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南联大的后期文学社团

乌云遮不住太阳，低沉不会持久，萧索必然过去。具有“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青年，脉管里搏动着民主与自由的血流。1943年秋季开学，西南联大的围墙上出现了一份名为《耕耘》的文学壁报，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另一些文学青年接着以《文艺》壁报响应。其后，《生活》《冬青》《社会》《学习》《民主》等纷纷登场，沉寂已久的壁报渐渐活跃了起来，西南联大出现了新气象。1944年“五四”，“民主墙”上的壁报达二十多种，1945年“五四”，增加到三十多种，西南联大的民主气氛空前浓厚。各种演讲会、纪念会、游行集会此起彼伏，西南联大成为昆明著名的“民主堡垒”。是年底，“一二·一”惨案发生，西南联大沉浸在悲怆之中，民主斗争更艰难，同时也更坚定地进入了罢课阶段并且取得了胜利。与此形势相呼应，西南联大文艺活动也空前活跃，作品繁多，演剧盛行，新的文学社团也有组建，文艺创作出现了最为繁荣的景象。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7月，学生全部离开昆明北返。复员京津后，一些文艺社团一分为三，在各自的学校继续开展活动。

一、综合社团

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社团有数十个之多，有专门社团如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剧艺社、文艺社等，有综合社团如现代社、实学社、科学青年社、人民世纪社等，而绝大部分是综合社团。无论专门社团还是综合社团，几乎都办有壁报，其壁报上又均有艺术性较强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发表，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和“一二·一”运动中，文学作品在这些壁报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这里，只能选取几个综合性社团来介绍。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选，另一方面是用艺术的标准衡量，一些作品质量不高，此外，一些作品未能保存下来，无法言说。

（一）《生活》壁报

《生活》为外文系1942级学生的级会会刊。1943年秋，几位同学以“打破隔膜，增进感情”为目的，发起级会，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选出了干事，决定出版壁报《生活》。《生活》“提出了三个口号，那就是反映生活、批评生活和改造生活”。壁报在西南联大后期的生活和斗争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生活壁报社至1946年学校复员时解散。

（二）《现实》壁报

1944年5月，国民政府发起宪草大讨论。在讨论中，西南联大一些对政治感兴趣的同学便结社出版壁报，起名“现实”，是“觉得这时候每位同学对现实的认识有着迫切的要求”。《现实》以现实性强、政治性强为特色，尤其以登载美国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受到同学的欢迎。先后参加壁报编辑工作的有王汉斌、谭正儒、向大甘、李凌、陈月开、曾宪邦等。《现实》每半月刊出一期，到西南联大结束时，共出四十期。

（三）《南苑》和《溪流》壁报

“南苑”取昆华中学“南院”之音。当时，文林街的昆中南院住女同学。《南苑》壁报为西南联大女同学会主办，贴在离南院大门不远的一面墙上，版面不大，都是女同学的心声，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西南联大女同学会解散，《南苑》也随之消失，另一份壁报《溪流》继之而起。《溪流》的主要编辑是刘晶雯。她是中文系1943级学生，较为活跃，1945年秋她参加女同学会的工作，分管“学艺”即学术和艺术。因此，她曾参加《南苑》后期的工作，继而主管《溪流》。《溪流》与《南苑》相比，似乎更讲究表达的策略，笔调多样，思想稍微隐蔽一些，内容也更活泼，因此更受同学喜爱。三校复员后，《溪流》仍在北大出版，“这涓涓细流却一直奔流到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的墙头，奔流在沙滩的校园之中”。

（四）《春雷》壁报

《春雷》是春雷壁报社的刊物。春雷社1945年春成立，成员有李倬、孙树梓、陈冠商、李忠四人，导师是李广田。《春雷》为不定期刊物，至西南联大结束，共出十期。内容也主要是对国内外局势和校内外的大事发表意见，观点鲜明，“火力”较强，李广田老师曾“告诫我们‘火药味’不要太浓了，要注意斗争策略”，但社员未采纳。稿件“有评论、杂文、诗歌、散文、漫画等，内容有的针砭时局，有的配合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发表言论，颇受同学们的喜爱”。

（五）《除夕》壁报

在“一二·一”运动中，一些同学感到个人的力量太渺小，需要组织成集团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于是发起组织社团，这一天正是1945年的除夕，故起名为“除夕”社。“在开首筹备时，只有十九个人，后来增加到三十九人，后来增加到四十八人，再后来增加到六十六人。社友多是‘一二·一’运动时热心工作的人员”。除夕社由严令武等负责。在“一二·一”运动后期，除夕社坚持罢课到底，对应否复课等问题，与其他壁报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除夕社的最大功绩是编辑出版了《联大八年》一书。在西南联大结束前，“为了总结联大在昆明建校后各方面的活动，《除夕副刊》出版了好几版《联大生活特刊》的壁报，受到了许多同学的欢迎。有的同学建议进一步充实内容，编印成册，作为纪念。《除夕副刊》主编、学生自治会理事严令武接受了这一建议，进一步收集资料，组织和发动同学赶写有关教授、社团、壁报情况的介绍”，遂成《联大八年》一书。此书于1946年出版，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是研究西南联大必备的读本。

二、戏剧社团

这一时期的戏剧社团不多，主要是剧艺社。剧艺社演出频繁，影响很大，最值得注意的是剧艺社有了自己写作的剧本，因此要重点介绍。但在介绍剧艺社之前，先介绍具有文学创作的高声唱歌咏队。

高声唱歌咏队成立于1945年3月10日，它的前身是“男声合唱小组”。1944年暑假，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救济委员会组织西南联大同学到昆明郊区慰问驻军，同时宣传抗日和民主，1945年初再次组织去建水劳军。在这些活动中，渐渐形成了一支七八个人组成的男声合唱小组，在校园里练歌，很是快乐。因为全是男生，他们自己戏称“僧音社”，所写的《唱歌通知》也这么落款。由于男声合唱小组的活动得到大家支持，愿意参加的同学越来越多，并且有了女生，遂扩大队伍成立歌咏队。歌咏队取名“高声唱”，成立时已有数十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负责人是黎章民、严宝瑜、周锦荪等。“高声唱歌咏队一成立就宣称‘我们要为光明而歌唱’。”歌咏队既唱洋溢着革命豪情的抗日救亡歌曲，也唱艺术性强的抒情歌曲，还唱民歌。他们参加了1945年“五四”歌咏晚会，参加了悼念冼星海逝世的演出等。在西南联大“一一·二五”时事演讲会开始前，他们高唱反内战的歌曲激起会场的热烈情绪，反动派开枪威胁后，他们竭尽全力唱出《我们反对这个》，用歌声抗议武装镇压，“电线被特务们掐断，电灯熄灭，我们在黑暗里唱，汽灯被拿来点着，会场恢复了照明，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越来越低，大会主持人叫大家坐下，我们就坐下唱，后来大家被迫卧倒，我们卧倒后还在唱”。“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们唱出了《凶手，你跑不了》的警告，“四烈士”出殡游行中，他们以哀婉的悲歌《送葬歌》为烈士送行。复员后，他们分别成立了沙滩、大地、大家唱、群星、南星等歌咏队，继续歌唱。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有机会还在一起唱。

以歌曲创作而论，他们首先是填词，后来发展到词、曲并举。高声唱集体填词的如《建设民主新中国》，创作的歌曲如黎章民的《告同胞》《凶手，你跑不了》，严宝瑜的《告士兵》（方其词）、《送葬歌》等。《凶手，你跑不了》是怒斥“一二·一”惨案制造者的：“凶手，你逃不了！就是坐飞机，就是生翅膀，你也逃不了！你逃到重庆，我们追到重庆；你逃到东北，我们追到东北！你飞上天，你钻下地，我们也要追到天边地底……”这使我们想起闻一多在“四烈士”公祭会上的致词：“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可见，歌词表达了西南联大师生及全体人民的心愿。此歌在当时是各文艺团体的常演节目，“后来传到广西、上海等地，云南某部队并曾编为军乐曲”。《送葬歌》歌词是：“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生联合会为“四烈士”举行出殡游行，没有张贴标语，没有高呼口号，在高声唱歌咏队带领下，三万多人的队伍，异口同声唱着这首歌为烈士送行，全部的感情都通过悲怆低沉的歌声表达出来。这是人民群众的心声，是大众的诗歌。

剧艺社的成立时间在高声唱歌咏队之后。它们的成立都先导于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救济会组织的劳军演出。1944年暑假、1945年寒假两次劳军演出后，西南联大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把学生服务处的小会堂改成小剧场，演出《禁止小便》《未婚夫妻》《镀金》等一批独幕剧，并创办了《剧艺》壁报。这些活动为剧艺社的成立做了准备。1945年秋季开学后，《剧艺》壁报以“剧艺社”名义公开征求社员，人数增加到三四十人，于是正式成立剧艺社。成立会上，选举施载宣为社长，王松声为副社长，程法伋、温功智、孙同丰、罗长友等为干事，聘请闻一多为导师。1945年11月1日，西南联大校庆，剧艺社排演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获得成功。此剧的演出让人们看到了剧艺社不只是能演独幕小戏，也能演多幕大戏。也是这年春天，石凌鹤从重庆来昆明导演《棠棣之花》，剧艺社曾参加演出。不久，田汉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到昆明，剧艺社参与多项工作，与之结下了兄弟情谊。年末，“一二·一”运动爆发，剧艺社创作了《匪警》、《凯旋》、《审判前夕》、《告地状》、《民主使徒》（又名《潘琰传》）、《血债》、《光明进行曲》、《江边故事》、《民主是哪样》、《两可之间》等剧本并及时演出，影响巨大。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时，剧艺社演出了夏衍创作的《芳草天涯》。同月，剧艺社的王松声等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参与筹备、组织了彝族民间歌舞在昆明的演出，开创了民间艺术登上城市舞台的历史纪录。复员后，剧艺社在北大、清华、南开仍有组织，且演出了多种戏剧。直到今天，剧艺社社员仍经常联系，组织聚会活动。

剧艺社开创了西南联大戏剧团体自己创作剧本的历史，而且一出手就是一批，可见其文学和艺术功底之深。这是应该专书一笔的。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报告晚会，国民党军队鸣枪威胁会场，子弹从与会者头上飞过。第二天，昆明《中央日报》刊登题为《西郊匪警，半夜枪声》的歪曲报道，西南联大师生大为愤怒。剧艺社一位姓王的社员立即创作活报剧《匪警》揭露事实，表明真相。社员们立即排练，于11月29日演出。也是在11月25日晚会结束时，王松声开始构思并写作广场剧《凯旋》，在“四烈士”牺牲后一小时，噙着眼泪完成。剧本写抗战胜利后中央军一名班长在上司逼迫下开枪击毙抗日少年自卫队队长，事后得知这个队长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于是羞恨难当，拔枪自杀的悲剧。脱稿后，剧艺社社员连夜边抄写，边排练，12月2日举行首场演出，观众群情激愤，反响强烈。接着由罢课委员会组织的几支宣传队分头排练，到街头、农村、工厂演出，观众无不为之感动，有些国民党军人和警察也感动得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此剧仅剧艺社就演出四十多场。后来，剧本还在重庆、武汉、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演出。三校复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剧艺社还常演此剧。演出的生命力和观众的反响足以说明剧本创作的成功。12月4日，昆明警备司令部公审“一二·一”惨案凶手，采用偷梁换柱手法，将两个死刑犯当作凶手审判。郭良夫根据这一黑幕，立即编写出独幕剧《审判前夕》揭露其阴谋。剧艺社马上排练，于12月5日晚演出，及时有效。与此同时，另一些社员在排练王松声的另一个街头剧《告地状》。剧本描写“一二·一”惨案真相和烈士家人的痛苦，真实深刻，12月6日在昆明街头演出，效果极佳。在凭吊“四烈士”的过程中，郭良夫搜集潘琰生平材料，连续三天三夜创作出三幕剧《民主使徒》（即《潘琰传》）。剧本写潘琰的一生，性格鲜明，成就突出。剧艺社及时排练，于1946年1月27日至30日在昆华女中礼堂演出，观众潮涌，座无虚席，剧团只好每晚连演两场。

《凯旋》《审判前夕》《告地状》《民主使徒》四部剧本是西南联大剧艺社在“一二·一”运动中创作的几部思想和艺术质量较高、演出效果很好的剧本，其中《凯旋》和《民主使徒》演出场次多，影响广泛，可以看作剧艺社的代表作品。

三、文学社团

“1943年秋季开学后，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围墙上出现了一份名为《耕耘》的壁报，在满墙‘招领’‘寻物’‘出让’等启事中显得特别突出，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这份壁报是邹承鲁、袁可嘉、陈明逊等同学组织的耕耘文艺社编辑出版的纯文学刊物。耕耘社以重庆南开中学考入西南联大的同学为骨干，而且基本上是1941年中学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的同学，成员还有陆家佺、曾仲端、周锦荪等，负责人是邹承鲁和袁可嘉。邹承鲁在化学系，袁可嘉在外文系。据同舍回忆，袁可嘉“到了大学三年级，由于大量阅读诗作和评论，再加上好学深思，他觉得自己的见解要发表出来，就借别人一架破旧的英文打字机，根本不需要手稿，直接从脑子里打到纸上，一篇篇文章就这样举重若轻地产生了”。耕耘文艺社大约就是在袁可嘉等人这种高涨的创作热情中组织起来的。《耕耘》创刊号上发表了邹承鲁的短篇小说《星》和袁可嘉的几首诗。袁可嘉的《轻骑兵》和《死》等诗也刊登在壁报上。这些作品借鉴外国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的内容幽深、空灵，讲求艺术性，但离现实较远，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有独立见解、不随声附和的袁可嘉，当时“反对‘为人生而文学’，反对‘文以载道’，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主张文学不能急功近利、为政治服务，而是应当写‘永恒的主题’”。因此，耕耘文艺社被视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派文学社团。

在沉寂已久的西南联大壁报墙上，出现了这样一份壁报，已为稀罕，壁报又持这种与现实思想不相一致的观点，更是引人驻足观看，引起了读者的思考。很快，一场针对《耕耘》壁报文艺思想的论争开始了。

几个不满当时沉闷空气的同学，正在寻找一种适当的方式以活跃气氛，他们看到壁报有那样大的吸引力，不禁心动，经过简单筹划，一份名为《文艺》的壁报于10月1日，张贴在《耕耘》壁报旁。壁报的负责人是张源潜和程法伋，参与者有王汉斌、林清泉、杨淑嘉、何孝达等，导师是李广田。壁报同样吸引了众多读者。编辑颇受鼓舞，信心十足，决定半月出一期，每期两万字左右，分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栏目，编排与装饰力求新颖美观，与《耕耘》的朴素大方形成对比。成员也作了分工：张源潜和刚转入西南联大的王楫写小说和散文，何孝达写诗，王汉斌提供杂文，程法伋写评论。大家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决心追随鲁迅“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而对《耕耘》上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不满，于是决定对《耕耘》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脱离现实的作品提出批评，发起一场文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讨论。《耕耘》亦不示弱，对《文艺》进行了反批评。他们认为《文艺》上的诗歌充满了标语口号，根本算不上诗。在他们的论辩过程中，西南联大围墙上又出现了另外几份壁报，这些壁报也都站在《文艺》的立场上批评《耕耘》。《耕耘》显得孤立，但并不认为对方正确。论争持续了三四期。虽然论争没有得出结论，但促使双方进一步学习了文艺理论，提高了思想认识，逐步明确了写作方向。这场论争显示了西方现代派在西南联大的生存处境，同时亦可看作现代派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现代派总是遭受现实派的压力而又顽强地生长着。由于《文艺》壁报在论争中扩大了影响，来稿多了，文章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以后文艺社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45年3月，《文艺》壁报公开征求社员，报名者有李明、邱从乙、叶传华、刘晶雯、刘治中等，办《新苗》文艺壁报的王景山和赵少伟则停刊加入《文艺》。26日晚，正式举行文艺社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出总干事程法伋、张源潜、王楫三人，程法伋为总负责，张源潜负责研究工作，王楫负责出版壁报，另举许宛乐为总务干事，何达、叶传华为研究干事，王景山、赵少伟、廖文仲为出版干事。社内分小说、散文、诗歌、理论四个组，社员按平时写作长项自愿参加一组。文艺社的中心工作和宣传园地是《文艺》壁报，而《文艺》壁报诞生于1943年10月1日。虽然社团成立于1945年3月26日，会议决定仍以10月1日为社庆日。1945年秋季开学，文艺社再次扩大，招收社员，达到六十余人，成为西南联大当时人数最多的社团之一。彭佩云、孙霭芬等就是这时加入的，郭良夫大约也在这时加入。

文艺社先后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这里仍以文学创作为中心作重点介绍。1945年10月1日，文艺社举行社庆，《文艺》壁报组织了重点稿件，刊出了四万字的“文艺社二周年纪念倍大号”壁报，即版面比平时大一倍。壁报上的作品，大约有刘晶雯的《我的生活》、李维翰的《逃兵》两个短篇小说，有袁可嘉的《墓碑》《无题》，叶传华的《文》《马死》，刘海梁的《胡琴声里》等八首诗，还有邱从乙的《新与旧》等几篇散文。文艺社接着于11月1日创办《文艺新报》，王楫任主编，王景山、赵少伟为副主编，刘治中、刘晶雯等参加编辑，四开四版，每半月出一期，公开发行。《文艺新报》的版面基本固定，第一版载文艺评论，第二、三版登散文和杂文，第四版刊小说和诗歌。创刊号第一版刊登了李广田的论文《人民自己的文学》，文中说：“文学本来就不是自己玩耍的东西，而是用它来和别人结合、融通，或唤醒别人、鼓舞别人，使大家联合起来，向着恶的进攻，向着更好的道路前进的一种工具。”这段话可以看作文艺社的文学主张。文艺社一开始提倡文艺为人生，后来在“一二·一”运动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战斗，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动。《文艺新报》出版两期后，赶上11月25日西南联大时事晚会遭国民党开枪威胁而导致了学生罢课。《文艺新报》立即编出“反对内战号”，于事件发生三日后出版，专载揭露晚会事实真相和抗议威胁镇压的诗文及报道。报纸也因此被政府当局勒令停刊。文艺社并不屈服，变公开发行为内部发售，出到第8期因经费短缺而停刊。“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当日，《罢委会通讯》创刊，《文艺》壁报和《文艺新报》编辑部成为其编辑班底，因任务繁重，《文艺》壁报暂停，“一二·一”运动后恢复出版，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文艺》壁报出了纪念“五四”版，为第36期，也是最后一期。1945年秋，文艺社还印过《缪弘遗诗》。缪弘是外文系1944级学生，文艺社成员，从军当翻译。1945年8月7日，他随伞兵部队空降于桂林，作战中不幸牺牲，时年不满十九岁。文艺社请导师李广田从缪弘诗稿中挑选出一部分，并题签和作序，王楫写后记，以《缪弘遗诗》之名出版发行，保存了烈士的诗作。

这个时期创作较丰富的还有老牌社团冬青文艺社和上一个时期成立的文聚社。

在西南联大政治空气好转之时，共产党决定做冬青社的工作，使其恢复在校内的组织与活动。几个进步同学以冬青文艺社名义贴出海报，征求社员。从叙永回来的布谷文艺社和星原文艺社都以个人名义全体加入，另有一些同学报名。经过筹备，于1944年初召开恢复成立大会，在第二次会议上，选举于产与何扬为社长、副社长。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未毕业的老社员没有出面，新的组织也没有举办大的活动，主要是恢复了《冬青》壁报。于产由于被列入特务的暗杀名单而离开昆明，《冬青》壁报上注明的社长、副社长是从叙永回来的布谷社骨干何扬和袁成源。《冬青》壁报仍以短小精悍的杂文为西南联大同学喜爱。社员增加后，稿件增多而版面有限，于是在女生宿舍出“南院《冬青》版”，由冯积苍负责编辑，在师范学院出“师院《冬青》版”，由赵家康负责编辑，后来又在拓东路出“工学院《冬青》版”。冬青文艺社老社员仍以在外发表作品为主要活动，作品多在昆明、重庆、桂林等地的报刊发表，其中发表得最多的是文聚社的刊物。事实上，冬青的老社员和文聚社的主要成员是合二为一的。

文聚社的创作仍和前个时期一样丰富多彩。这一时期文聚社的变化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文聚》杂志变为《文聚》副刊。由于战争和印刷等条件，《文聚》不能按时出版。1943年12月8日第二卷第一期出版后，中断达两年之久，至1945年元旦才恢复出版，到6月出版第二卷第三期后再没有出版。11月，主编林元和马尔俄创办《独立周报》，《文聚》便成了该报副刊。《独立周报·文聚》上的作品仍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如“‘一二·一’运动特辑”里刊载了卞之琳的散文诗《血说了话》、李广田的诗《我听见有人控告我》、冯至的诗《招魂》等，这些诗具有强烈的思想感情，又有精湛的艺术形式，其中《招魂》一诗镌刻在云南师大校园内的“四烈士”纪念碑上。其二是出版了“文聚丛书”，在1943年出版的《文聚》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刊登了“文聚丛书”广告，一共十部。由于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返，最终只出版了三部，即：卞之琳翻译的《<亨利第三>与<旗手>》、穆旦的诗集《探险队》、沈从文的小说《长河》。冯至的小说《楚国的亡臣》（后改名《伍子胥》）正要排印，西南联大复员，“文聚丛书”的作者和编者亦先后离开昆明，没有印成。这几部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也就在西南联大校园沉寂两年后出现第一份壁报的1943年9月，闻一多在唐诗课上大谈田间及其朗诵诗，从而在西南联大鼓动起了一股新的诗风。在这股诗风中，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社团——新诗社。1944年4月9日，十二个爱好诗歌的同学前往离城二十里外的龙头镇司家营，去拜访朗诵诗的倡导者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把他们带到灿烂阳光下的小树林里，坐在草地上，谈做人，谈写诗，闻一多始终强调诗歌的“新”字，于是他们把诗社定名为“新诗社”，把这一天作为新诗社的诞生日。新诗社最初的骨干当然是在司家营聆听闻一多谈诗的十二人：何达、沈叔平、施载宣、康伣、赵宝煦、黄福海等，导师自然是闻一多。这十二人中，有的后来没再写诗，有的则成了著名诗人。新诗社以创作“新”诗为使命，在西南联大、在昆明掀起了朗诵诗运动，为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和艺术方法，贡献突出。新诗社恐怕是西南联大所有文学社团中唯一一个一开始就有明确纲领的社团。其纲领有四条：“一、我们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在成立之初就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意识指导社团开展活动，自然是由于闻一多的指导：这四条纲领就是闻一多当天在草地上的讲话精神。在十二人访问闻一多的一周后，新诗社在西南联大学生服务处的小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更多。由于朗诵诗的群众性和鼓舞作用，也由于新诗社的开放态度，新诗社的成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西南联大校外的人。每次组织活动，参加者有其他大学的，有中学的，有报社的，有政府的，有金融界的，到底有多少，因当时没有登记，谁也说不清。新诗社的组织特点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成员是流动的：“参加新诗社的朋友，不必履行什么手续，愿意来的随时可以来参加活动，不想再参加的，随时可以不告而别……新诗社也没有什么组织机构，除了《新诗》壁报的登记人以外，只选过萧荻、何达为社长。但具体的活动则常由大家轮流主持的。”《新诗》壁报的登记人是沈叔平、施载宣。新诗社除办壁报外，举行过各种活动，最有特色的是千人以上的朗诵诗大会。新诗社的壁报最初名为《诗与画》，后来一些爱好绘画的社友另组阳光美术社，《诗与画》壁报便改称《新诗》。新诗社的创作非常丰富，其发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传单，有的贴在街头，有的登在壁报上，只有少数作品发表在报刊上。诗社曾选出部分习作在《七月诗叶》上印成专页，还出版过两部诗集，一部是戈扬的《抢火者》，一部是杨明的《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新诗社培养出了一些诗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何达，他后来移居香港，出版过几部诗集。新诗社当时的诗歌成就，亦可以何达的《图书馆》《我们开会》《我们的心》等为代表。

1945年末至1946年初，西南联大还出现了两种文学刊物，一种是《匕首》，另一种是《十二月》。

《匕首》创刊号于1945年12月27日问世，主编是伊洛和许世华，出版两星期后又加入聂静涵。《匕首》以新河文艺社的名义出版，但没有正式成立社团，只由几位同仁出版发行杂志。《匕首》是一本纯文学刊物，出过三期。刊名“匕首”，只要看它的创刊日期在“一二·一”惨案之后就明白其含义了。主编伊洛说：“这个刊物得到闻一多、吴晗、李广田、李何林等先生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刊名是李广田题署的。”在《匕首》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有许黎平、林路曦、林晔、苏永嘉、企羊、刘离、魏隆、陈阵、叶松涛等，还刊登过吴晗、李何林的作品，王松声轰动一时并作为剧艺社保留剧目的《凯旋》就是首发于《匕首》第二期上的。

《十二月》署名“十二月文艺社编辑兼发行”，但“文艺社”似乎只是一个名义，并未真正地成立，这跟文聚社和新河文艺社以稿件结成“社友”相同。《十二月》的主要负责人是勒凡等，撰稿人与《匕首》有交叉，实际上杂志也是在《匕首》编辑的鼓励和支持下办起来的。他们办刊的动力来自“一二·一”惨案。潘琰与勒凡同是罢课宣传队的队员，“一二·一”当天，他们一同去昆华商校宣传罢课归来，潘琰就被反动派杀害了。夜里，勒凡和一些同学守在“四烈士”遗体前，只觉得有无限的愤怒要抒发，在许世华和伊洛的启发下，他决定办一个刊物，遂有《十二月》的问世。《十二月》得到田汉及其夫人安娥的支持，田汉还赐稿《学习》。在《十二月》上发表作品的有许黎平、勒凡、天羽、碧竹、王季、苏永嘉、姚多、上官炎、山地、檀艮等。第一期出版于1946年1月20日，第二期出版于同年3月17日。出了这两期后，就被查禁了。檀艮（郭良夫）的剧本《民主使徒》（《潘琰传》）的前两幕就发表在《十二月》第二期上，第三幕准备登在第三期上而没有实现。在第二期所登的《稿约》中，有这样的话：“一、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来稿，凡是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只要是和我们的方向相同，是真实的内容，我们都愿尽力采用。二、一切抒发个人感情的，或昧暧不明的文章，不管它的艺术价值多高，我们一概拒用。三、我们主张大刀阔斧的文学，极力反对中庸派的虚伪声调；后者请免寄。”由此可看出《十二月》的思想倾向是健朗的、积极的、充满活力的。

1946年春末，三校复员北返前，文艺社、剧艺社和新诗社这三个成立于西南联大后期而又影响较大的文艺社团联合成立了“艺联”，准备适应复员后三校分开的形势，有组织有领导地共同开展工作。“艺联”成立后，请导师闻一多和李广田题词。闻一多题：“向人民学习”；李广田题：“不只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题词体现了两位老师对西南联大结束后学生文学创作方向的殷切希望。成立“艺联”也显示了这三个文艺社团团结合作，开创新的文艺局面的决心。三校回到平津后，由于地点分散、联系不便和情况各不相同等原因，“艺联”并未组织活动，原先的三个社团仍然按文艺社、剧艺社、新诗社的组织在北大、清华、南开分别开展工作。

这一时期的西南联大，自由空气日益浓厚，各种思想、各家学说、各种活动纷纷登台亮相，广大师生政治热情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局面也发生了巨大转折，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尚未结束，内战的风雨又席卷而来，关心政治的西南联大师生亦被卷入，他们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付出了血的代价。在浓厚的民主风气下，各种社团纷纷出现，各种壁报自由亮相，而绝大多数社团的壁报都刊有文学作品，所以这时西南联大的社团文学是最为繁荣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西南联大的生活和斗争，另一方面，文学在斗争中也被作为一种武器而使用，这又限制了文学某些功能的发挥而影响了它的品位。不过，由于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作家已经相当成熟，他们出手的一些作品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艺术水准，因此，此期西南联大社团文学仍是值得重视的。这一时期西南联大文学最具特色的是朗诵诗。由于闻一多的提倡和受田间、艾青诗风的影响，西南联大校园内出现了一股朗诵诗热潮并波及昆明诗坛，声势可谓浩大。对于朗诵诗，恐怕不能用“静穆悠远”等理论去评价，而应该用新的艺术标准去衡量，这样，我们就会从西南联大的朗诵诗中发现一些好的作品。总之，西南联大这一时期的社团文学以繁荣为特点，以朗诵诗为特色，同时也保持了前两个时期已具有的创作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