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南联大的中期文学社团

“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遭到政治高压，空气显得沉闷，丰富多彩的壁报不见了，民主气氛一扫而空，文学与社团活动随之进入了沉寂期。1941年，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校园中几乎没有重大的政治、学术和文艺活动。1942年1月，西南联大爆发了“倒孔运动”。“孔”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不少著名人士如柳亚子、邹韬奋、何香凝、茅盾，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等一时无法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用飞机运输私人财物，孔二小姐还把洋狗抱上飞机运回重庆。消息传出，西南联大师生震怒，上千人走出校门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等口号，得到昆明市民支持。游行中群众陆续加入队伍，到了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前，队伍扩大到两三千人。这次运动唤起了大家的热情，虽然未能改变西南联大的政治空气，但激活了学术气氛，师生把热情投向学术，学校内学术讲座开始盛行。

这个时期，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一直没有在校内公开活动，而是采取向外扩展的战略，在校外发表作品，校园里显得沉静空荡。直至1943年秋季以后，校园才渐渐显出了活气。

一、综合社团

1941年初，群社、引擎社等被迫停止活动，跟这些进步社团对着干的一些社团大约因为没有对手而沉寂，于是校园中琳琅满目的壁报消失了，校本部一片冷清。

与这种局面相反，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社团和壁报则相当活跃。在叙永分校出现的综合性社团及其壁报主要有《流火》《山泉》《野草》《红叶》等。流火社成员有黄宏煦、朱重浩、许寿谔、涂光炽、周锦荪等十人，壁报内容主要是时事评述、学术探讨、文艺创作等，还辟副刊《鹦鹉》解答大一英文教材中的疑难问题，很受同学欢迎。山泉社成员有袁成源、刘国鋕、陈柏松、许芥昱等，其内容与《流火》接近。野草社成员有徐京华、赵景伦、秦光荣等，专登杂文和漫画揭露讽刺现实，内容广泛，受到同学喜爱。《红叶》仅王康一人编辑，内容宽广，活泼生动，请青年教师王志毅为导师，王夫人为壁报画了刊头，用在第一期。叙永分校能有这种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大概是离政治文化中心较远的缘故。只可惜壁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无从查考。

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拓东路，离校本部稍远，又是工科学院，遭受的政治压力稍小，因此，上一时期成立的个别社团得以继续活动，如铁马体育会。在这一时期中，同学又发起组织了神曲社。神曲社社长是孙伯昌，后为徐芝应，出版《神曲》壁报，其主编是马骙、屈播威，出刊思想是“不偏不倚地站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当然这不可能做到。壁报上时有文学作品发表。

离校本部较近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情况就糟了。1941年下半年，针对校园死气沉沉的状况，国民党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部主任陈雪屏组织一些教授发起“青年的志气和思想”的讨论，在报刊、电台上发表文章。有的文章说青年没有志气，只会闹事，有的文章说青年不关心国家大事，有的文章向青年宣扬“效忠党国”的思想。史地系学生熊德基对此不满，与同学鞠孝铭创办《春秋》壁报，发表文章对教授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认为青年是有志气和理想的。壁报吸引了不少读者，甚至影响到校外，《云南日报》记者也前来抄录。创刊号上还发表了辛辣的杂文和文学作品，如闲人（熊德基）的《竹枝词》其一：“力求温饱太无聊，无怪人嗤志气消。奉劝诸君齐发奋，先从刘（邦）项（羽）学吹牛。”《春秋》出刊到第三期而被训导处劝令停刊。不久，鞠孝铭被开除，熊德基的奖学金被取消。

此期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综合社团应数上个时期组成的“战国策派”。其主将陈铨教授此期创作并发表或出版的剧本《野玫瑰》《蓝蝴蝶》《自卫》《金指环》《无情女》等，可谓独领风骚。其中《野玫瑰》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可以说，陈铨的戏剧作品是西南联大戏剧创作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社团文学创作的高峰之一。战国策派主要系老师组成，发起人雷海宗、陈铨、林同济等，因出版《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虽然创作文学作品，但主要意趣在政治探讨。

与战国策派情况相同，即主要由老师组成，编辑刊物，不以文学为主攻方向，但创作文学作品，所编刊物也发表文学作品的团体，还有前期的国文月刊社，此期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后期的时代评论社等。国文月刊社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组成，主要成员是浦江清、朱自清、罗常培、沈从文、余冠英、罗庸、王力等，出版《国文月刊》杂志，以语文教育为中心，刊物上发过文学作品。边疆人文研究室1942年6月由南开大学组建，创办人黄钰生、冯文潜、陶云逵。陶云逵任研究室主任，出版《边疆人文》，杂志虽然以边疆人文为中心内容，但陶云逵、邢公畹等亦是文学创作的能手。时代评论社1945年10月组成，费孝通、闻一多、张奚若、吴晗等为成员，出版《时代评论》杂志，以社会政治为中心，也发表文学作品。前两个社团由学校决定组织，带有“官方”性质，但出版的刊物比较自由，不具官方色彩，后一个社团则是纯民间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期西南联大与文学有关的综合社团的大致情况。以文学而论，综合壁报上的文学作品大多质量不高，今天能见到的也不多。战国策社、国文月刊社、边疆人文研究室等以老师为主体的社团，创作出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体现了较高的社团文学成就，但本课题侧重研究学生社团，因此不多介绍。

二、戏剧社团

比较而言，在西南联大的各类社团中，戏剧社团恐怕是这一时期公开活动较多的文艺组织了。

早期联大剧团的一些成员迫于压力疏散了出去，但留校的成员仍在继续演戏。1941年7月，联大剧团为劝募公债，在昆明大戏院演出易卜生的《傀儡之家》，1942年春，演出宋之的的《雾重庆》，同年10月，在云南省党部礼堂演出丁西林的《妙峰山》。

也是上个时期成立的青年剧社，1941年发生了分离，分化出去的一些人于5月间组成国民剧社。国民剧社于8月2日至8日在昆明大戏院首演陈铨的《野玫瑰》，观者踊跃。同一时间，青年剧社演出《权与死》（由易卜生《海妲传》改编），意在跟国民剧社较劲。1942年，青年剧社再次演出《野玫瑰》，由于此时该剧受到批判，演了几场就结束了。

《野玫瑰》四幕，描写在上海人称“野玫瑰”的红舞女夏艳华为了间谍工作，与男朋友刘云樵断绝了关系，只身到北平嫁给伪政权“政委会”主席王立民，在危难之时，这位“南方间谍”夏艳华放走了此时也是“南方间谍”的刘云樵及其女朋友，离间王立民和警察厅长，王立民在击毙了警察厅长后病发失明，夏艳华又帮助王立民服毒自杀。夏艳华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国家民族的需要，就是抛弃爱人嫁给汉奸也是这样。加之她意志坚强，胆识过人，处乱不惊，她被塑造成一个富有民族意识和集体精神的间谍工作者。夏艳华是体现陈铨所提倡的“民族意识”“权力意志”“超人哲学”思想的典型形象。尽管剧本有不足之处，但在鼓舞民族精神和坚持反奸抗日这一点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对它的批判主要是对战国策派“超人哲学”“权力意志”及其“恐怖、狂欢和虔恪”文艺观的批判，因为此剧较为典型，被作为“战国策派”思想的代表作批判。

此期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剧团：怒潮剧社和山海云剧社。怒潮剧社由孙观华和许令德发起，成员有李芳等。剧社与铁马体育会联合，1942年寒假参加学生救济委员会举办劳军活动，到军队中演出小戏。山海云剧社成立于1942年1月“倒孔运动”之后，以叙永分校迁回昆明的同学为主，有三十多人，社长周大奎。同年暑假后，山海云剧社演出陈白尘的《秋收》。1943年10月，怒潮剧社和山海云剧社为一家中学募捐，在云南省党部礼堂合作演出曹禺改编的《家》，影响较大。

此外，1943年5月，中文系学生为欢送毕业同学，借中法大学礼堂演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不久，外文系学生在云南省党部礼堂用英语演出《鞋匠的节日》，均取得成功。

总之，在此期间，西南联大的戏剧社团举行了不少演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几乎没有自己的创作。陈铨教授创作了不少剧本，国民剧社和青年剧社还分别演出了他的《野玫瑰》，但此时陈铨与各个戏剧社的联系均不紧密，因此他的创作不能算作西南联大某个剧团的成绩。

三、文学社团

在恐怖政治的高压之下，冬青文艺社的校内刊物全部停刊，但文学之火却在“地下”运行。社员把文学园地转移到校外，在《贵州日报》上辟专栏《革命军诗刊—冬青》，主要发表冬青社的诗作。《革命军诗刊—冬青》从1941年6月9日至1942年8月30日共出十期，为时一年多。在其上发表作品的老师有冯至、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学生有杜运燮、穆旦、刘北汜、辛代、罗寄一等。学生的作品有许多优秀之作，有的已成为诗人的代表作品，如穆旦的《春》、杜运燮的《机械士》、刘北汜的《旷地》、辛代的《夜行的歌者》、罗寄一的《角度之一》等。《革命军诗刊—冬青》结束时曾登“启事”，说明想集中精力另办《冬青诗刊》杂志，但“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敌机对昆明的空袭加剧，在昆明印刷有困难，才未能实现”。《革命军诗刊—冬青》停刊后，冬青社的作品多发在昆明、香港、桂林、重庆以及国统区的其他一些报刊上，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

与西南联大校本部的处境不同，叙永分校产生了新的文学社。何扬、秦光荣、赵景伦、彭国涛、贺祥麟、韩明谟等并邀请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穆旦成立了布谷文艺社，出版《布谷》壁报。以何扬名注册，请李广田为导师。《布谷》壁报每半月出刊一期，内容有评论、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讲究艺术性，版面讲究装潢，很吸引人。社员不定期聚会，边喝茶，边讨论文艺问题并交流思想感情。李广田导师曾告诉大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能写得深入，才能得心应手。”《布谷》壁报上的作品，目前见到的是秦泥（秦光荣）的诗《紫色的忧郁》和《为自己祝福》。两首诗都写青春期的苦闷与向往，但侧重点不同，前一首表达“忧郁”，却看到了“照耀着自己的太阳”；后一首诉说“理想”，而又认为必须从“悲愁”中挣脱出来进行“狂热地追求”，才能获得“幸福”，因此，两首诗都显得沉重。两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了信心和追求的重要。分校回到昆明后，《布谷》壁报又在新校舍出了两期，仍属文学性质。这时社员队伍有所扩大，于产、曹绵之、黄伯申、李金锡等便是这时加入的。鉴于校园情形，布谷社也采用向外发展的战略，在广西《柳州日报》借了半个版面，出版《布谷》文艺副刊，共十多期。在《布谷》副刊上发表作品的除本社社员和导师外，还有卞之琳、杜运燮、陈时、祖文等。校园里的《布谷》壁报此时停刊。后因人员分散，组织困难，1944年初布谷文艺社并入了冬青文艺社。

西南联大遭受的政治高压有两次：一次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青团头目康泽到昆明抓人；一次是1942年初“倒孔运动”后，康泽再次来昆明追查主谋。在两次政治高压的间隙，出现了一个纯文学社团——文聚社。文聚社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活动似乎只是办刊物、出丛书，此外再没有别的形式。它采取的是更为外向的策略，既不在学校训导处登记，也不以一般社团热衷的壁报形式亮相校园，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杂志。它非但没有社长、干事这些组织领导，连社员都不是稳定的，它采取以文会友、以作品入社的方式。文聚社的产生，完全依赖其核心人物林元。林元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办刊经验，他是群社的骨干分子，和金逊一起主编群社机关报《群声》壁报，并负责编辑《冬青小说抄》，同时，还是《边风》文艺壁报的主编。“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出完《群声》“终刊号”，遵照地下党的指示悄悄离开学校，疏散到昆明西郊海源河畔一户广东老乡家隐蔽起来。半年后形势好转，他回校上学。出于对文学创作的喜爱，而又不甘西南联大文坛的萧索，1941年10月，他和马尔俄、李典、马蹄等商量办一份文学刊物，得到响应，还得到穆旦、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罗寄一、陈时等的支持，遂搭起了社团雏形。鉴于学校政治空气压抑，他们决定到校外办刊物。出刊经费由马尔俄拉广告解决。而后他们向搞文学的老师求助，老师们满心支持，沈从文还为刊物起名“文聚”。1942年2月16日，一本标着“文聚出版社”的《文聚》杂志在昆明问世，西南联大文聚社从此公开活动。

《文聚》宣称是一份“纯文艺”刊物，意思是不谈政治，这首先是一种战略考虑，其次也有艺术追求的意味。正如文学史家蒙树宏说：“《文聚》宣称为纯文艺刊物，言外之意是不过问政治。其实，这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当然，编者也不满意抗战前期某些作品的口号化、概念化的倾向，有意在艺术上加以追求。完全脱离政治自然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他们的本意……这正如林元所说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文聚》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战争和现实生活，同时也发表了许多表现美的追求和描写丰富精神世界的作品。大家追求着一种共同的东西，那便是美，“一种理想和艺术统一的美，一种生活的美，一种美的生活”。这是《文聚》的思想和艺术目标。

在《文聚》上发表作品的老师有冯至、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王了一、罗常培、闻家驷、余冠英、吴晓铃、孙毓棠等，学生和刚毕业的校友有林元、马尔俄、李典、马蹄、穆旦、王佐良、杨周翰、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罗寄一、陈时、流金、方敬、许若摩、黄丽生、祖文、赵全章、郑敏、李金锡等。发表作品最多的是冯至、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穆旦、杜运燮等。联大以外的作者有高寒、魏荒弩、姚可崑、曹卣、赵萝蕤、赵令仪、何其芳、靳以、金克木、杨刚、袁水拍、程鹤西、江篱、李慧中、姚奔等。可见，《文聚》并不局限于西南联大，而是一份面向社会、面向全国的刊物。《文聚》上发表的作品，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质量，有的是作家本人的代表作，有的体现出一个时期（代）的水平，有的是某个流派的代表作，有的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品，如冯至、穆旦的诗，沈从文的小说，朱自清的文论等。因此，文聚社是最值得西南联大骄傲，也是最值得后人研究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

《文聚》创刊号标明“半月刊”，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从没按时出版，每期间隔大约在两个月以上。1943年12月8日出版第二卷第一期以后即行暂停，到1945年才恢复。不过，社员的文学创作活动从未中断。这将在下一个时期中介绍。

1941年下半年，于产联系袁成源、黄平、陈盛年、卢华泽等组成星原文艺社，请李广田为导师，开展活动。但星原文艺社是政治组织，“文艺”是该组织政治活动的保护色，所以，虽摆出过文艺活动的样子，但未见文学创作的成绩。据于产说：他们曾与长沙某日报联系，准备开《星原》文艺周刊，于是，在茶馆里公开写作，让所见者都知道他们是在搞文学创作；稿子确已写出，于产的短篇小说《裕》还请李广田看过，但稿子寄出后一直没有音信，“周刊”流产了。1944年初冬青文艺社恢复活动，星原文艺社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冬青文艺社。在冬青社召开的第二次社员大会上选举于产为社长，何扬为副社长。可是，于产还没来得及组织社务活动，星原文艺社成员全部被列入国民党抓捕人员的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五人撤离学校，到思茅地区磨黑中学教书去了。星原文艺社不得不停止活动。

1942年下半年，马千禾、齐亮等在张光年、楚图南、尚钺等的支持下，在校外创办《新地》文学杂志。马千禾在上面发表小说和杂文，用的是笔名，其他人也用笔名。据马千禾回忆，作品内容以抗战和大后方的社会现实为主。《新地》杂志今已不存。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政治的压迫，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活动处于沉寂状态。然而，许多优秀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产生。由于低沉压住了浮躁，作者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进行思考和探索，故有高质量的作品推出。这时期西南联大文学活动的特点是向外发展。各社团在校外报纸上开辟专栏或创办杂志，自己的作品走向全国，全国的作品也投向自己，创造了与著名作家交流切磋的机会和同台亮相的空间，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西南联大社团文学创作的水平和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