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筑城研究概述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赤峰夏家店遗址下层而得名，是一种分布于燕山山脉南北、辽西、内蒙古东南部的青铜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500年。以今赤峰市地区为中心，囊括大凌河、小凌河、西拉木伦河、英金河、阴河等流域，向南延伸至燕山山脉南麓的滦河、海河、永定河等流域，向西至张家口壶流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大量规模宏大的石城址为其典型的聚落形态，这种石城的建筑形制掀开了东北地区筑城史的序幕。自1943年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在赤峰市首次发现东八家石城址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域内发现了近百座石城，其中以北票康家屯城址、赤峰三座店城址、上机房营子城址、上机房西梁城址、二道井子城址等为代表。这些石城均以石砌或土石混筑的城墙为防御设施，城墙设有城门和半圆形马面，城内还有建筑址和祭祀址。从形制和文化内涵上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老虎山石城文化、陕北石峁古城和辽东秽貊石筑山城的建筑形制与特点具有一定的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虽已进入出现阶级分化的“方国”时代，然而其石城文化尚处于早期城市的雏形阶段。但毫无疑问，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是东北地区最初的古代筑城。
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发现和研究始于1943年，佟柱臣在赤峰东八家村的后山坡上发现了一座石城址。[34]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境内英金河流域及其上游阴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又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42座。[35]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对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山城[36]、阜新平顶山遗址[37]的发掘和对承德、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将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分布范围从阴河流域扩展到大凌河、小凌河、教来河、老哈河流域等。
20世纪90年代后，考古工作者利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对阴河中下游地区石城址展开了调查。1994—1995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下，北京大学以色列籍研究生吉迪先生、赤峰民族高等师专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与赤峰市北方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联合对赤峰松山区西部阴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察，重新确认并发现64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考古调查与研究成果见于王惠德、薛志强等撰写的《阴河中下游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性质及特点》[38]《阴河中下游石城的调查与研究》。[39]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赤峰市西南部半支箭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共发现38处夏家店下层文化或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40]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数次中外联合考察，使半支箭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筑城址的文化面貌得以清晰，科学出版社还正式出版了考察报告《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41]1999年至2001年，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在赤峰地区又新发现379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42]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敖汉旗联合发掘了城子山山城。该城址是我国北方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暴露遗迹最为清晰、结构最复杂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城址，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超中心城址。城址内13万平方米的祭祀遗址表明该城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的中心祭祀城址。[43]截至20世纪以前，目前已知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近百座。
2003年，为了全面了解红山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赤峰市红山区文物管理所协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再次全面踏查了红山地区并发现了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通过与三座店石城址的比较，对红山区发现的城址的布局、城墙及圆形石砌建筑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城址确系夏家店下层文化无疑。然而，如果与三座店石城址相比，其防御性能更加明显。[44]2005年，为配合三座店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赤峰初头朗镇三座店城址进行了发掘。[45]2006年秋，又对赤峰上机房营子石城址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出土文物 1000余件，其文化属性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并确定石城址系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建，夏家店上层文化沿用，上机房营子石城为探讨阴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诸多相关问题提供了佐证。上机房营子石城址的发掘意义重大，报告撰写者认为：“以往的考古调查表明，阴河中下游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内，裸露于地表的遗迹主要为石圆圈或石堆建筑，如赤峰三座店石城址和上机房营子西梁石城址，而上机房营子石城址内的居住区则集中在北部两道石墙之间较平坦的地带，尚未发现石圆圈建筑。”[46]此外，还发掘了赤峰上机房西梁石城址。[47]2009年4月至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赤峰红山区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发掘。[48]
目前，学术界关于夏家店下层石城址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在对夏家店下层石城址综合研究方面：徐昭峰全面梳理总结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研究状况。他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作为聚落单位，包含了祭祀功能，但不能忽略其军事防御功能的本质。[49]夏保国则认为，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是以台地型聚落、城址和山岗型石城址作为典型聚落形态，具有较强的防御性。但根据防御强度，可将其分为平时使用和战争时使用的场所。[50]陈国庆、张全超则结合赤峰上机房营子石城址、西梁石城址、三座店石城这三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考古发掘的收获，并结合以往考古调查和试掘的资料，对阴河、英金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分布规律、营造法式、功能及起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51]朴炫真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概况、布局与建筑特点、城址分期、城址性质与功能进行了综合研究。[52]于明波利用考古学资料，通过群体与个体特征的综合考察，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独立聚落、成组聚落以及中心聚落遗址的属性进行分析，深入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形态演变与社会形态发展的关系问题。[53]张星德、辛岩对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址进行研究，认为聚落的界围形式有围墙和环壕两种。带有围墙的聚落就是石城，墙体结构主要有石墙、土石结构墙、夯土墙等，其中石墙或土石结构墙体多见马面或角台等建筑。此外，夏家店下层城址一般的聚落成群分布；聚落内部的房址分布可区分为单体房址或2—3座房址组成的院落，若干院落组成的院区及若干院区共同构成的一个聚落这样几个层次；一些房址还有带两圈墙体的双圈式房屋结构。[54]王惠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研究》[55]一书，是目前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唯一一部专著。该书对以西辽河流域和阴河流域为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自然地理环境、类型、特征等均予以论证，并对这些石城址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古学方面的梳理，并将夏家店下层石城址与中国早期的方国体制联系起来。
在特定区域的夏家店下层石城址研究方面：陈国庆、张全超指出，以往学术界均将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址及城址内的石堆建筑定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赤峰初头朗镇上机房营子石城址的考古发掘表明，石城址发现的石堆建筑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这说明这些石城址未必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也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这一发现为研究夏家店下层石城址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石砌建筑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重要启示。[56]郑绍宗对河北平泉茅兰沟一带发现的石围墙、石城遗址作了重点介绍，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对我国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围墙、石城聚落遗址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集中在内蒙古的赤峰、辽宁的朝阳、河北的承德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围墙、石城构成的“城堡带”分布直径在400公里左右，可能是当时“古国”的所在。这些石城在用途上分为居住址、防御式城堡址、祭祀址三种，是早期城市的雏形。[57]杨召礼将内蒙古长城地带的早期石城址分为内蒙古中南部段（即长城地带中段）和内蒙古东南部段（即长城地带东段），他将这两个地区石城址进行比较研究，重点探讨了两地区石城址的布局差异、社会功用、彼此之间的关系等。他认为两个地区石城址均建在地势险要的依山傍水之地，防御性明显，城址内均有祭祀场所，且与中原土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所反映的社会形态不一，东段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呈群聚分布，应是中部岱海地区以老虎山为代表的大型石城址进一步分化和发展的结果。[58]王太一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过程性研究，探讨了夏商时期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变化及在聚落演变上的表现。[59]李维宇对大凌河中游的北票康家屯石城进行分期研究，认为城址分为三期，在年代上处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晚期阶段，是一处集居住与防御为一体的一般性聚落。[60]
关于夏家店下层石城与环境关系研究方面：韩茂莉从西辽河流域各考古学文化期聚落的环境选择、聚落与高程、地貌等因素相关度的环境分析，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环境容量等三个方面，从人地关系学的角度深入探究了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的互动关系。[61]孙永刚、曹彩霞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以及诸多遗址周边自然地层与文化层的孢粉研究结果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集中分布于赤峰南部黄土丘陵台地地区，并向河谷台塬、河漫滩等适宜农业开发的地域推进，加之这一时期相对优越的气候环境的影响，促进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62]
在夏家店下层石城研究的其他方面：孙永刚认为，辽西地区的古代社会经历了从兴隆洼文化分散的村落组织、赵宝沟文化时期流行的部落、红山文化时期的复杂酋邦，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统一的地域性国家的持续进步的演进过程，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夏家店下层文化多层次的聚落群，特别是石城址的出现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步入“方国”时代。[63]卢冶萍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内房址进行研究，目前已见于发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房址20余座，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类，以圆形建筑为主，建筑材料多选用石块，也有少量土墙房屋，地面式房屋多平地起建，不挖基槽。另外，泥墙和地面有多层抹泥，表明房屋已经多次翻修。[64]王绵厚曾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作为高句丽石筑山城的渊源。[65]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多仍停留在梳理和分析考古学材料的阶段，不仅未能从理论上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也未能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位置。仅有陈国庆等的《阴河、英金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研究》、杨召礼的《内蒙古长城地带早期石城址的考古学研究》等少数研究成果论及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与早于它的老虎山文化石城、阿拉善石城之间的关系。但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流向却几乎无人涉足。
近年来，陕西榆林神木县石峁古城的连续发掘可谓石破天惊，无数个惊人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冲击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时代早期文明的认识。特别是石峁古城壮观的石筑城垣、瓮城与城门、马面等遗迹都表明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峁古城人群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筑城技艺。遗憾的是，学术界虽一次次为石峁古城叹为观止，却至今尚无一人将其与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认为石峁古城马面的发现将中国古代筑城中马面的历史由汉代提升至距今4000年前。但事实上，在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中早已出现了成熟的马面形态。令人疑惑的是，二者之间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系至今却无人提及。不仅在马面问题上，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中用纯石块砌筑或用土石混合填充墙体、外包石块的城墙建造工艺，以及城址的祭祀遗迹亦与石峁古城颇为相似，二者在年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上也大致吻合。从内蒙古凉城县老虎山石城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再沿长城地带向西至石峁古城，向东进入辽河以东，成为后来秽貊族和高句丽石筑山城的重要源头，上述石城共同构筑起一幅宏大的中国北方石城文化带。这一石城文化带的背后正是北方和东北青铜时代的古代民族交汇、融合、分化的复杂历史时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为带有浓厚游牧色彩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取代，一些石城在经过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短暂沿用后被废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地区，作为青铜时代大连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位于甘井子区大连湾镇、距今3000多年的大嘴子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大连地区最早的石墙遗址。石墙共三道，均以不规则的石块砌筑。[66]“王禹浪等学者认为，大嘴子城址虽还不能算作完整的城市，但却是大连地区最早的城堡，是大连筑城史的开端。[67]”大嘴子石城城墙的形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城墙类似，表明在年代上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嘴子人群可能与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古族存在某种联系。
[1] 李硕：《传说时代的文明——远古》，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2] 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辽宁营口金牛山），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辽宁省博物馆等：《庙后山——辽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4] 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76页。
[5] 于汇历：《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二十年》，《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6] 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361页。
[7] 张镇洪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1期。
[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9] 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4页。
[10] 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1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6期。
[1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9—144页。引用苏秉琦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国家起源的三部曲理论。
[13]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哈尔滨市文化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东北考察队：《黑龙江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1期。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16]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1期。
[1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4页。
[19] 李硕：《传说时代的文明——远古》，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20] 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9—175页。
[21] 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9—175页。
[22] 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
[2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4页。
[24] 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25]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 杨军：《秽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1期。
[27] 作者注，如高句丽的安市城、凤凰城等，见王禹浪、王文轶《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
[28] 孙进己：《孙进己论文集·韩国朝鲜国民族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1页。
[29] 陈蒲清：《古朝鲜族源神话与古代朝中文化关系》，《求索》1996年第3期。
[30] 2010年笔者曾经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孙基浩先生邀请，访问了平壤的朝鲜国家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座谈会上了解到大同江流域的大石棚文化的分布状况，在此深表致谢！
[31] 刘倩、鲁竹：《国语正宗》，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2] （南朝）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
[3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4] 佟柱臣：《赤峰东八家石城址勘察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35]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36]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城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37] 辽宁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5期。
[38] 薛志强、王惠德：《阴河中下游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性质及特点》，《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39] 王惠德、薛志强、吉迪、刘景岚：《阴河中下游石城的调查与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40] 朱延平、郭治中、王立新：《内蒙古赤峰市半支箭河中游1996年调查简报》《内蒙古陪嗽泌旗大山前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9期。
[41] 国家文物局合组赤峰考古队：《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2]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3] 邵国田：《城子山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康爱、孙国军：《赤峰市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敖汉城子山山城遗址简介》，《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44] 赵爱民等：《赤峰市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调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1期。
[45] 郭治中、黄莉：《内蒙古赤峰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日；内蒙古考古文化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4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赤峰上机房营子石城址考古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47]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上机房营子西梁石城址2006年考古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2007年。
[48] 曹建恩、孙金松、党郁：《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
[49] 徐昭峰：《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
[50] 夏保国：《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防御性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51] 陈国庆、张全超：《阴河、英金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5期。
[52] 朴炫真：《内蒙古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4年。
[53] 于明波：《西辽河上游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4年。
[54] 张星德、辛岩：《大、小凌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初步认识》，《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55] 王惠德：《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研究》，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56] 陈国庆、张全超：《赤峰上机房营子石城址考古发掘与启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7] 郑绍宗：《河北平泉一带发现的石城聚落遗址——兼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堡带问题》，《文物春秋》2003年第4期。
[58] 杨召礼：《内蒙古长城地带早期石城址的考古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年。
[59] 王太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
[60] 李维宇：《北票康家屯城址及相关问题》，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6年；《北票康家屯城址及相关问题研究》，《东北史地》2015年第4期。
[61] 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62] 孙永刚、曹彩霞：《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分布、环境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关系》，《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63] 孙永刚：《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述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64] 卢冶萍：《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聚落房屋分析及其相关问题》，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年版。
[65] 王绵厚：《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山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66]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
[67] 王禹浪、刘述昕：《遥远的记忆——追寻大连城史纪元》，《旅顺博物馆学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