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因循与变革
司马光在集注《法言》时，于《问道篇》论道的因循与变革。
扬雄在《法言·问道篇》中，论道曰：“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篡纣之馀，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民之死，无为乎？”温公引《太玄》文释道的因与革，很得扬雄本意。《太玄·玄莹》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司马光在这里注释曰：“前人所为，是则因之，否则变之，无常道。”又曰：“所以有为者，救时之失耳，时不失道，又何为哉？”
扬雄否认无为而治，认为那是有条件的，有因有革，才是治理国家和规律。扬雄此言，从理论上说明了政治制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针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扬雄的因革观是积极的。司马光论道的因革，因其注释《法言》，所以依从扬雄，也是积极的。但还需参见其他文章。
司马光自称“迂夫”，又有《迂书》，在其《辨庸》中曰：“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子之于道，将厌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齐者不之东而之西，信可谓殊于众人矣。”在这里司马光却认为从古到今，天地万物没有变化，所以也不需要有新的变革，遵守古制而已。认为道不必变更，是司马光的基本观点。不惟《辨庸》，在与王安石的信中，在《学士院试李清臣策目》中，司马光引《诗经》《尚书》之语，反对“天地与人了不相关”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的观点。
遵守古制并不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时之论，而是司马光贯穿始终的思想。在《迂书》中，遵守天命，重视治心的思想比比皆是。在《士则》中，司马光说：“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在《治心》中，他同意“小人治迹，君子治心”。司马光认为，作为人臣，当正名分，正君臣之体，以古代圣贤之训治国，其明等级，定尊卑。在《潜虚》中，这种思想，表述甚为充分，导致了司马光的主导思想是维护现行制度，而不是大规模地改变现状，即使有所变动，也是从维护的目的出发，进行小的改革，由于“贵治心，贱治迹”，所以司马光忌言利，以无利欲之心为尚。
近年，曾就司马光为什么反对变法，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些人撰文指出，司马光并非反对变法，甚至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就曾提出若干改革的建议，因此，说他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代表是不合适的。在此，仅想就变法前后司马光在讨论道的因循与革新问题上，看看司马光的言行。
王安石变法以前，已有不少人指出国力贫困的事实，希望采取措施，改善现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之后，改革之议不断提出，嘉祐七年，司马光曾上《论财利疏》:“吾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它，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对国力日益疲弊，司马光是有所觉察的，也提出一些补救方法。其一是“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其二是“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其三是“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司马光的这三条，其实是整顿吏治和厉行节约两个方面。治平元年、二年的奏章中，他又提出要惩革“官冗赏滥”和“务从俭薄”的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交游友善，司马光自己也说：“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与王介甫书》）孟子和老子之书，正是从两个方面论治统之道的。司马光与王安石，读书焉能不论国之兴衰？改变当时国家的积弊，肯定是他俩的共同愿望。但是在实施改革的方法上，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尤其在王安石任宰相之后。
从熙宁年间的奏章可知，司马光对于变法的想法和治平年间基本相同，他认为政治制度应当基本沿袭祖宗，也就是太祖、太宗留下的遗训，在此基础上进行吏治和厉行节约。熙宁二年，司马光上《体要疏》:“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他认为三司条例别置一局，乃“未必胜于其旧，而徒乱祖宗成法”。熙宁三年，又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极言新法种种弊端。但是，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司马光所欲采取的措施仅是节约支出，整顿吏治，这其实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小改小革，没有变革的雄心，所以其节约支出，整顿吏治也是难以实施。
王安石则不同，他疾言“天命不足惧，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他要彻底变革现实。新法失败，有许多原因，诸如用人失当，某些措施不合时宜等，但就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决心来说，王安石是有振兴国家的气魄的。
司马光也主张改革，但他的因革是在不违背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他必然站在王安石相对立的一边，反对变法。“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温公此语，不过是教人不要“舍其分而妄为”，要安于天命，基于这个出发点，司马光只能是在因循祖宗之法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不大的变动。
司马光不言鬼怪，唯务实为是，这是历史学家的本色，也是正统儒学的本色。但在是否可变的问题上，司马光采取了保守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态度。因此，尽管他在《法言》中提到了道是因革相承的，但在政治活动中，他反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认为尊卑、强弱、贫富乃是天命，不可变更，只能做局部修正。这样，在道的因循与变革的问题上，司马光讲因循多，讲变革少，导致了他阻止新法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