴随着一方大量使用铁兵器战争的出现，辽河流域出现了具有中原筑城特色的长城和城池筑城体系，使东北筑城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曲线式、波浪式发展状况。这确实与东北地区兵器的变革与传播，与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各民族兵器的发展与扩张及防御性战争是导致东北筑城这一独特发展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