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特点

20世纪是一个“组织的世纪”。中国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被组织过。在20世纪，绝大多数人都在某个（些）组织内活动。20世纪上半期虽然不像后半期那样组织严密，但人们为了聚集力量，争夺生存空间或成就某项事业，往往组织起来，共同奋斗。这就是从20世纪初开始，社会组织形式多种多样的原因。在这种社会组织的大环境中，文学界人士也在不断地寻找知音同调，纷纷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盟”等，一同创造新的文学，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打上了“组织的文学”之烙印。笔者以为，有组织的创造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难看出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军，大多数著名作家主持或者参加过文学社团，很少有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不发生关系的作家。西南联大的文学创造者们，自然也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者一样，组成了各种社团，进行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才有今天我们要研究的课题。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特点有哪些呢？一切特点都在与同类事物的比较中显示出来。把西南联大文学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下，并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相比，可以得出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具有校园性、开放性、互动性、政治性、成熟性等特点的结论。下面将逐一论述之。

一、校园性

民国时期校园文学社团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在民国著名的几十个文学社团中，有少数一些是由学生组成的，如创造社、新潮社、晨光社以及湖畔诗社、浅草—沉钟社等。创造社由日本留学生发起组成，不属于某个学校，很难说是校园文学社团。新潮社的发起人罗家伦、傅斯年、徐彦元和杨振声等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教师如周作人、校外人士如孙伏园等加入，且由学校提供办刊经费，不是纯粹民间性质的学生社团。晨光社的基本力量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其次是杭州女子师范的学生，只有少数是其他学校和校外人员，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三位老师“既是会员，又是文学顾问”，虽不全由学生组成，但主体和骨干是学生。湖畔诗社、浅草—沉钟社均以学生为骨干组成，主要在校园活动，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性质较为相近。但这两个社团在学校的管理、社团的活动以及许多具体做法上，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又不尽相同。例如，它们无需在学校的规定下活动，因而它们的校园性质没有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突出。总体说来，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与民国时期的其他校园文学社团相比，有其共同处，也有其不同处。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校园性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组织

从人员组成看，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可分三类：

一类完全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组成。南湖诗社二十多个社员，全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文学院的学生。1938年秋分校撤销，文学院迁回昆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社员以原班人马为主力，又吸收了一些学生参加，仍然全是本校学生。西南联大话剧团也基本上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虽然凤子参加了剧团的活动，但她不是社员，而类似于特邀演员，剧团的成员不限于一个学院，但也未超出西南联大。由多个学院学生组成的还有耕耘社，社员基本上是重庆南开中学毕业，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学生。

再一类由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毕业生、青年教师组成。刘北汜、汪曾祺原是冬青文艺社社员，毕业做了老师后仍继续参加该社的活动，工作变了但“社员”身份没变。布谷社在叙永成立时，在叙永任教的年轻教师穆旦应邀参加了该社。剧艺社的社员中有一位年轻的西南联大“元老级”教师吴征镒。吴征镒一直热心文艺活动，复员后他仍是清华剧艺社的社员。

另一类由西南联大师生和校外人士组成。在这类文学社团中，西南联大的师生是主体，而在师生中，学生是主体，学生包括在校生和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南荒文艺社的基本队伍是高原文艺社成员，又吸收了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同济附中的一些学生，还有一位特殊的社员萧乾。新诗社的开放程度更大，社员入退社自由，参加朗诵者范围广泛，但骨干人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虽然是学生的组织，但成绩卓著，地位显然，这与学生思想的成熟和文学的热情分不开。西南联大招生不限年龄，有的学生入学时比一些青年教师年龄还大，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时已三十岁上下，年长者达三十五岁。一些学生入学前已工作过，好多同学中途休学工作后再复学，还有极少数曾参加过革命活动。由于年龄偏大，阅历丰富，知识广泛，思想已经相当成熟。西南联大的每一个文学社团都是学生的自发组织，而不是为完成某项任务被动实行的，组织者往往对文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参加者都出自文学爱好。由于自发组织，饱含热情，也就愿意投入，追求成绩。这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成功的一个前提。

第二，老师指导

学校的特点和优势是拥有教师。西南联大拥有一批最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和造诣高深的学术大师。以对文学社团的影响而言，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庸、杨振声、陈梦家、王力、陈寅恪、沈从文、李广田等，外文系有冯至、陈铨、吴宓、闻家驷、钱钟书、卞之琳等，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等，历史学系有吴晗、雷海宗、孙毓棠等，政治学系有张奚若、钱端升等，经济学系有周炳林，社会学系有费孝通，数学系有华罗庚，化学系有曾昭抡……这些老师，不仅在各自的专业方面是大师，而且热心于社会活动，对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南联大规定：学生社团必须请本校老师做指导。学校先后制定了多份学生会社的管理办法，但是，无论后来的文件如何修正改变，要求请本校教师做顾问或导师的内容始终没变。例如，在《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中说：“学生团体于其作业之际，应随时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请求指导”，在《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中改为“学生会社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学生会社管理规则》中规定“学生会社应聘请教师为顾问”，在《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中载明：“各壁报应由负责人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会社请导师或顾问是必须的，且学校对导师或顾问的资格要求越来越严——由最初的“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具体为“教职员”，再缩小为“教师”，最后规定为“教授”。这实际是对导师或顾问学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导师与社团的关系有紧有松，对社团的指导有多有少。虽然学校对导师的工作从未进行检查，但导师大多都在积极工作，他们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朱自清在蒙自阅读南湖诗社的作品，并称赞赵瑞蕻的《永嘉籀园之梦》为“力作”，在该社的全体社员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倡写新诗，极大地鼓舞了南湖诗社的创作。导师冯至多次为冬青文艺社讲演，将里尔克、歌德的哲学思想和文艺观念传达给社员，促进了西南联大现代派诗歌的成长。李广田替文艺社选编《缪弘遗诗》出版，保存了这位年轻烈士的诗作。沈从文推荐许多学生的作品去发表，成为学界的美谈。闻一多帮助剧艺社的王松声等策划一场彝族民间歌舞的演出，开创了民间原生态歌舞登上城市舞台的历史。

第三，在校园内活动

管理靠的是规章制度。西南联大九年间制定了几份社团制度和壁报管理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和《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这两份规定的共同点是“请求登记”、请顾问（导师）和对违规者给予惩处，“会社管理”着眼于组织情况、工作内容、经费等问题，并有关于使用学校房舍家具和临时集会的规定，“壁报管理”着眼于办报原则、言论责任等。两份文件都没有限制社团自由的条款和苛刻难行的要求。可以说，这些规定是所有管理者都会提出，任何社团都须遵守的基本要求。由此可以推断，学校制定这些规定的出发点不像有的人所说限制学生自由，而是促使社团健康有序地发展。

从具体执行看，亦可看出西南联大对社团管理的宽松。所定“规则”本来就重形式、轻内容，只要是本校学生为举行学术研究、课外作业等都可以组织社团，训导处执行起来，更是只重登记，不重管理。登记时只要在表格上填出负责人和导师的名字，填上简单的自然情况就行了。《会社管理规则》上要求的“简章”和“工作情况”，并没任何社团呈报过。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没有哪个社团去登记而未获准。训导处如此重“登记”，实际是看重“管理”，并培养学生的组织观念。如果谁藐视学校的管理，那就不允许了。在管理严格的时期，有的社团未经登记就出壁报，训导处发现后，会将壁报取下（张贴在木板上的），等补办登记手续后，再发还刊出。补办手续时亦未遭刁难。至于刊出的内容如何，只要不“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训导处并不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南联大某教授被蒋介石请去重庆讲课，回来后，新诗社成员画了一幅该教授以书为阶梯向上爬的漫画张贴在校园，该教授见了，连称“画得像，画得像”，漫画作者并未遇到任何麻烦。

总之，西南联大的管理是一种成功的管理。对于学生社团，学校只要求登记，并对社团在校园内的活动予以支持并负责，这就促进了大家学习、研究和发表言论的积极性，学生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壁报，参与政治和学术的讨论，最终达到育才的目的。

二、开放性

虽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是“西南联大的”，但社团不画地为牢，而是呈现出开放的态势，一方面吸收校外人员参加，一方面以多种方式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展示自己。这当然是所有文学社团的共同路子，因为作品总是需要发表，希望获得更多的读者，当年的新潮社和晨光社也是这么做的，不过，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似乎有着自己的特点，或者说，即使各社团都具有相同的开放性，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也是同中有异。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开放性特点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社员流动

西南联大的一些文学社团，如西南联大话剧团、剧艺社、文聚社、新诗社等，只有一些基本社员（或称骨干），其他人并不固定，愿意加入则来，不愿即走，有的社员是临时邀请加入，所以社员人数不得而知。这里以文聚社和新诗社为例来谈。

文聚社的发起人是林元，另一个最重要的参与发起的人是马尔俄，《文聚》的编辑人就是他俩。其他最早参与策划创办文学刊物的人有李典、马蹄等，积极响应者有穆旦、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罗寄一、陈时等，还有热情支持的老师沈从文、李广田、朱自清、冯至等，这些可算作基本队伍。文聚社既没有召开成立大会，也没有开过社务会议，甚至没有举办过出刊之外的其他活动。社员既无登记，也不交纳会费，无需对社里尽任何义务。因此社员“身份”也就成了问题。在《文聚》上发表作品的人，除上面所说的“基本队伍”外，有西南联大师生和校外作家数十人。这些人与文聚社的关系疏密不一，大约可以把他们看作“流动社员”。

新诗社的骨干当然是最初去见导师闻一多的十二个学生，但他们中有的人和新诗社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没有写诗，而后来加入的人中有的热心社务，成了骨干。新诗社没有什么组织机构，不登记社员，采取“不必履行什么手续，愿意来的随时可以来参加活动，不想再参加的，随时可以不告而别”的组织“原则”，谁也弄不清新诗社有多少社员。新诗社有时举行千人朗诵会，与会者除西南联大学生外，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各中学的学生，有云南党政、文化、经济等各界的人士，与会者可以随意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称自己是新诗社的成员，数十年后仍如此。由于成员之间除了诗歌外别无往来，因此互不认识。新诗社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因为新诗社的社员流动性太大。

第二，吸收校外社员

西南联大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所开放的大学。严格说来，要通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才是西南联大学生，但实际上，西南联大另有许多名目的学生，如转学生、旁听生、借读生、特别生、重习生、先修生、专修生、试读生、插班生等等，大约有条件、够水平的人办理过手续都可以去读，而旁听生则无需办理手续。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考试严格，修不够学分便被淘汰，所以一般人也不敢去碰。西南联大九年间培养了八千学生，实际上正式录取生不足这个数，而在校内读过书的人则远不止这个数。西南联大上课也是开放的，不仅本校学生可以去听课，外校学生也可以去听，甚至工人、职员、官员都可以去听，有时名教授上课，座无虚席，窗子外面都站满了人。宿舍也缺少管理，安给学生一个床位，不管学生去不去住。有时宿舍里突然增加了一个人，过一两个学期又不见了，消失一段时间后，又有回来的。学校在管理上如此开放，与教学的严格迥然不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当然会形成开放的作风，文学社团自不例外。

南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第一个走向开放的文学社团。该社除在同学中吸收了辛代、陈祖文、龚书帜、何燕辉等新社员外，还新增了方舒春、庄瑞源、陆吉宝、曹卣等外校学生。当时萧乾住在昆明，也报名参加南荒文艺社，当然是特别的社员。南荒文艺社把社员扩大到校外，既扩大了组织的影响，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因为这几位校外社员都是写作能手，他们都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过文章，萧乾自不必说，庄瑞源和曹卣都出过文学著作。南荒文艺社开放组织，吸收校外成员的做法为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开了一个好头，后来的一些社团都取开放态度组建队伍。

上述文聚社和新诗社也是在吸收校外社员上很有特色的两个社团。如果说文聚社产生在“皖南事变”后的政治高压中，只好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的话，产生于西南联大民主空气高涨之时的新诗社向外发展，则与文学体裁的特点有关。新诗社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而朗诵诗必须走向群体，吸引更多的听众。因此新诗社的队伍是校外成员多于校内成员的，由此可以说，新诗社是西南联大开放程度最高的一个文学社团。

第三，在报纸上开专栏

学生社团缺乏经费，自己创办报刊有困难，因此多为出壁报。但文学作品总要寻找更多的读者，通过报纸办专栏是一条好路子。成熟的报纸发行面广，有相对固定的读者，影响力和影响面都比不可移动的壁报大得多。壁报或内刊与公开发行的报纸相比档次也不一样。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不仅是初学写作者的向往，也是名作家的荣耀。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能够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发表作品，证明了文学社团的水平和创造力，同时对社员的创作形成了巨大的推动，还宣传了文学社团自身，因此这种“开放”对文学社团本身是非常有利的。

最先集中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作品的仍然是南荒文艺社，但南荒文艺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专栏。第一个在报纸上利用专栏发表作品的社团是冬青文艺社。1941年6月至1942年7月，冬青社在《贵州日报》的“革命军诗刊”上开辟刊中刊“冬青”，集中发表作品，前后一年多，登载冬青社的诗作和译诗二十八首。这些诗中的一部分已成为名篇传世。冬青文艺社的这一创举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在报纸上由多发作品到创办专栏的过渡，它把南荒文艺社在《大公报·文艺》上“多发”作品推进为“集中”发作品。布谷社更进一步，把冬青文艺社的“集中”发作品推进为“专栏”发作品。1942年初，布谷文艺社在广西《柳州日报》上开辟“布谷”专栏，是年5月终刊。在上面发表的作品虽然没有太大的名气，但也不是平庸之作，如穆旦早期的重要诗作《野兽》，就是在“布谷”专栏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该栏目所发的作品，除几位名家的而外，大多数诗包括杜运燮的《拘留所——赠穆旦》都属集外作品。可以说，这个副刊是布谷文艺社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

三、互动性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一般都是自立门户，独立“经营”的。尽管有观点一致相互协作的，如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曾共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后来反目，争论不休；也有互相联合，共同追求的，如未名社和莽原社，但合作稍显松散；还有社团成员前后连续或相互交叉的，前者如沉钟—浅草社，后者如晨光社与湖畔诗社，但不普遍。所以，独立性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总体特征。正是因为具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并开展论争，才促使现代文学观念趋于成熟，文学创作取得成就，才形成了缤纷灿烂的现代文学和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

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一般现象不同，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更多的是共同努力，相互合作，一道发展。在西南联大，同一政治立场的社团之间也有论争，但并不影响其团结协作，不同政治立场的社团之间有斗争，但更多的表现为竞争，并不因此造成私人之间的怨恨。这种风气显然是在民主自由的西南联大这所学校环境中的特殊表现。合作互动并不是没有独立性，相反，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都有各自的追求，并在追求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互动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各社团成员有所交叉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组织和管理呈开放性，愿则留，不愿则去，没有严格的规约，因此社员完全自主，相当自由。由于社团之间没有界限，社员就可以随意参加不同的社团，于是形成了各社团之间成员互相交叉的现象。

成员交叉首先在于社团之间的相互连续与合作。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之间的组织关系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前后相承，即后一个社团由前一个社团延续下来，前后社团既是独立的，又是相承的，主要有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西南联大话剧团——戏剧研究社——剧艺社两组。这里以后一组为例。联大剧团在全体社员的努力下，在昆明公演了几台大戏，引起轰动，成为昆明最有演出实力的剧团之一。后来，剧团的领导权被三青团成员篡夺，进步同学另组西南联大戏剧研究社，主要成员仍是联大剧团的社员，演出实绩仍然不错。“皖南事变”后，戏剧研究社被迫停止了活动。政治形势好转后，戏剧研究社的骨干又组织剧艺社。剧艺社成为西南联大后期最强的戏剧社团，不仅演出水平高，而且还创作了剧本，并首次把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搬上城市大舞台，开创了新的历史。另一种是合作共建，即某个社团的骨干再组另一个社团，或者参加支持另一个社团。这种情况主要有冬青社与文聚社，文艺社与新诗社，新河文艺社与十二月文艺社三组社团。在此以新河文艺社和十二月文艺社为例。这两个社团均诞生在“一二·一”运动期间。新河社在筹办《匕首》杂志的同时，帮助同学创办了《十二月》杂志。《十二月》上的作者大多都是《匕首》上的作者。可以说新河社是十二月社的最大支持者。

社团的交叉必然带来社员的交叉，或者说社团交叉主要体现为社员的交叉。社员交叉主要有两种现象。一是成员先后加入不同的社团，如：林元最初发起《边风》壁报社即边风文艺社，后是群社的骨干，冬青社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戏剧研究社的社员，更是文聚社的主心骨；穆旦在西南联大由学生而教师，先是南湖、高原、南荒社的元老，后是冬青、布谷社的社员，还是文聚社的发起人之一。二是成员同期加入几个社团，如：何达是冬青、文聚社的成员，同时又是文艺和新诗社的负责人之一；郭良夫同时是新诗、剧艺、文艺和十二月社的社员。

社员如此交叉，造成了社团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及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上并不多见。

第二，有的社团导师相同

西南联大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教师虽然赫赫有名，人数却不多。当过文学社团导师的作家教师有闻一多、李广田、卞之琳、冯至、朱自清、孙毓棠、陈铨等几位。其中担任导师最多的是李广田和闻一多。李广田到西南联大后首先去叙永分校任教。分校学生组成布谷文艺社，请他担任导师。从叙永回昆明，布谷文艺社社员几乎全体加入冬青文艺社，李广田也被聘为冬青文艺社导师。文艺社成立，又聘请他为导师。此外，他还担任了其他一些社团如《春雷》壁报社的导师。闻一多堪称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常任导师。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学生组建了南湖诗社。文学院回昆明不久，他做了联大剧团的导师。后来冬青文艺社成立，他又被聘为导师。一些学生组织新诗社，他指导了全部活动。剧艺社成立，他再一次被聘为导师。从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开始，到西南联大结束，闻一多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指导贯穿始终。

一个导师指导多个社团，首先会在各个社团中宣扬其基本文学观，影响着各个社团朝某个方向前进。李广田强调作者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作品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既要暴露黑暗，又要歌颂光明。这些基本思想都在他指导的几个社团中得到了显示。其次会把个别社团的活动安排和工作特色介绍到其他社团，使社团之间互为参考，创造革新。在“一二·一”运动中，李广田指导冬青文艺社办壁报、文艺社出报纸，各扬其长；闻一多指导剧艺社写剧本、新诗社写诗歌、冬青文艺社写杂文，并显其能。再次会把早期社团的经验带到后期社团中来，形成精神传承。学生社团的特点是社员的流动性很大，对于社团的精神与经验的保存，导师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那些解散了的社团，为保存其精神与经验，导师的作用就更显重要。南湖诗社解散，可南湖诗社重视民间文艺的传统在新诗社和剧艺社中显示了出来；联大剧团消失，可联大剧团用强大的艺术力量去感染观众，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精神被剧艺社在“一二·一”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起到这种连续作用的关键人物是这些社团共同的导师闻一多。

第三，社团之间联合组织活动

联合开展活动在西南联大文艺社团之间是经常的事。大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一些：

1．为贫病作家募捐

1944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活动。新诗、冬青、剧艺、文艺和其他社团积极响应。其中新诗社通过各种活动，募到三十六万元，占全国后方各大城市募集总数三百多万元的十分之一。西南联大各社团募集的总数超过了“文协昆明分会”的半数，而昆明分会的“成绩就比重庆总会还好”，因此，西南联大各文学社团和国文学会等不仅受到了“文协昆明分会”表彰，还得到了“文协重庆总会”的表彰。

2．组织文艺晚会

西南联大的集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社团自行组织的。集会，有学术性的、有文艺性的、有政治性的、有交际性的、有比赛性的等。“皖南事变”后，学生的政治热情受挫，学术活动独兴。1944年，文艺社发起举行“‘五四’与新文艺运动”文艺晚会。此后，社团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在西南联大成为常例。如，1944年10月冬青文艺社、新诗社、文艺社联合云南大学学生会、“文协”昆明分会举办“鲁迅逝世八周年文艺纪念晚会”；1945年4月，冬青文艺社、文艺社和“文协”昆明分会联合举办“追悼罗曼·罗兰和阿·托尔斯泰晚会”；5月，文艺社、冬青文艺社等校内外七团体联合，举行规模盛大的文艺晚会。

3．与校外剧团联合演出

以上几次活动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成功联合，而且是与校外团体的成功合作。与校外团体的合作互动，西南联大戏剧团体尤为突出，如：1939年暑假，联大剧团、金马剧社和云南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电影科联合排演《黑字二十八》；1945年，剧艺社参与新中国剧社演出《大雷雨》《草莽英雄》《鸡鸣早看天》《牛郎织女》等剧；1946年5月，剧艺社联合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民主周刊社和“文协”昆明分会，共同邀请圭山彝族青年来昆明演出少数民族歌舞，轰动昆明城。

第四，成立联合组织

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联合组成的高一级团体几次出现，最初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来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后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西南联大社团的联合组织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三个联合组织相比，有不同之处。首先，西南联大联合的社团，不限于文艺性的，政治生活等性质的社团也参与了联合；其次，它不是统一的组织，只是联合开展活动。

1944年“五四”，西南联大的壁报种类急遽增加，大家觉得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中旬，各壁报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同意成立西南联大壁报协会（简称“报协”），并仿照学校行政领导的设置，推举《文艺》《生活》《耕耘》三家壁报为常委。“联大壁报协会成立时，联大的壁报几乎全体加入（包括师院和工学院的壁报）……‘报协’不但是对内反映全体同学的意见，而且对外代表全体同学参加各种活动。”“报协”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内出版联合壁报。1944年5月，《文艺》和《世风》为编辑者，为反映同学对国民政府给西南联大三十万元“赈款”当如何使用的意见，出刊“联合壁报”。6月，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西南联大参观前，为传达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报协”组织编排了中、英文两版巨型“联合壁报”，中文版用“我们誓对世界上任何帝国的任何面目的法西斯作战到底”为通栏标题。壁报被客人拍摄下来，后来刊登在美国一家杂志上。二是对外举办晚会。1944年，为纪念抗日战争七周年，“报协”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会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参会者上千人。“这是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市大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集会。”

由于组成“报协”的各社团政治倾向不同，出现矛盾，秋季开学后，以《冬青》《现实》壁报为首，联合观点接近的壁报，另组西南联大壁报联合会（简称“报联”），取代“报协”。1944年，“报联”联合云南各界，举行“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由于爱国民主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报联”和各级会、系会共同倡议，重新选举产生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由专人负责联系校内各社团工作，于是，“报联”的使命结束。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之前，文艺社、剧艺社、新诗社成立文艺联合会（简称“艺联”），准备回到京津后，开展工作。“艺联”续请闻一多、李广田为导师，二位导师对“艺联”寄予厚望，题词鼓励。可惜回到北方，情况变化得出乎人们的想象：导师闻一多被杀害，内战打响，货币贬值，生活穷困，且学校间距离较远，联络不便。不仅“艺联”没法开展工作，就是文艺、剧艺、新诗三社也不能像在昆明那样常在一起活动，只好各社均一分为三，成为北大、清华和南开各自的文艺、剧艺、新诗社。这是后来的情况，在西南联大时，各社毕竟联合过、组织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四、政治性

顾名思义，文学社团是以文学为活动内容与追求目标的。而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在具备文学性的同时，还具备了政治性。这是西南联大那个特定环境中的一种现象。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也不是那么纯粹的“文学化”，有的甚至与政治关系密切，但它毕竟是文学社团，充其量只是文艺界的政治力量，而不像西南联大文学社团那样，有时候，脱离文学而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在学校生活中，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

下面让我们看看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政治性产生的条件以及政治性的表现：

第一，西南联大学生的组织与管理

西南联大的行政机构是真正高效率的精干机构。学校常委会下设五院三处。在五院中，师范学院的学系与其他四院的学系略有重复，不单独计算，文法理工四院共有十八个学系。每个学生都被录入某个学院的某个学系。学生只知自己是某系某级生，而没有“班”的概念。三处中的训导处下设生活指导组，只安排床位、膳食和帮助解决生活上的特殊困难，不像今天的学生处那样对学生实行管理。学校的正常秩序主要靠教师和课堂维持。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达不到规定的学分就不得升级或毕业，学生的淘汰率相当高。这样，学生不得不认真听课，遵守教学纪律。当然，那时的学风非常之好，学生相当自觉，无须跟踪管理。生活方面，学生自愿组成膳食小组，加入某个伙食团，伙食团按一定的标准提供饭食，若要改善生活，学生得设法参与筹办。西南联大的学生是自觉的，同时也是自由的。课外时间全由学生安排，分配的床位可住可不住，食堂可吃可不吃，只要遵纪守法，道德高尚，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一句话，西南联大的学生是高度自治的，没有严格的组织与管理，学校生活却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学校在这种自由自在的氛围中，培养了学生的自治能力。梅贻琦常委一再要求学生要自我判断、自我决定、自我选择。而这种独立性的养成与平时的自我管理训练有关。当然，每当面临大事的时候，学生还是希望组织起来，聚集力量，统一思想行动，共同完成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组成学生自治会就非常重要。事实上，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一直有学生自治会：1938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成立，“皖南事变”后，学生自治会由三青团骨干主持，工作无力，1943年重新成立，因“所有团体活动均为级会、系会或壁报团体所推动，自治会始终保持沉默”,1944年，正式成立各系级代表大会，由代表会选举校学生自治会干事，1945年，改代表选举为全校学生“普选”，直至1946年结束。我们要明确的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从选举产生到工作内容均由学生自主，学校概不干预。那么，谁来组织学生会的选举呢？在没有其他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各种群众团体包括文学社团便是最好的组织力量。因此，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在历次学生自治会的改选中都参与了工作。

第二，推动学生自治会的改选

学生自治会虽然是群众组织，但它代表学生的意愿，并领导学生前进，无疑是一种政治组织。推动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便是从事政治的活动。在无其他组织依靠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壁报团体（包括文学社团）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担负起了推动改选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从而履行了政治职责。

例如，在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学生会“被三青团把持控制，包而不办……可说是名存实亡”。这样，改选学生自治会势在必行。而首倡者是西南联大壁报联合会。这时，各系的系会和一些级会也相继成立，并参与了改选倡议。1944年秋季开学后，一场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争夺的双方是国民党三青团和进步势力。在争夺斗争中，冬青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耕耘社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有一些综合性的社团，如生活社、现实社、民主社等也积极参与。各社团首先利用壁报，制造舆论，进行宣传鼓动，呼吁同学们关注选举，选出能真正代表大家、能为大家办事的学生自治会。其次参与制定选举办法，以“级”为基本单位，每二十人产生一个代表，由代表再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最后组织本社社员主动参加，认真投票，并通过社员影响和串联同学，集中多数票，选出大家信得过的人。由于社团成员人数众多，影响面宽，保证了推举出的代表多数是进步和中间同学。终选结果不出所料，理事十七人都是进步和中间的同学，三青团提名的人选全部落选；监事会三人中也没有三青团成员。这样，新一届学生自治会的改选斗争，进步势力获得了胜利。

这一次选举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从此以后，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便牢牢地掌握在进步势力一边，学生会领导全体同学朝着争民主反内战的政治道路上前进，为推进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做出了贡献。

以后的学生自治会按章程每个学期选举一次，在每次选举中，文学社团与其他社团一同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组织纪念“五四”活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对“五四”的纪念自然也是政治活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纪念“五四”运动已成了各大学的传统。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开学之日，蒙自分校的学生就集会纪念“五四”，并通过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北大同学告全国同胞书》。1939年，延安西北青年救国会和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都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并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可是，1944年，国民政府却宣布把3月29日革命先烈纪念日改为青年节，号召举行纪念活动，遂引起爱国人士的反对。为抗议改动青年节的日子，西南联大举行了隆重的活动庆祝“五四”青年节。首先是历史学会于5月3日举行时事座谈会，请本校教授讲“五四”运动及其意义，接着是5月4日上午举行国民月会，由“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周炳林教授讲《五四运动》。这一天，《文艺》《耕耘》《生活》等二十多种壁报同时刊出纪念“五四”的文章，“民主墙”被装饰一新，观者如堵。当晚，文艺社举办文艺晚会，主题是“五四与新文艺运动”，邀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等教师演讲。这一年的“五四”纪念，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上被称为“民主精神的复兴”。从此以后，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进步活动出现了多彩的局面。不能忘记，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有文艺社和其他文学社团的一份功劳。

1945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内容多种多样。5月2日，新诗社举办诗歌朗诵会，许多同学、老师和昆明文化界人士朗诵了诗歌。闻一多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光未然朗诵自己创作的《民主在欧洲旅行》和艾青的《火把》。他俩的朗诵获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5月5日晚，冬青文艺社、文艺社等七团体联合会举办文艺晚会，邀请在昆明的专家、教授、诗人出席。晚会有朗诵、有演讲，把诗歌、文艺与政治结合了起来。这次晚会进一步激发了听众的诗歌和政治热情，为“五四”纪念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年的“五四”纪念，是西南联大历史上活动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周。它是政治的，同时又是文艺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第四，积极参与民主运动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同于政治，但又脱离不开政治。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似乎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这正如综合社团、政治社团创作文学作品在壁报上发表一样，文学社团也参与政治活动。这里还不是说文学作品反映了政治，或文学社团举办纪念校庆、“五四”和“七七”抗战等活动，而是说社员直接参与了政治斗争和用文学作为武器进行斗争。例如，1945年11月，冬青文艺社、文艺社等十五个社团，联名建议校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1946年2月，剧艺社、文艺社、新诗社、冬青文艺社等十五个团体联名，写了《致师长们的一封公开信》，因复课两个月，“一二·一”惨案的杀人凶手还没有得到应有惩办，“期待师长们为我们力争”，信中说：对于教授会表示“决以去就力争”，“这种时穷节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深为感动，“希望师长们‘以去就力争’，而并不希望师长们离开我们”，表示“我们和师长们永远站在一起”。这是纯粹的政治活动。事实上，这种政治活动在整个“一二·一”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很突出。

“一一·二五”时事晚会遭到云南地方军警破坏，文艺社的机关刊物《文艺新报》第3期编成“反内战号外”。云南省军政当局大为恼火，下令取消刊号，禁止出版。第4期《文艺新报》改为内刊继续出版，并且把这一期办成了纪念“一二·一”烈士专号。西南联大学生罢课委员会筹备出版《罢委会通讯》，文艺社的骨干全体参与编辑工作，不仅停止了社里的学习、研究等经常性的活动，还把《文艺》壁报也停止了，实际是全力以赴与反动派进行斗争。文艺社在“一二·一”运动期间差不多变成政治社团了。

其他社团也如此。新诗社一边创作诗歌，表达反内战、争民主的强烈愿望，一边举行诗歌朗诵会，激发大家报仇雪恨的决心。戏剧社团从来都是选演他人的作品，不事创作的，可是在“一二·一”运动中，被残酷的现实激发，剧艺社一下子写出了十部剧本，大多数剧本突击排演，推动了“一二·一”运动的发展。高声唱歌咏队也创作出了许多歌曲，并举行演唱，起到了鼓舞士气、坚定决心的作用。在“一二·一”民主运动这个特殊的情景中产生的诗歌、戏剧、歌曲，准确地反映了生活现实，表达了政治内容，使政治和艺术统一，倒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二·一”运动中产生的新河文艺社和十二月文艺社。新河文艺社在筹备一份文学刊物的过程中，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集会遭威胁、学校已经罢课、同学被杀害、“学联”在组织斗争，大家的战斗情绪炽烈地燃烧，编辑许世华和伊洛于是改变方向，把刊名定为“匕首”，并组织了与“一二·一”运动有关的诗文刊载出来。《十二月》则是在“四烈士”的遗体旁构思的。主办人勒凡把受伤的于再送进医院，得到的是死亡的噩耗，更难以忍受的是，他不能不再从医院抬着上午还一块儿出去宣传民主爱国的同学潘琰的遗体回学校！他守在灵旁，思绪万千，决定办一个刊物，以诗文当武器，讨还血债。刊名“十二月”就是对死难事件的纪念。这两份刊物及其文章本身是“一二·一”运动的产物，它们属于政治无疑。不过它们又是文学，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政治态度和战斗情怀，政治和艺术密不可分。这一类作品的政治性，以及这类文学社团的政治性更为明显些。

五、成熟性

尽管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学社团不乏昙花一现的，但成就较大的社团一般都存在历史长，社员在社时间久，因此成就较大。而学生社团的特点则是社员年轻和流动性大。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既没有历时八年的社团，也没有在文学社里活动了八年的学生。年轻、流动性大和社龄短都是“成熟”的不利条件。所以，大学里的文学社团可谓多矣，而能走向成熟，在文学史上留有地位的却寥寥无几。在这寥若晨星的成熟社团中，新潮社、浅草—沉钟社、湖畔诗社可谓佼佼者。考察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的文学成就，并不在文学史上这几个著名社团之下，而且，西南联大的成熟社团还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只不过学界对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向来缺乏研究，因而不为人知罢了。

为什么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能够走向成熟呢？有社员自身的努力、有时代的关系、有环境的因素等，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有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上文说过，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李广田、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陈梦家、孙毓棠、陈铨、燕卜荪、钱钟书等，他们给予学生的东西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由于有他们的指导和影响，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学社团的创作，才能在短期内走向成熟。

成熟与否必定有一个标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整体走向成熟的标准是：有自己的主张和追求，有高质量的文学创作，有独立的风格特点，形成创作思潮或流派。下面就按这几个“标准”考察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

第一，文学主张和追求

青年学生还不具备系统的知识和高深的理论，搞文学创作也一样，凭着对文学的爱好，随意涂鸦。这样的初学者不可能提出一套文学主张。因此，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不可能像文学研究会那样，一开始就提出写实主义的主张，而多像创造社那样，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的创作。

但是，学生社团有一种优越的条件，那就是有教师的指导。正如晨光社有导师朱自清和叶圣陶一样，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无论明确或者不明确，都有老师指导。曾经为新月社设计理论蓝图的闻一多指导了西南联大的多个社团。譬如新诗社，首先在闻一多对田间的夸赞影响下产生动议，在成立之前，同学又专程请教闻一多，当发起的十二人聆听了闻一多对新诗的见解后，一个“新”字深深地种在他们的心田。什么是“新”诗，在他们看来就是“朗诵诗”，就是田间和艾青那样的诗，就是解放区通俗易懂的诗，于是他们决定以朗诵诗为追求目标。他们在社团成立时已拟定了纲领，宣称把诗当作生命，当作工作，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反映生活，实现民主。这已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主张和追求了。李广田指导的布谷社和文艺社，一开始就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因为李广田总是告诫学生，要真实地描写生活，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深入挖掘题材的蕴涵。文艺社一露面就打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首创，却是他们的倾向，以后文艺社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前进。

总的说来，在西南联大，前期社团的主张要朦胧一些，后期社团的主张要清晰一些。不是说前期的社团没有主张和追求，而是当时未能明确地提出，后来又无人加以总结概括。后期的社团则在前期社团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创新，往往能在一开始就提出自己的主张。

还应该注意的一点是，作为社团可能没有明确地提出主张，但作为社员个人却提出了自己的倾向和目标。这表现在社员所写的评论或回忆文章中。例如穆旦通过对卞之琳《慰劳信集》和艾青《他死在第二次》的评论，提出了“新的抒情”，王佐良在对穆旦的评论中总结出倾向于现代主义的道路，杨周翰在对燕卜荪的介绍中阐述了现代主义的路径和自己的追求。

文学社团一开始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但创作出了很好的作品，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常态。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包括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茅盾后来总结出来的，创造社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学创作的主张是郭沫若后来补述的，新格律诗理论产生在1925年而不是新月社开始活动的1923年，其他许多社团也是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共同主张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情况与此相同。

第二，创作水平

作家以作品立身。文学社团也一样，靠作家和作品显示地位。因此，创作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个社团成熟与否的基本条件。试想，如果新潮社没有杨振声的小说，浅草—沉钟社没有冯至的诗歌，湖畔诗社没有汪静之等人的爱情诗，这几个社团能在无数个大学社团中显露出来而跻身中国现代重要文学社团的行列吗？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创作水平其实不低，但它们的光辉一直包藏在璞石之中。“璞石”未被开凿的原因又有多种，首先，它们是学生社团，大多无力创办自己的刊物（除文聚等社外），不为社会了解；其次，它们地处“画外”云南，难以引起文化中心的注意；第三，西南联大最有成就的是现代主义作品，而现代主义在中国命运多舛；第四，西南联大的作家一直没能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总之，璞玉之未开凿，有学生的原因、地域的原因、文艺思想的原因、政治的原因等多种。直到《九叶集》问世，人们才重新“发现”了西南联大文学，西南联大一些文学社团因之被人提起。可是至今为止，除了本书作者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一书外，再也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所以说，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还是一块开凿不精的璞石。

这里举两个社团的创作来认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创作水平。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6月到1940年8月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南荒社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版上的作品就有一百一十六篇（次）之多，还不包括名誉社员萧乾和老师沈从文等发表在其上的作品。在这段时期，《文艺》版一共出刊二百八十三期，若以每期平均刊出三篇作品计，共刊载作品应为八百四十九篇。也就是说，南荒文艺社的作品占《文艺》版刊登的作品总数八百四十九篇中的一百一十六篇，其比例约为7︰1。如此比例，不能不说南荒社是《文艺》副刊的主要支柱。《文艺》是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副刊之一。当时在《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的作家，除西南联大的名宿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等外，还有全国著名的作家老舍、茅盾、冰心、夏衍、靳以、朱光潜、艾芜、端木蕻良、何其芳等。南荒文艺社社员的作品与这些大家同版展示艺术风采，并成为该刊的台柱子，恐怕不能怀疑南荒文艺社的创作水平吧？所以，说南荒文艺社的创作水平相当高，绝非溢美之词。

《文聚》共出六期，总计发表作品六十三题，其中文聚社的基本成员即西南联大学生的作品有三十一题，占总数的一半。《文聚》是一本面向全国的刊物，在上面发表作品的名家除西南联大的教师外，有何其芳、楚图南、魏荒弩、靳以、金克木、杨刚、袁水拍、赵萝蕤等。文聚社的社员——西南联大学生作品与他们同刊发表，主要不是出于照顾，而是经过同一艺术标准衡量的。翻开《文聚》第1期，可以看到穆旦的《赞美》和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这是被公认为两位诗人代表作的诗歌。再往后看，还有刘北汜的小说《青色的雾》、田堃的小说《雨中》、汪曾祺的散文《花园》、流金的散文《新生三续》、罗寄一的诗《角度》等，它们都是这些作家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而在第1卷第3期上，穆旦的《诗》赫然在目，那是被文学史家列入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的《诗八首》。除开名家的作品之外，一个刊物推出了这么多的新作家，刊载了这么多的优秀作品，可谓成绩卓著了。而这个刊物、这群新作家都出于文聚社，那么，说文聚社是一个成绩卓著的社团也就毋庸置疑了。

第三，独立风格

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社团成熟的标志。社团的风格来自社团成员的共同艺术追求，有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往往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

主编林元在总结《文聚》的时候说：“《文聚》上的文章……共同追求着一种东西，一种美，一种理想和艺术统一的美，一种生活的美，一种美的生活，这就形成了《文聚》的风格。”这是文聚社的夫子自道。的确，美的追求与表现就是文聚社的风格。文聚社的西南联大作家，都有较高艺术修养，老师们已在文坛上耕耘多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学生得到老师的教诲，受过文学的训练，师生共同形成了视艺术性为生命的文学观，在作品中追求完美和精致，捍卫了学院派的文学特点。校外作家多是著名的，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的美表现得较为充分。并且，《文聚》上的作家基本上受过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善于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表现生活，呈现出与传统艺术不同的特点。这就使文聚社呈现出这样的艺术风格：以现代理念把握生活、处理题材、表达思想、体现艺术、形成完美。

耕耘社也是这种完美主义的追求者。《耕耘》壁报上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杂感，都给人强烈的艺术冲击，尤其是以袁可嘉为代表的诗歌，故意“隔离”生活，以抒发心灵的感受为主，格调晦涩、朦胧，读起来美，因此，耕耘社的风格是以抒写现代人的心理感受为主要表达内容，追求艺术的超越美感。由于耕耘社的作品过分强调艺术的表现而远离当前政治，引起了文艺社的不满。文艺社认为耕耘社为艺术而艺术，作品没有现实意义，也就失去了文学上的意义。耕耘社则认为文艺首先应该是文艺，文艺对于政治和生活的表现，应该通过心灵的抒写和形象的刻画反映出来。耕耘社在论争中捍卫了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想，坚守住了自己表现美的艺术风格。

与上述社团的风格不同，新诗社则表现出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大约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新诗社不仅表现出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新的诗歌形式，而且诗社的组织形式也是新的。新诗社携带一股新风，把全新的艺术之花吹满枝头，所以，“新”是新诗社的独立风格。

第四，形成思潮或流派

学生社团形成了思潮或流派，这在西南联大以前的学生社团中没有出现。因为要形成思潮或流派，除了社团的成熟度以外，还有一个量的要求。这种量，可能是思想覆盖和影响的范围，也可能是社团的多少。只有在西南联大这样文学社团多、社团的影响面广的学校，才可能出现思潮或流派。

再从文学史上看，现代文学社团具备了一定的量，有了形成思潮和流派的条件，所以形成了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以新月社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以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派，以七月社为首的七月诗派等，从而形成了绚烂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有那么多思潮和流派，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社团之功。由社团形成的西南联大文学思潮和流派，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大川巨流，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色彩。

这里各举一例说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与思潮和流派的关系：

思潮仍以新诗社为例。新诗社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朗诵诗抗战前就有人试验，后有高兰等名家出现。1940年初，冬青文艺社曾编过《街头诗页》，其诗“多半也是‘马雅可夫斯基体’或‘田间体’”。但这些实践并没有引起西南联大诗人的特别兴趣。1943年秋，闻一多用朗诵艺术大力推荐田间的诗，朗诵诗才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新诗社成立后，多次举行诗歌朗诵会，闻一多、光未然以及新中国剧社的演员等在会上示范朗诵，终于把朗诵诗推向了高潮。由于有新诗社的创作实践和宣传、朗诵的推动，朗诵诗很快为大家接受，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创作形式，以至西南联大后期的诗作大多具有朗诵诗的因素，并且，朗诵诗普及到学校、机关、新闻、金融等各行各业，成了昆明的一股创作和朗诵的思潮。再加上“一二·一”运动的激发，朗诵诗真正成了“集体”的“行动或者工作”，各大学、中学、工厂乃至街头时有朗诵诗会举办。这股思潮随着三校复员波及北京和天津，一直激励着人们。

流派则以现代派为例。现代主义文学在现代，是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产生的。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却很艰难。虽然20世纪20年代已出现了象征主义诗派，30年代形成了现代诗派，但到了4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主流发生了“中断”。由于西南联大疏通了现代派的河道，才使其畅流下去。西南联大能够“疏通”河道，是由于引来了另一支水系。这支“水系”的引水人是英国诗人燕卜荪。燕卜荪在课堂上讲授欧洲新近的现代诗，指导学生读奥登、艾略特、叶芝、狄仑·托玛斯等人的作品，“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于是，他们——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林蒲、罗寄一、俞铭传、王佐良、杨周翰、马逢华等，一群青年开始试验、探索现代派诗歌，进而写出了有力度、受推崇、有影响的一批诗作，勃兴了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与这个流派相联系的社团主要是冬青、文聚、耕耘等。在谈到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成型之时，不该忘记现代主义诗人冯至、卞之琳的功劳，《荒原》的最初翻译者赵萝蕤和介绍者叶公超的影响，以及带有现代主义思想因素的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朱自清等的推动，但他们只是一种助力，而领军者是燕卜荪。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流派像金沙江一样浩浩荡荡而又默默地流着，一直流到东海边，汇入了后来出现在上海的“中国新诗派”的洪流。

成熟的社团不一定形成思潮或流派，而思潮或流派多数源于成熟的社团。思潮或流派不是检验一个社团成熟与否的标准，但它是成熟社团的最高标志。可以这么说，主张和追求是社团成熟的前提条件，创作水平是社团成熟与否的基本标准，独立风格是社团成熟的标志，思潮或流派是社团成熟的更高准则。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具备了这些条件，因此是成熟的社团。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活动历史形成了一个山谷形状：前期由南湖诗社到高原文艺社再到南荒文艺社，与冬青文艺社一起形成一座高峰，中期经“皖南事变”出现低谷，后期由于文艺社、新诗社以及冬青文艺社、文聚社诸社团空前活跃再构成一座高峰。在西南联大所有文艺社团中，南湖诗社成立最早，南荒文艺社创作势头最旺，冬青文艺社活动时间最长，文聚社创作成就最高，联大剧团演出成绩最好，剧艺社社会影响最大，文艺社在册人数最多，新诗社校外成员最广。有的社团虽昙花一现，却呈现出灿烂的姿容，如高原文艺社；有的社团源流不远，但独开渠道、自成一派，如耕耘文艺社。文学社团在各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总的特点是：前期起点高，中期质量好，后期作品多。戏剧社团既有演出又有创作，二者不可偏废。综合社团的意义也许不全在文学创作，更在于它们和其他社团一道营造了民主、自由、创造的氛围，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

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当然不止上述这些。有的社团如火星文艺社、两周文艺社，还有今天尚不知名的一些文艺社，或因资料匮乏、或因该社团成就不大，在此付缺。上面介绍的只是西南联大主要的文学社团。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因它们的努力而辉煌，它们的成就为西南联大文学增添了光彩。它们之中的一些社团，如南湖诗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新诗社等，若以文学成就而论，完全可以书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而文聚社则应视为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几个文学社团之一。笔者在本次增订中又提出一个新观点：根据文学社团的组成人员、创作思想、文学活动、作品归属等的联系，把西南联大的几个重要文学社团组合为“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文艺·新诗”三个团组，使其创作队伍与文学实力更加强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漏的书写对象。

此外，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产物和生活需要，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作它并且渴望见到它。所以，西南联大文艺性质以外的其他社团也创作文学作品，它们的刊物几乎都刊载文学作品，一些教师主办的著名杂志如《国文月刊》等也刊登文学作品且作品艺术质量较高。对于教师办的非文学刊物，一方面由于本著作不研究教师社团的活动，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在那些刊物上不是主要的发表对象，多少带有丰富内容和培养文学新人的意思，因此没有加以论述。一些学生办的刊物或壁报，如《微波》杂志、《燎原》壁报、《学习》壁报，一方面创作成就不高，另一方面资料欠缺，发表在壁报上的作品，至多只知道篇名或大致内容，见不到实际作品，也只好付缺。

本章的任务止于概述介绍，各文学社团的理论追求、艺术旨趣、创作成就等将在后面各章中逐一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