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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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南联大的前期文学社团

西南联大的前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1937年7月,战争的硝烟弥漫京津地区,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即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筹备临时大学,11月1日即行开学,由于创办仓促,因此校舍紧张,设施不全,图书匮乏,生活十分艰苦。此时全国上下抗敌情绪昂扬,师生精神状态较佳,大家克服困难,潜心教学,在衡山湘水间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不料前方战事吃紧,炮火逼近武汉,长沙不宁,教育部再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师生于1938年2月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于5月4日开学。由于昆明校舍不足,设分校于蒙自,异地办学。不久蒙自校舍被征为军用,分校迁回昆明。各学院分散于大西门外和拓东路,师生则散居全城。1939年8月,新校舍筑成,学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园,得以集中办学。但这时,日本飞机加紧轰炸昆明,有家眷的老师只好疏散到乡下居住,学生则采取“跑警报”的方式——听到空袭警报,立即跑向城外的田野和山间躲避。如果上课时警报响起,则立即下课,出后门跑向后山。为弥补损失,有时老师在树林中继续讲课。1940年7月,越南不保,昆明堪虞,教育部指示做迁校的准备。11月,成立叙永分校。1941年初,新生全部在叙永分校上课。这时,“皖南事变”爆发,西南联大随之遭受压力。

尽管生活如此动荡不安,文学活动却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师生。其间,西南联大学生不仅创作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组织了一些著名的文艺活动,而且建立了一些社团,并且把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在南岳,在蒙自,在昆明,都留下了学生的文学创作、文艺活动和社团组织及其工作的业绩。

下面将对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的社团进行介绍。

一、综合社团

西南联大壁报的兴盛,长沙临时大学时即已开先河。在岳麓山绿树环绕的校舍中,临大文学院的学生已经出过壁报。壁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抗战和岳麓景色的,表达抗战决心、鼓舞抗敌意志以及抒发战争造成的痛苦是其中心内容,关于要不要从军、要不要接受“战时训练”的问题也在壁报上讨论过。南湖诗社的发起人刘兆吉回忆:“在南岳时,曾多次出壁报,对于爱好写诗的人,已经心中有数。”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25页。所以,在蒙自组织南湖诗社很顺利。据此可知,临大文学院壁报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南湖诗社的成员,他们曾在南岳壁报上发表过诗歌。至于壁报名称是什么、出了几期、发表文章的篇名等,今天所见资料均无记载,所以无法确定是什么社团办的壁报。

西南联大有名称记载的综合性社团,最早是群社。群社1938年12月底成立,以十几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联络了二十多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启事贴出后,有近二十人报名。其宗旨是“互相交往,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举行时事报告和学术报告,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等”邢方群:《回忆群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成立会上选出干事九人,社长和副社长各一人,先后聘曾昭抡、余冠英、吴晓铃老师为顾问。干事会下设学术股、康乐股、时事股、服务股、文艺股、壁报股等各自开展活动,后又成立了群声歌咏队。群社的机关报是《群声》壁报,其内容较广泛,有时事分析、文艺创作、新书评介、漫画等。《群声》壁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篇名及其内容,不得其详,但它的主编林元即林抡元却是较为知名的。林元后来创办了《文聚》杂志,再后来参与编辑《观察》《新观察》《文艺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群声》是他编辑才能养成的重要历程。林元也写小说和散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边风》《群声》《冬青小说抄》及后来的《文聚》等刊物上。《群声》的另一位主编陈潜还编辑了壁报《大家看》,张贴在昆明街头,很受群众欢迎。由于群社坚持真理,广泛联系群众,注意解决学生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社员发展到两百多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在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四处查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把西南联大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部分出面较多的进步学生疏散到乡下隐蔽,而这些人多数是群社社员,同时鉴于群社的政治色彩较浓,指示其停止活动。1941年2月底,《群声》出了“终刊号”。“终刊号”贴出的当天下午,林元撤到乡下。群社至此解散。

1939年秋,西南联大工学院成立了引擎社。这是一个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社团,其性质和特点均与群社接近。在社团成立前,已有部分文艺爱好者编辑出版了《引擎》壁报,社团成立后,《引擎》成了引擎社的机关报,“壁报除发表小说、诗歌外,杂文和评论大都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尖锐的抨击。壁报还出版过纪念‘五四’和纪念鲁迅的专刊……”许京骐、刘楷:《联大工学院的引擎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9页。“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引擎社停止了活动。

在此期间,几个群社的下属团体也相继单独开展活动,成为独立的社团,如冬青文艺社、热风壁报社、腊月壁报社,还出现了几个与群社关系密切的社团,如俄文学习班、木刻研究会等。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也公开活动,在学生中组织了几个社团,出版《微言》《明报》《青年》《指南针》《照妖镜》《大学论坛》《熔炉》等壁报。以上壁报均有文学、艺术作品发表。

二、戏剧社团

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社团一般是从1906年诞生的戏剧社团春柳社开始的,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的出现则晚于春柳社十五年。这说明戏剧团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开路先锋。西南联大文学史的情形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戏剧演出在前,文学社团成立在后。

长沙临大已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临大学生组织了宣传队,走出校门向当地民众宣传抗日,还组织了演剧队排练节目,到部队慰问演出。岳麓山下文学院的学生则组织了“临大话剧团”,参加当地戏剧团体举办的劳军汇演,演出剧目是阳翰笙创作的《前夜》。由于演出水平较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暑期,临大话剧团的一些成员在昆明排演了《前夜》《汉奸的子孙》等戏剧,宣传抗日。有的学生参加了昆明金马剧社《黑地狱》的演出。开学后,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准备更好地宣传抗日,便分头联络戏剧人才,酝酿演出。这一举动得到闻一多、孙毓棠、陈铨等老师的支持,演出剧本选定《祖国》。《祖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根据法国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成的四幕剧,写一位教授不计个人恩怨和安危,与群众一起向日寇和汉奸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陈铨教授任导演,闻一多教授为舞台设计,孙毓棠老师做舞台监督,并请凤子参与主演。在排练《祖国》的过程中,大家觉得成立一个团体能更有效地工作,于是在12月底,组成了西南联大话剧团(简称“联大剧团”),有成员六十多名,主要成员有男同学张道骧、汤一雄、徐贤议、李善甫、汪雨、刘雷、高小文、劳元干等,女同学有“三萱”“三华”,即黄萱、徐萱、肖庆萱、侯肃华、孙观华、张定华等,请闻一多、陈铨和孙毓棠为导师。成立会上,闻一多、陈铨、孙毓棠、凤子等老师讲了话,同学们发言踊跃,热情很高,会上选出了团长和干事会。在联大剧团成立的鼓舞和推动下,《祖国》排练质量很高。1939年2月18日,在新滇大戏院举行了首演。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昆明、重庆、上海的报刊迅速作了报道。《祖国》连演八场,至25日结束。《祖国》演出成功后,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剧团接着又排练了“好一记(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剧和云南方言剧到昆明郊区演出。1939年暑期,曹禺应邀来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其中,《原野》由联大剧团主演,《黑字二十八》由联大剧团、金马剧团、云南艺术师范学校等联合演出。演出从8月16日开始,直到9月17日才结束。全部演出场场爆满,昆明为之轰动,其盛况,在“云南话剧运动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李济五语,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1940年夏,剧团又公演了《雷雨》。在昆明当时的几家戏剧团体中,联大剧团是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一个。

在《原野》和《黑字二十八》演出之后,联大剧团的领导权被三青团篡夺,于是群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决定另组一个剧团。经张贴启事征求社员后,1940年暑假,成立了戏剧研究社,社员很多,主要有黄辉实、潘申庆、施载宣、林元、李典、金连庆、冯家楷、李芳、孙观华等。戏剧研究社首先排演田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请郑婴老师任导演。此剧演员甚多,出场四十多人,加上后台工作等,总共有二百多名同学参加了演出工作。9月25日,在云南省党部礼堂首演。演出一举成功。之后再连演十四场,场场满座。收入除去开支,结余三千多元,全部捐给了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戏剧研究社还参加过群社组织的下乡演出活动。“皖南事变”后,戏剧研究社被迫停止了活动。

此期出现的文艺团体还有青年剧社和联大歌咏团等。青年剧社演出过《前夜》,联大歌咏团曾在“五四”二十一周年纪念会、昆明广播电台成立广播音乐会和南屏电影院开业演唱会等集会上演唱歌曲。

总的来说,此期西南联大戏剧社团的活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剧团不多,主要有联大剧团、联大戏剧研究社和青年剧社三家;第二,独创的剧本几乎没有(只有联大剧团演出过陈铨改编的剧本《祖国》),剧团主要演出他人的剧本,但演出成绩较为可喜,《祖国》《原野》《阿Q正传》的演出都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原野》的演出,在云南戏剧演出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史家称为云南戏剧舞台上的四次重大演出之一见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和吴戈《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二书。前者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后者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三,从内容上看,演出的剧目都是宣传抗日、鼓舞抗战情绪的。此期戏剧社团的意义除宣传抗日的良好社会效果外,还在于继承了长沙临大话剧团的精神并开创了西南联大戏剧的良好传统,为西南联大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学社团

长沙临大时,还没有组成文学社团(当时称“文艺社团”),但组织过文学活动。据赵瑞蕻回忆,“在南岳时已有多次诗歌活动,如朗诵会、谈诗会和诗歌墙报等。其中有两期墙报是王般学长主编的。《穆旦诗选》中最早的一首诗《野兽》,正是在南岳读书时写的,刊登在一期墙报上”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西南联大在长沙的时间不长,已有这些文学活动,有这样的成绩,相当可观。同学的才能在活动中展现出来,也就被有心人发现了,所以,“到了蒙自后组织南湖诗社时,向、刘两人便邀请在南岳时已知道的喜欢诗的二十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因诗社社址在秀丽的蒙自南湖畔而得名。1938年5月20日成立,发起人是向长清和刘兆吉,成员都是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的学生,主要有穆旦、赵瑞蕻、刘绶松、陈士林、周定一、刘重德、李敬亭、林蒲、陈三苏等二十多人,闻一多和朱自清是诗社聘请的导师。诗社没有明确的宗旨,从今天所见的材料看,研究新诗、创作新诗是诗社坚持的方向,同时也是社员的共同追求。诗社也没有选举组织领导,社务由向长清总理。有导师参加的社员大会开过两次,中心议题是关于新诗的现状与前途问题,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导师作了指导性的讲话,大家也踊跃发言,讨论使大家更明确了新诗的前途和方向。诗社创办壁报《南湖诗刊》,共出了四期,刊登诗作数十首。其中不乏好诗,如刘重德的讽刺诗《太平在咖啡馆里》、周定一格律优美的《南湖短歌》、赵瑞蕻被朱自清称为“力作”的《永嘉籀园之梦》、穆旦的《园》等都是可以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上留有战争阴影,艺术上则显示出学院派的精致与完美,既有现实特点,又有浪漫特色,代表了西南联大早期的诗歌风格。此外,诗社还对民间文学给予了关注,刘兆吉采集了当地歌谣十七首,刊登在《南湖诗刊》上,这亦开启了西南联大重视民间文艺的传统。如果说刘兆吉在湘黔滇旅行途中搜集民歌是“个人”行为,那么诗刊揭载民歌表现出的已是“组织”或“群体”态度了,因此值得注意。

1938年8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诗社离开南湖,也就停止了活动。到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高原文艺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更多同学入社,不久即扩大到四五十人。活动内容多种多样,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等。高原文艺社出过几期壁报,吸引了老师、学生观看,其中一些作品在壁报上刊登后又投到报刊上发表,于是保存了下来,如赵瑞蕻和穆旦的一些诗。1939年5月,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负责人萧乾从滇缅公路采访回到昆明,高原文艺社请他作过一次报告。

也是在萧乾的倡导下,高原文艺社再次更名为南荒文艺社,并且把社员扩大到校外,参加者中有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和同济附中的学生,西南联大新加入的学生有辛代、祖文、龚书帜、何燕晖等。社员把文章写好后,交给萧乾,由他编辑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同时,南荒文艺社还给凤子在昆明编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撰稿,成为该副刊的主要支持者。南荒文艺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在翠湖海心亭茶室聚会一次,交流情况,畅谈创作心得等。社团没有选出社长和组织领导,由几个热心的同学共同操持社务,主要负责人仍是向长清。每个社员交出一篇作品作为“会费”,即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后,稿费归社里。仅凭作品供两份大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一端,就可以看出南荒文艺社的创作质量了。大约在1940年暑期,因社员陆续离校,南荒文艺社无形中逐渐解体了。南荒文艺社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历史的创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吸收校外社员;第二,与报纸联合。这两个特点均为后来的文学社团继承和发扬。

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上,起着奠基和开拓的作用,它在组织形式、作品发表方式和对民间文艺的重视等方面为后来的社团所继承,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文学社团培养和准备了骨干。

在南荒文艺社逐渐走向萧条的时候,另一个文学社团——冬青文艺社出现了。冬青文艺社成立于1940年初,但它的活动却与群社同步,因为它原属群社的文艺小组,那时的创作刊登在林元主编的《群声》壁报上。因创作队伍扩大,文艺小组才独立为冬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最初的成员有林元、杜运燮、刘北汜、汪曾祺、萧荻、王凝、马西林、刘博禹、萧珊、张定华、巫宁坤、穆旦、马尔俄、卢静、鲁马等,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后来又加上李广田为导师。冬青文艺社的主要工作是写作和编辑刊物,编辑部设在新校舍18号,作品分类编辑出版。《冬青杂文》为壁报,编辑后张贴在“民主墙”上,由于作品现实针对性强、文风犀利,很吸引人。其他作品分别编成《冬青诗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和《冬青文抄》,用统一稿纸抄写后,加上封面,装订成册,陈列在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里,读者很多。其中一些稿子同时投到报刊上去发表,如穆旦、杜运燮的一些诗和刘北汜、卢静的一些散文。冬青社还受解放区文艺的影响,编辑了《街头诗页》,贴在昆明街头墙上和路边大树上,参加群社下乡宣传时也在一些农村张贴过。冬青社组织过诗歌朗诵会,其中一次朗诵语除普通话外,还用方言和外语,别开生面;另外组织过演讲会,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等都应邀演讲过,1940年巴金来昆明时应邀举行过一次座谈。1941年“皖南事变”后,冬青文艺社把活动转向校外,后来又在学校恢复组织与活动,一直到西南联大结束而解散——这将在下两个时期中介绍。冬青社是西南联大的社团中活动时间最长、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

1939年末还出现过一份《边风》壁报,以“边风文艺社”名义主编出版。主办人是林元、辛代、吴宏聪、何燕晖、卢静等,其中林元出力最多。《边风》壁报贴在昆中北院学生宿舍的墙上,大约出过三期。冬青文艺社成立后,边风文艺社的成员集体加入,《边风》因此而停刊。

西南联大的早期是忙乱的:逃难、迁徙、建校舍、躲空袭……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正是在这忙乱的处境中茁壮成长的,尽管显得行色匆匆,却扎扎实实,开创了西南联大社团文学创作的良好局面。其中,南荒文艺社作为两大报纸副刊的稿件支柱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创作实力的充分证明。这时期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形成了两股势力:一股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另一股是群社——冬青文艺社。前一股势力逐渐衰落时,一些成员进入冬青社并且成为创作主力,因此说南湖——高原——南荒为冬青准备了人才也不为过。另外,这一时期文学社团的组织和活动的方法为西南联大后来的文学社团多方继承,也说明了早期社团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中的奠基作用。总之,西南联大早期的文学社团步履稳健、创作起点高,为后来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