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生平事迹钩沉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范仲淹次子。范仲淹曾称之“得其忠”,《宋史》有传，有《范忠宣公集》传世。《范忠宣公集》南宋嘉定五年曾经刊刻，见于楼钥《范忠宣公文集序》，曰：“少而读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录》，反复终始，正学大节，伟识宏度，赞叹不足于诸巨公间，尤愿执鞭欲追逐其万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议》《国论》等书，如责人责己、助廉成德之训，又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等语，皆当终身诵之。每恨未见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从元孙中书舍人之柔见过，谓钥曰：忠宣文集未行于世，晚而谪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怀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属之，既已刊就，而旧无序引，径以见委。”楼钥于范仲淹、范纯仁俱怀崇敬之情，不仅为《范忠宣公集》作序，且为范仲淹编辑年谱，传于今。《范忠宣公集》宋刊本不存，今存元刊明修本、明刊本、清刊本，刊刻递修有绪，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已叙。元刊明修本其卷十八至卷二十系范纯仁《国史本传》及《忠宣公行状》，文字避宋讳，可见避“光庙”之名讳，知延续嘉定刊本之旧。且文集出自家传，其文献益可信。

据《宋史·范正平传》和李之仪《姑溪居士集》，李之仪曾撰写《纯仁行状》，并因此遭到蔡京迫害，然其中内容没有完全采入《宋史·范纯仁传》。元刊本为天历年间范氏岁寒堂家刻，比《宋史》编撰早十五年左右，大约《宋史》撰修仓促，未及遍访。固然《宋史》本传详于此《国史本传》及《行状》，然二者仍有异。《四库全书》虽然收录《范忠宣集》，其结构内容与元刻本有异，尤其未见《国史本传》及《忠宣公行状》，更显得元刊本《范忠宣公集》可贵。今以《宋史》本传为底本，将《国史本传》及《忠宣公行状》中可增加、辩证之事实钩沉于此，为继之研究者提供线索。凡《宋史》本传已有者，不赘。由于可以增加之事有大有小，有的较为细碎，不及详考，仅选取有关讨论治河、差役法及子嗣、文集等与《宋史》本传区别较大之事罗列于下。

近年研究范仲淹甚众，对范纯仁渐多关注，笔者因早年写作《宋哲宗》，对范纯仁事迹、品格久怀钦佩，然下笔此文，仍觉积累不足，尚盼方家指正。

一 有关差役法与回河

宋哲宗时期，朝臣政治命运起伏变化激荡，范纯仁胸怀气度在此时表现最为充分。《宋史·范纯仁传》记哲宗即位之初事云：

时宣仁后垂帘，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谓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而在《行状》中，范纯仁的阐述更加恳切，事情原委也稍有曲折：

于是，司马光初相，将尽改熙宁、元丰以来法度，公闻而叹曰：“先帝励精求治十九年间，寤寐尧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与绎。但大臣用心太过，希和者不计可行与否，趋风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旦暮之遇，转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须徐徐经理，乃为得计一时。”与光同者多指公为好名。公闻而叹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当择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审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独此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法度无不便者。”

以上两段文字比较，知范纯仁早已经认识到，熙宁变法是宋神宗心血，司马光为相之初便急遽废罢，甚为不妥。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之强硬与王安石何其相似。尽管议事见解相左，但是当章惇一贬再贬范纯仁时，范纯仁严厉禁止家人以与司马光政见不同请求减免处罚，可见其行事准则。司马光与范纯仁曾经友谊深厚，文集之前五卷中多首诗记载二人在洛阳交往及优游生活。

元丰元祐年间，黄河治理是朝议重点之一，《宋史·河渠志》之一、二、三有很多记载，记录较多苏辙奏疏。元祐三年，范纯仁为相，吕大防、文彦博欲兴河工，要堵塞小吴口，使河水东流。《行状》中记录范纯仁对吕大防、文彦博之说颇有疑惑：

元丰中，河决小吴口，水遂北流，神宗命因其性而导之。要功之徒乘时射利，辄谓北流害塘泺，请塞小吴，使之东注。文彦博、吕大防是此说。公曰：“水性故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则不待讲而□信。”彦博、大防不悦。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帘，是岂兴大役时耶？”附会者益众，彦博、大防持益坚，乃议遣使按视，遂以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为使。既回，具言东流地高，水不可行，议遂罢，然起事者终不快也。

此段文字不见于《河渠志》和《宋史》本传，不过《河渠志》对此事全过程记录甚详，如范纯仁曾有“四不可”之说，又如《范忠宣公集》中“奏议”之卷收有关“回河”之论三篇，《宋史·范百禄传》记载此次按视亦详，可以参阅。通过朝议种种，既可了解范纯仁持论之正，又可以了解当时诸重臣，尤其是文彦博、吕大防、梁焘等人各自心态。其实，从酬诗可知，范纯仁与文彦博颇有交谊，比如“和文潞公归洛赏花”、“洛花已开报潞公”等等，但朝议国是，不可与私谊混淆，这种行事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宋史·河渠志三》载张商英奏言：

元祐初，文彦博、吕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委以东流之事。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斩伐榆柳。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乃迁安持太仆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则刘奉世犹以彦博、大防馀意，力主东流。

元祐八年间治河费工料无数，而无成果。数次回河之议，范纯仁皆力阻之。《行状》记绍圣初事云：

颍昌岁料河役，每输七千则免一丁之行，或以为便，已奏得请，公曰：“此有钱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而无钱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于古有限，而今其远不过五百里，乃一概催之，特在官者与上户为地尔。”复奏罢之。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安府。未行，进大学士，改河东路安抚经略使知太原府。

此段河役议论及官职变迁，《宋史》本传不详。

河役之事尚未就此完结。哲宗亲政之后，因起用章惇，范纯仁自请免职，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国史本传》作“左正议大夫”）出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临行前到哲宗处辞行，《行状》记载较《宋史》本传详细且有关河役，其曰：

遂以公为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陛辞日，赐坐啜茶，慰劳甚渥。上曰：“卿耆德硕望，朝廷所赖，然坚不肯为朕留。卿虽在外，两为宰辅，凡有所以裨益于时政者，但入文字来，无事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兴广武埽，役下颍昌汝州科稍草一百万。公曰：“两处之民不习河役，方荐饥之后，加之道路阻远，乘此急难，又须数倍之价，何以堪。异时遂以为例，则永为深忌。”力请至七八方免。然破产失业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报到闾巷田野，欢呼鼓舞，如脱机阱，方为公立生祠。

广武山，在开封之西，因与汴河临近，此处指汴河河役，可参见《河渠志》。这段文字说明，尽管有哲宗皇帝护佑，减免河役并不容易。河役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亦可见端倪。

治河事，既关联神宗治国方略，亦关联西北边防，还与开封城防有关，所以曾经有激烈辩论。范纯仁从民生出发，力求减轻百姓负担，强调治河应当顺从水性，不应强做工程。

二 范纯仁子嗣

关于范纯仁子嗣，《宋史》记载与《国史本传》及《行状》区别甚大。《宋史·范纯仁传》记其子嗣“子正平、正思”二人，又称“没之日，幼子、五孙犹未官”，正平有传。《国史本传》中，记“子正民、正立、正思、正路、正国”五人，五人均无传。《行状》记“五男，长正民，单州团练判官，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正路、次正国；五女，嫁将作监主簿崔保孙、朝请郎荆湖北路转运使庄公岳、奉议郎司马宏、承议郎蔡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马氏二女皆先公卒。孙七人，直彦，宣义郎，直方，郊社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举、直孺；女一人，嫁长安李琥；曾孙一人”。正国有传见于《范忠宣集·补编》。

曾肇撰《范忠宣公墓志铭》，记其子嗣为“五子，正民，单州团练推官，正平，忠武军节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国。五女，归将作监主簿崔保孙、朝请郎庄公岳、奉议郎司马宏、承议郎蔡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马氏二女皆前卒。孙男七，直彦，宣义郎，直方，郊社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举、直儒，孙女一，曾孙一”。与《行状》小有别，均比《宋史》本传详细。

《国史本传》中记载，元丰年后期，齐州任职时，“以丧子请罢，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台”，知至少一子殇于范纯仁去世之前十七八年。

欲考知范纯仁子嗣，可参考另一书，即范公偁《过庭录》。该书记载范仲淹、范纯仁及作者父亲、祖父事迹，当是听其父祖言传，应属真实可信。今有孔凡礼先生点校本，其《点校说明》借鉴清末陆心源的考证，并参考传世宋代史书，对作者父亲、祖父基本情况一一分析，较之《四库全书总目》似更清晰准确，故不再征引四库馆臣之提要。现将《点校说明》中有关范纯仁子嗣种种的文字移录于此：

曾祖是范纯仁，据清末陆心源考证，他祖父范正思，是纯仁的第三子。据本书“忠宣以忠自份处逆境怡然”条，纯仁哲宗绍圣三年知陈州，据本书“忠宣谓光禄为福人”条，正思时年四十六。知正思生于仁宗皇祐三年。据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范忠宣集补编·宋忠武军判官赠朝奉大夫子夷公传》，正思卒年五十八。知卒于徽宗大观二年。据本书，正思与苏轼有交往。又据陆心源考证，公偁之父乃直方。据本书，直方徽宗崇宁间已出仕。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九、九十、九十三、九十四、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七、一百九、一百一十、一百一十八、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一百六十三，直方于高宗绍兴元年十一月，以直秘阁为荆湖广西宣抚使吴敏参谋。五年五月，以知浔州行尚书刑部员外郎；九月，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十月，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六年五月，召对于内殿；六月，为左司员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实功文字；十二月，宣谕川、陕诸州及抚问吴玠一行将士。七年三月，赐三品服。八年三月，进秩二等。十年八月，以右朝议大夫、直秘阁试司农卿；十月，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计议军事，为右正言万俟卨所论，提举洪州玉隆观，与远小监当。二十二年正月，卒，时为左中大夫。据本书“先子言种氏与范氏数代交往”条，正思丧终时，直方三十七岁。知直方约享年八十。范公偁事迹无考。据本书，绍兴丁卯、戊辰这几年，侍于父直方之侧。时直方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公偁似未出仕。

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范纯仁后代南北宋更迭之际活动，而且还可以补充范仲淹等范氏事迹，由于已经有点校本，本文不赘。综读该书，更为范氏后代一直保持敦厚、严谨家风而感慨。

三 《范忠宣公集》

据《宋史》本传记载，范纯仁“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行状》曰“公有文集二十卷，台谏论事五卷，边防奏议二十卷”，似与《宋史》相距不远；而“国史本传”仅称“有文集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范忠宣集》二十卷，丞相忠宣公吴郡范纯仁尧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长纯佑，尤俊有贤行，早年病废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时吏部尚书之柔者，其四世孙也；次纯礼、纯粹，皆显用至大官”。卷二十二著录“《范忠宣弹事》五卷《国论》五卷，范纯仁撰”。说明宋代流行范纯仁著述文集二十卷之外，尚有《弹事》《国论》各五卷，曾肇所撰墓志铭称“有文章、论议三十卷”，与《直斋书录解题》近似。然而《弹事》《国论》未见宋刊本传世，后世明清刊本着力于辑佚，有《奏议》二卷、《遗文》一卷、《补编》一卷等等。不过，据嘉定四年范之柔刊书跋文和嘉定五年楼钥序，零陵以范纯仁贬谪之地，曾刊行《言行录》，范之柔跋曰：“先忠宣公《国论》《军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版行。零陵实谪居之地，仅刊《言行录》。今史君沈公到阙奏事，因过访语及，慨然欲得锓木，尚友前贤，深所敬叹。即以家藏本属之，仍附以《国史本传》及李姑溪所述《行状》，且识岁月于后云。嘉定辛未上巳日，元侄孙朝散郎左司谏兼侍讲范之柔谨书。”沈圻跋曰：“圻徯次零陵，己巳仲冬入觐过都，得其元侄孙侍讲司谏家藏全帙，跪受以归。辛未莫春到郡，靖惟零陵实公旧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馀百年，邦人尚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祝。圻既得其文，不敢秘，因与同志精加订正，命工锓梓，以永其传。嘉定壬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权知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借紫吴兴沈圻书于思范堂。”说明嘉定五年刊本是《范忠宣公集》初刊本，《国史本传》及《行状》当时就被收入。《宋史·艺文志》著录“范纯仁《言行录》三卷”，今未见传世。

《范忠宣公集》收范纯仁诗二百馀首，其内容多生平纪事、友朋交往，是其本人及同时诸多重臣传记资料很好的说明与补充，当有进一步笺注。比如韩缜，字玉汝，官位及相，《宋史》有传。其官声不佳，民间俗语“宁逢乳虎，莫逢玉汝”，形容其暴酷。然而范纯仁与之频有诗传，文集卷五有《奉寄西京玉汝相公》之章，曰：“三纪荣途愧汇征，数逢忧患见交情。”自注：“每迁谪困病，烦公忧恤。”还有《寄西京留守韩玉汝》之章，曰：“四朝出处久亲依，共上青云更复谁。……恩荣过分知难报，忧患频经觉早衰。”这些诗章说明他们不仅曾经同朝为官，而且在范纯仁屡遭贬谪时，韩缜曾经尽力予以关切。韩缜乃韩亿之子，韩氏一族是著名望族，范纯仁与之有姻亲关系，这一点，苏辙、刘安世曾经有所指责。

国家图书馆现存司马光《资治通鉴》残卷，其上有范纯仁手札残存，这是范纯仁致信司马光及其兄司马旦以亲切问候，虽然已经墨笔划删，仍因范纯仁、司马光手迹受到历朝收藏重视。这段文字还可见于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三，曰：“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计必通呈，伏惟尊候多福，伯康必更痊乎？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无足此处抹去念者。日企轩驭之来，以释倾渴。天气计寒，必已倦出，应且盘桓过冬，况伯康初山，谅难离去，咫尺无由往见，岂胜思仰之情？更祈以时倍加保重，其他书不能尽。纯仁顿首上，伯康、君实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而国家图书馆今所存《资治通鉴》残卷上，仅“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多福，伯康必更痊乎？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三十馀字，后半八十馀字不知何时散佚。若以钤印观之，当是乾隆以前已不存。由于此卷又被司马光用来撰写《资治通鉴》，说明信函写于司马光居住洛阳期间，彼时范纯仁多在各地任职，大约缘此有“勉强苟禄，自取疲耗”之叹。

综上所述，范氏家族自范仲淹，经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粹等，以忠直闻世，形成坚实的优良传统。范氏家族以溢美、虚荣为耻，范纯仁事迹诗文及其后代著述为后世昭示了这一美德。至今，范纯仁文集尚无整理本，对范纯仁研究尚停留在较表面层次，希望研究范仲淹的同时，扩大并深化范纯仁及其家族研究，使其精神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