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北古代筑城的起源
第一节 东北古代筑城的起源
一 东北古代文明的起源
距今几十万年前，有一支北京猿人向东北地区移动，他们沿着南北两条通道，即今西辽河与北方草原，首先驻足于辽河流域，并在旧石器晚期陆续到达白山黑水。考古发现营口“金牛山猿人”与“北京猿人”所使用的石器具有明显的相似性，[1]从某种方面诠释着东北人类起源与迁徙假说的这种可能性。他们在旧石器时代使用简单的石器工具和骨器工具，以渔猎和采集天然果实为生。旧石器的早期和中期的古人类居住在天然岩洞里，其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则逐渐从洞穴中走出，步入平原地带，并逐步扩展到松花江、嫩江和黑龙江流域。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有：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遗址[2]和本溪市东南的庙后山遗址。[3]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辽宁省喀左县鸽子洞遗址[4]和黑龙江省阿城区交界镇石灰场遗址，[5]均属洞穴遗址，东北原始人类至少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驻足于黑龙江流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洞穴遗址，如辽河流域的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松花江流域的安图人洞穴遗址等。然而，其大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地点都依山傍水，并坐落在具有天然屏障的地形地貌上，如山岗、台地、河岸、河湾等，如辽河流域的凌源县西八间房遗址位于大凌河右岸，锦县沈家台遗址位于小凌河支流东岸的山坡台地上；松花江流域的吉林省乾安县大布苏遗址位于大布苏泡子东岸，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阎家岗遗址位于松花江支流运粮河右岸；嫩江流域的大兴屯遗址位于嫩江左岸；黑龙江流域的十八站遗址位于大兴安岭东坡、呼玛河左岸。[6]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发现孔骨针，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缝制技术的成熟。骨针虽小，却意义重大，代表人类早期缝纫技术的产生，解决了缝纫皮衣问题，东北原始人类就可以走出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7]
距今1万年前，东北原始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距今8000—7000年的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普遍出现了以成排成行为特点的半地穴式房址群，并伴有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出现，形成早期的聚落形态，特别是查海遗址和兴隆洼遗址，聚落外围有环壕围绕。尽管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迄今未发现农耕的迹象，出土的生产工具表明仍以渔猎和采集作为主要经济形态，但聚落形态的出现，是东北原始人类开始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根据聚落形态的研究成果表明，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聚落房址群，反映了原始社会结构的层次性和规模大小的分化，从居室葬与居址葬的随葬品的差别，反映了氏族部落中拥有较大权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特权阶层的出现。尤其是从玉器和龙的图腾崇拜所反映的宗教观念和原始部落的核心价值观的发达程度。例如：查海遗址中处于聚落中心的大型龙形堆石，都已表明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已越过原始氏族公社发展的繁荣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据此提出“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的观点，并专门为查海遗址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8]
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继查海—兴隆洼文化之后，辽西、辽东和松花江与嫩江流域相继出现了属于各地域的新石器文化：距今7000—6000年前后，辽河下游及辽东半岛地区出现了新乐文化和小珠山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辽西地区出现了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距今6000—5000年前后，松花江流域出现了新开流文化和莺歌岭下层文化，而嫩江流域出现了昂昂溪文化。[9]并且出现了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辽东半岛的小珠山文化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它们直接接触并相互作用，促进了地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与传播，使东北地区各地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面貌日益复杂化。在这些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各地域的文化开始走向文明的进程。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最先步入人类文明时代，可以说这是东北文明起源的标志。
红山文化，是以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发现的遗址而得名，遗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吉林省的西、西南、西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地区。从考古发现的村落遗址来看，红山文化的人们已经开始定居。定居的村落遗址主要坐落在靠近河岸台地上或较高地点，并呈现出比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扩展的范围和密集程度较大的特点。所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以铲、锄、斧、刀、镰、石耜等农耕石器工具为主，说明其社会经济生活已经由渔猎和采集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阶段。当时社会还出现了祭祀活动和“神权意识”，在辽宁省喀左市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中发现一座大型方形石砌建筑祭祀遗址；[10]在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还发现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和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和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形成了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群，并在多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积石冢群及其玉礼器。[11]从积石冢的墓葬状况分析，墓葬规格大致可分出中心大墓、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等五个具有明显等级的墓级，说明红山文化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社会。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一般分布山岗上，每个山岗上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各代表一个并存的独立单元，与部落、氏族、家庭相对应，积石冢群的大小、规模不同，反映出单元集团的大小、强弱程度的不同。
东北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农耕文明的出现、村落的分布扩展和等级社会的形成，特别是以坛、庙、冢“三位一体”礼仪性建筑为象征的宗教礼制的形成，标志着东北辽西地区文明时代的到来。同时，这种文明的迹象也反映出“原始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经产生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古代城邦式原始国家已经在这一地区产生，即进入了古国阶段。[12]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可能要稍晚于东北辽西地区，但在不迟于距今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了古国阶段，出现了诸多古国并立的现象，先商、先周都是与夏并立的古国，就是春秋以后的齐、鲁、燕、晋以及若干个小国，在周分封以前也都各有自己的早期古国。另外，红山文化作为辽河流域的地域文化的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同样是我国的文明起源地之一。这种文明的起源既是当地数十万年文明进步的积累，也是辽西地区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文明交流、传播的结果，为辽河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告别原始氏族部落社会、步入阶级社会、形成各自的区域性方国，并最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并预示或标志着战争起源的古国纷争时期即将到来，及其战争对立的产物——早期城堡即将出现。
二 渔猎人的临时宿营地和环壕聚落
在洞穴中生活的东北原始人类，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逐渐从洞穴中走出，步入平地，寻找栖息地，他们面临的首先是猛兽等自然界的威胁，由于他们以渔猎和采集为生，最初没有固定的定居点，往往先使用狩猎的兽骨、树枝、树干等原始材料，构筑临时性宿营地。之后，随着人类文明的起步、氏族部落的出现，进步较快的一部分东北原始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并构筑聚落式房址群，出现了东北筑城的雏形——环壕聚落，以防备猛兽和其他部落的侵扰。
1.哈尔滨阎家岗古营地遗址
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花江支流运粮河右岸的一处早期人类临时宿营地，即阎家岗古营地遗址。这处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共发现了两处临时居住的古营地遗址。两处古营地遗址相距约40米，均埋藏在距地表3.5—4.2米深的粉砂层中。其中一处营址用500多块兽骨有规则地叠垒成一个半圆圈形状，半圆的弧长约5米，直径0.6米，缺口朝南。许多骨骼表面有人工砸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动物骨骼中有90%以上属于幼年个体，其余的属于老年个体，说明这些动物是人类的猎获物。另一处古营地遗址用500多块兽骨围筑，围墙高0.8米，形状为一个大半圆形，缺口朝东，圆圈的内径为3.5米。骨骼分三层叠砌，下层大多是粗而重的犀牛肢骨，上层是野牛、野马和鹿的骨骼，骨骼上同样有人工砍砸的痕迹。此外，还发现一个动物的尸积坑。考古发掘者认为，阎家岗是远古人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古营地遗址是原始人类猎人的屠宰场，是肢解较大动物的地方。这两处古营地遗址，其上可能有用树枝、兽皮搭盖的篷顶以遮蔽风雨。类似的房屋基址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也曾发现，同样是用猛犸象骨骼筑成的。房基呈圆形，有一个缺口供猎人出入。另外，在贝加尔湖以西的安加拉盆地也曾经发现一个半地穴式（浅穴）棚屋，墙基也是用猛犸象披毛犀和驯鹿的骨骼、牙齿、角及石块围筑的。这种早期猎人的临时宿营地，主要供猎人休息、防备猛兽的侵扰和遮蔽风雨等，还不能称为早期筑城的雏形，但却预示着原始聚落的出现，并反映出渔猎民族的早期筑垒技术。[13]
2.辽西地区查海和兴隆洼环壕聚落
距今8000—6000年前，是中华大地文明起步的重要时期。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到燕山南北地区，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然而有聚落围沟的遗址并不多见。目前，考古发现的具有聚落围沟环绕的遗址有：属于辽西地区的查海和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兴隆洼遗址、河北磁县潘汪龙山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等。其中属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和兴隆洼遗址的时间为最早，距今约在8000—7000年，而属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距今为7000—5000年。我们把这种在居住村落周围挖出环形壕沟来保护自己的居住方式，称为“环壕聚落”。
查海环壕聚落：查海环壕聚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阜新市东北20公里的一片丘陵地带。从地理环境看，处在古文化比较发达的辽西地区，这一地区与辽河下游平原接壤的接合部，作为辽西与辽东分界的医巫阁山到此已是尽头。所以从辽西到辽东经过这里并无阻隔。遗址坐落在一处漫岗向阳的南坡，北部是略高的平坦台地，东北方向5公里处便是查海山，遗址四周都为起伏的丘陵地带，其地势较为平缓开阔，南部濒临一条名叫“泉水沟”的河道。泉水沟尽头有一泉眼，至今泉水涓涓流淌，成为辽河支流绕阳河的河源地之一。沿泉水沟向四面延伸，西可达大凌河、东可抵辽河下游及渤海湾，北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草原。看来古人类选择此处为居住址，不仅具有便于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开阔空间和良好的自然环境，而且具有军事战略位置的意义。因为它恰好处于贯穿医巫闾山南北交通的要道上，向北可进入内蒙古东南部草原，向南可进入辽西平原。遗址东北部的查海山作为天然屏障，可谓进可攻、退可守的形胜之地。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远古聚落居民在选择聚落地点时，为了抵御其他部落的侵袭，这种早期朴素的军事防御思想是否已经萌芽。
查海遗址主体部分的面积，东西、南北大约100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房址以南北成行，东西成排为特点，房址间排列密集有序，聚落中心则为一条龙形堆石和墓葬群所占据。聚落周围有环壕围绕，形成了布局完整、具有防御功能的环壕聚落，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史前聚落。不过从遗址外围东部清理出的一段壕沟看，遗迹较浅而宽，且未获得原始数据。查海房址发现有50余座，房址呈方形圆角为半地穴式，地穴部分全部是凿入基岩做成，这种凿岩入穴的做法在当时具有很大的难度。引人注意的是每一处房址都未发现明显的门道。[14]为此有人推测，这一时期由于注重防寒、防野兽和外敌等原因，所以门都应设在屋顶。在屋顶开门的方式可以从文献学及东北古代民族中找到相关的证据。如《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人“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人”。晚近北方民族也有以木梯或带刻槽的木柱出入穴居的材料，都可以与查海遗址的情况相互印证。其实与查海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西亚史前文化中，就有在屋顶设门的明确发现，这就是在土耳其中央安那托利亚南部的恰塔·夫尤克乃遗址，距今已有8500—7700年，其完整聚落经复原不仅门开在屋顶，人们出入房屋和村落都使用梯子，而且还发现有屋顶兼作道路使用的痕迹（见图1-1）。大概查海人当时出入房间的情形，与遥远的西亚民族有相近甚至相同之处吧！
图1-1 土耳其中央安那托利亚南部的恰塔·夫尤克乃遗址复原图
兴隆洼环壕聚落：兴隆洼环壕聚落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1983—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经过6次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3万平方米，发掘遗址中包括房址、灰坑、墓葬和围沟。房屋基址达160余间，大致成西北—东南方向排列，营建有序，多近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设有门道和入室台阶遗迹。
在遗址周围，有一圈不规则圆形“灰土带”，经发掘证明是一圈较大的大围沟，周长约570米，直径达166—183米，沟宽2米，残深0.55—1米。围沟内即为房屋聚落遗址。围沟西南部有一宽4.6米的缺口，即出入房址的通道。这种围沟环绕着成排的房址，是其主要特征——“兴隆洼环壕聚落模式”，这种遗址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15]和姜寨遗址[16]完全不同，在史前聚落中具有独到的特点。[17]
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遗址的年代，较比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至少要早上千年。我们并不能据此就推断战争文明的先后，或者说此时的战争文明已经产生，因为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明显的阶级对立现象。氏族首领及特权人物的出现尚不能说明形成了阶级对立，部落之间的争斗属于掠夺性的侵扰，是野蛮性的掠夺，应该属于战争的萌芽状态。然而，从考古发现的早期筑城雏形——环壕聚落来看，东北筑城的文明应该与东北文明的发生保持同步。构筑环壕进行防御的早期筑城雏形的这种筑城文明现象与辽西地区处于连接中原地区、东北亚的陆路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与枢纽不无关系，说明传说中原始人类由辽西通道步入东北亚、远涉美洲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就在辽西通道上修筑城垒，说明这里始终处于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的地带，当属于战争萌芽的要素之一。
从环壕聚落的本身特点来看，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与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构筑特点存在着明显差别：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的房址成排成列布局（图1-2）。
图1-2 成排成行的兴隆洼聚落房址群[18]
而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成群聚团式，并沿周边环壕分布。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的墓葬分为居室葬和居址葬，大多分布于环壕内部，而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的墓葬群则处于环壕外部附近，既体现了墓葬习惯的不同，更体现了环壕聚落布局的不同，有人为此提出“兴隆洼聚落模式”。至于查海遗址与兴隆洼的环壕聚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查海房屋的门道开在屋顶，房址的穴部凿在基岩上，而兴隆洼遗址的房址门道则开在房屋的一侧；兴隆洼遗址晚于查海遗址，但查海的房址更具有防兽、御敌的功能；查海遗址外围东部清理出的一段环壕浅而宽，防御功能不明显，而兴隆洼遗址的环壕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这种现象也许是由查海人到兴隆洼人的进步，或许是氏族部落筑城习惯和筑城技术的不同，反映了辽西地区不同部落筑城文明的特点和差异。
三 东北辽西地区的早期城堡
东北辽西地区的范围，大致包括东北地区的燕山南北地区，具体范围东起辽河或辽河西的医巫闾山，西至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北抵西辽河流域上游，即西拉木伦河两侧，南到大凌河、小凌河或燕山山脉。从流域的角度观察，这一地区属于西辽河流域的支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的支流。如从行政区划上看，则属于今辽宁省的阜新、锦州、葫芦岛、朝阳及内蒙古地区的赤峰。这一区域内的红山文化时期的东山嘴遗址发现了一座南北、东西长200米，总范围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石砌围墙与女神庙形成一体性建筑，专家由此推断这是一座大型祭祀遗址。然而，在牛河梁遗址还发现了一座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址，是一座土石结构的正圆丘形建筑，由以夯土构筑的中央土丘和四周台阶式砌石两部分组成。说明这一时期东北辽西地区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夯土筑城技术和石砌筑城技术，但是考古工作者迄今并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筑城遗迹，这一时期的石兵器、骨兵器也很少见，说明当时的战争还没有那么激烈和普遍。总之，我们很难探究东北地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筑城遗迹匮乏的真正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与红山文化比邻并处于同时期发展的湖南城头山文化除有环壕聚落遗址外，还发现了城头山古城遗址，距今约6000—4800年。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城外环有护城河，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基址。[19]此外，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距今约5300—4800年。这两座古城址均处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城垣呈圆形，并有环壕聚落的残余形态。因此，我们不能断言东北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没有筑城防御构筑技术，或许考古专家还没发现其筑城遗迹，或许真正的阶级社会并未形成，没有战争的威胁，恐怕也就没有筑城的必要。
距今5000年前的后半叶，东北辽西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到早商时期，距今约4000—3500年。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地区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早期城堡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东北地区最早的城堡。这些城堡遗址主要分布在以辽宁朝阳，内蒙古的敖汉旗、赤峰、宁城和辽宁省喀左县这一环形区域为中心的地区，在靠近河北北部的浅山区也发现了这种城堡类型的遗存。城堡类型主要有村落城堡、独立城堡群和带式城堡群，并出现了早期山城。[20]
村落城堡：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村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的台地上，每个村落都有防御设施。村落周围修筑土石混筑的围墙，并形成土石构筑的“城堡”。这种城堡仅在辽宁喀左县内就发现300多处，在局部区域甚至比现代居民点还要密集。在以赤峰和宁城等地为中心的老哈河、孟克河、教来河流域和大凌河、柳河上游一带分布的大小不等而密集的村落遗址中，有些大的村落周围修筑了石砌的城墙或壕沟。如在赤峰西山根旁西路嘎河边的岩石山岗上所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是由两堵相连接的用自然石块垒砌的围墙，每堵围墙内约有30座大小不同的房屋基址；在敖汉大甸子发掘的一处修筑在黄土丘陵地上的村落遗址，村落周围的围墙是夯土修筑的；宁城小榆树林遗址内，有土坯和石块垒砌的圆形房子，村落周围的石墙、夯土墙与壕沟应是当时的重要防御设施；在赤峰药王庙遗存中，还发掘出两座半地穴式房屋。[21]
图1-3 北票康家屯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墙图
独立城堡群：一般由“一大几小”土石城堡形成组合城堡群，像是周边小城保护中间大城，基本形成了环形防御结构。辽宁省朝阳地区和内蒙古昭盟敖汉旗发现了多处类似规模的城堡群。
带式城堡群：由多个城堡群组成，城堡群一般沿河谷呈线式分布，群与群之间一般保持距离不等的间隔，每个城堡群由多个小土石城堡组成。小城堡群呈两种布局：一种是大范围的星罗棋布，一种是在边缘地带由多个小城堡连成一串，不是为保护一座城市，而是形成大范围的线式防御。在赤峰市北部沿英金河分布着这种典型的带式城堡群并与燕、秦长城平行或重合。这种城堡群虽然排列成带状，但在形式上还不能称为“长城”。然而，其功能却形成了较大范围的线式防御体系，犹如汉代烽燧遗址一样，如果串联起来就起到了“长城”的作用。这种带式城堡群的存在比秦汉长城要早一千多年，可视作“原始长城”或“战国、秦汉长城”的文化源流。无疑，这是东北地区出现最早的长城的雏形。而中原地区类似“原始长城”的边堡则出现在西周时期。《诗·小雅·出车》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和“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这是文献中对“周筑边城”的记载，周宣王为防御北方猃狁的进攻而命南仲沿边境线筑建城堡，并配合烽火台传递军情。这种线式分布的城堡带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用城墙将城堡联结起来形成了“长城”。而东北辽西地区的这种“原始长城”，是青铜时代相当于早商时期的遗存，比中原地区的长城起源至少要早几个世纪。[22]
图1-4 英金河、阴河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分布图[23]
早期山城：山城是东北地区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城池类型，在东北广泛分布着高句丽和渤海国时期的山城。但迄今在东北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山城遗址是东八家石城遗址，它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庙子车站东7.5公里的东八家后山坡上，属于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石城依山势而筑，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宽140米，南北长160米，用天然石块砌成阶式墙，东北角残高1.5米，城内东南部圆形石墙建筑址分布密集。
总之，东北辽西地区从查海—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到红山文化时期夯土和石砌筑城技术的趋于成熟，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以村落城堡和独立城堡群为代表的早期城郭雏形，以及带式城堡群式的“原始长城”。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早期线式筑城防御和环形筑城防御思想，标志着东北辽西地区早期筑城的形成，并与这一地区早期文明的出现保持同步。
四 东北筑城及其战争起源的发展过程
筑墙挖壕，修筑城池，是战争中保护自己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工程手段。要不要筑城，筑什么样的城？皆取决于战争的需求。因而，战争是筑城起源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筑城和战争往往相伴而生，战争是动因，筑城是战争中与进攻相对立的产物。筑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往往伴随战争的原始表现形式，即部落间的冲突伴随着战争的萌芽而产生。这一发展过程是积于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社会变革基础，当战争推动原始社会形态突破临界状态，进入阶级社会时完成的。东北筑城起源的发展过程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从上述的发展历程看，东北筑城的出现是经过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萌芽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过渡阶段，直到青铜时代才最终完成了筑城的历史。
东北筑城的萌芽阶段：出现了环壕聚落。东北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生活在洞穴里，以渔猎和采集天然果实为生，晚期各部落逐渐从洞穴中走出。走出洞穴的东北原始人类最初为捕食猎物或采集天然果实，需要经常变换栖居地，他们最初面临的威胁不是原始人类本身而是野兽等自然天敌。他们利用树枝、树干插植在临时宿营地的周围而形成临时性的寨栅，或利用狩猎剩下的兽骨、天然石块搭设临时宿营地，如阎家岗的古营地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一些部落选择河流冲击的平原地带开始定居生活，往往选择具有天然屏障的地形，如山岗、台地、河岸的阶地等，遗址既离水源较近又可控制出入的交通要道。然而，在防范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扰时往往无险可依，于是早期人类便想出了用人工设置障碍的办法，即在居住的村落周围挖出环形壕沟来保护自己，于是就出现了聚落环壕。如辽西地区的查海和兴隆洼聚落环壕；还有一些仍然生活在大山深处的部落，如古老的肃慎民族面临的主要威胁依然是野兽、害虫、严寒、洪水等，夏天他们在树上放上横木、铺上柴草，既可防野兽又可防害虫；冬季为了抵御严寒，他们或搬进洞穴或挖设穴窖而居。可见，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早期，尽管出现部落间的掠夺性侵扰，但人类仍处于原始状态下的野蛮性掠夺。这一时期，还没有产生私有财产更没有阶级的意识，也就没有标志战争产生的私有制社会和阶级社会；尽管出现了聚落环壕等原始筑城形式，但是标志筑城产生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动因即战争并未产生，标志筑城形成的城池并未出现，只能称作筑城产生的早期萌芽。
东北筑城的过渡阶段：出现了夯土和石块砌筑城墙的技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处于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陆路交通要道上的辽西地区，已经进入早期文明起步阶段红山文化时期，正是东北筑城的过渡阶段。尽管在这一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明显的筑城遗迹，但从红山文化遗址的坛、庙、冢的建筑技术上分析，辽西地区的先民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石砌筑城技术和夯土筑城技术，且坛、庙、冢主要采取的都是石砌筑城技术，体现了东北先民的新石器文化传统。如牛河梁遗址群中的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中，台基采用了夯土筑城技术和在夯土台外面再用大块石包砌的方法。此外，红山文化时期的东山嘴遗址由石块砌筑墙体构成了大型方形祭坛，看上去酷似城堡的建筑等，都充分地说明了早在红山文化时期东北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构筑城堡的技术和方法。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关红山文化的筑城遗迹呢？一种可能是，尽管辽西地区红山文化虽已进入文明古国阶段，但仍处于早期的古国发展阶段；尽管这一时期的等级社会已经出现了雏形，但真正的阶级社会尚未形成。因此部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尚未产生，作为攻战的对立产物即筑城还没有出现。另一种可能是，迄今为止未发现红山文化中明显的筑城遗址。红山文化的筑城形式可能要进步于兴隆洼文化的聚落环壕，而落后于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城堡。当然，这一结论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来证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属红山文化同时期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石镞，说明这一地区已经开始使用弓箭。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辽东地区主要出现了新乐文化和辽东半岛南端的小珠山文化。小珠山文化具有同时期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的某些特征，说明早在这一时期的辽东半岛的文化就通过渤海海峡与大汶口文化直接接触并受其影响。在小珠山文化的中层出现了农业经济形态，标志着这一地区文明进步时代的到来。考古工作者证实：东北南部辽东半岛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其房址为半地穴式并形成了聚落形态。然而，仍然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筑城遗址，但是却发现了石镞和骨镞，说明已经在这一地区开始使用弓箭。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黑龙江流域也相继出现具有寒地特征的地域文化，经济形态仍以渔捞、狩猎、采集经济为主。黑龙江流域的新开流文化遗址出现了圆形或椭圆形窖穴，没有发现房屋基址；松花江流域下游的牡丹江流域的莺歌岭下层文化遗址出现了圆形或长方形房址；嫩江流域则发现了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即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丰富的小型石镞，这种细石器文化延续的时间较长，一直沿用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即使在嫩江流域较为发达的白金堡文化中依然没有发现筑城遗迹。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东北辽西地区最先进入了农业经济形态的文明时代，筑城技术趋于成熟；辽东地区受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也进入了农业经济形态，形成了聚落文明；黑龙江和吉林地区寒地的大河流域分布的原始人类仍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且聚落形态不明显，而靠近日本海的莺歌岭文化出现半地穴式房址的时代已经接近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这说明东北地区的几个文化区域的文明进步表现出南部较早北部较晚的特征。其中尤以辽西地区的文明进程发展最为进步，并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古国阶段，其筑城技术趋于成熟，为青铜时代早期城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东北筑城的形成阶段：可以明确地说，东北的青铜时代就是东北筑城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发生了重大变革，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掌握复杂技术，可以把岩矿石融化，经过复杂的工艺技术生产出金属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并最终突破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临界状态进入阶级社会。战争伴随着这次社会大变革而不断加剧，并成为推动这次社会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筑城，作为攻战的对立产物也就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东北地区在青铜时代首先在辽西地区发生了社会大变革，具体说是发生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了铜柄戈、铜镞、青铜礼器等青铜器，考古专家认为辽西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然而，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大变革的过程并没有文献记载，包括推动社会大变革的战争史料也无从查起。但考古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存在着许多早期城堡的事实，证明了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成熟的东北筑城阶段。根据这些早期城堡推断在以辽宁省的朝阳，内蒙古的敖汉旗、赤峰、宁城和辽宁省的喀左县这一环形区域为中心的东北辽西地区，曾有一个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为伍称霸一方、盛极一时的古方国的存在。如成环形分布的独立城堡群已经具备了早期城池的特征，这是代表阶级社会的早期国家形态——古方国形成的重要标志。再如赤峰市北部的英金河一带，呈线形分布的城堡群显示出具有国家规模的强大集团的集体防御体系。在由古国向方国嬗变的过程中，必然要通过战争突破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临界状态才能进入方国时代。但从早期城堡形成的筑城防御体系来看，这一地区已经进入了古方国时代。那么，这种推动社会大变革的战争应该发生在方国形成之前，并有同时期的筑城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东北筑城和战争起源的时间，应该在辽西地区方国形成之前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说法可以与中原地区的战争和筑城起源于五帝时代相提并论，而东北古方国的形成确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来作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