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朱光潜求知的年代正是文坛巨擘梁启超声名鼎赫的年代。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他的改良主义与爱国主义主张曾激励了无数有识之士。而他那思想新颖，条理明晰，文辞畅达的文体直到“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中还风靡一时，拥有众多的崇拜者。朱光潜就是其中之一。朱光潜在《自传》中讲，还在读私塾的时候，就爱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在其影响下，“颇有认识新鲜事物的愿望”。他在《从我学国文说起》这篇文章中，更不无感慨地说，一开始接触《饮冰室文集》，他就觉得被带进了一块新的天地，于是就向往新学并把梁启超当作崇拜和效仿的对象。有一次报纸误传梁启超在上海被难，他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竟为之痛哭了一场。正是在饮冰室的启示下，他开始对小说戏剧发生兴趣，并开始注意金圣叹，而“才子”“情种”之类的观念也开始在头脑里盘旋。

在朱光潜心目中，梁启超的名字是与新学联结在一起的，所谓新学就是梁启超等倡导的学术和文体，而梁启超就是新学的倡导者与肇始人。新学对于一个自幼年起就蛰囿于旧学的人无疑是块新天地。朱光潜通过《饮冰室文集》接触的不仅仅是实际上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知识，而且是包含这些知识在内的一个完整的新世界，当然也包括后来他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美学。我们现在很难说梁启超的美学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朱光潜，但我们相信，梁启超那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各种观念，比如关于美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美与真合一、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情感或趣味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改良群治必从小说界革命开始等等，必然深深地打动了他，启发了他。

“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是继梁启超时代之后的新启蒙。也许正是由于梁启超的启发，朱光潜只经过短暂的犹疑便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开始学习梁启超的文体，并写出了第一篇白话文的论文《无言之美》。朱光潜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却是它的热诚的维护者。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经历了它的生发期和凝固期。殷周时代是它的生发期，汉以后一直到清，都属于凝固期。进入凝固期后，虽然也有道家思想的勃兴，佛教文化的流布，但是都丝毫没有动摇和改变已经成为主流的儒家传统。儒家文化成为一种统一的中心势力，在这种势力的蔓延之下，任何新的思想动向均不易起来，纵然起来，也会被当作异端邪说而受到摧残。传统势力愈稳定，分歧冲突愈少，活力愈降低，则生发亦愈不易。所以汉以后的凝固期同时也就预兆了它的衰落期。新文化运动是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包括政治、伦理、文学各方面的全面攻击，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种新思想与新人生观的勃起，由于它来势凶猛且深入人心，所以虽仅有几年或十几年工夫，已使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传统突遭动摇，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也在剧烈转变，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大的转机。

朱光潜认为，新文化运动既已出现，便进入了它的生发期。就像新生的胎儿，新文化运动需要多吸收营养，生发滋长，消解融化，因此不应拒绝一切有益的东西。旧的传统文化固然在许多方面已成为桎梏，需要铲除，但其中亦有一些可以汲取的东西。比如旧诗，中国的旧诗虽然题材比较狭窄，但它的精练深永却往往非西方诗所及。其他的不说，中国旧诗完全可以和西方抗衡。这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遗产值得人们去发掘和借鉴。西方文化固然需要吸收引进，但也要看到它的弊病和不足。一般说来，西方文化并不是健全的理想文化，因为它因尽量地希图物质上的富强而失去精神上的价值意识，它是畸形的发展，就发展一方面说，那是臃肿；就被忽略的一方面说，那是残废。比如要提倡白话文，除了需接受文言文的遗产外，还可实行适宜程度的欧化，所以要程度适宜，就是讲不可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

朱光潜认为，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它的初期，一个比较普遍的毛病是盲目性。只知道反传统，向西方学习，却不知道为自己思想上与情趣上开辟新的境界，没有学到新的观察人生世相的方法。他们学西方诗，大半是学浪漫派，如拜伦、雪莱之流。而浪漫派的唯我主义与感伤主义气息太浓，学他们的人很容易作茧自缚，任凭幼稚而平凡的感情无节制地和盘托出。不仅诗是如此，其他文体也不乏其例。虽是白话，但辞藻和格调却仍很陈腐，到处可以见到似曾相识的那种平凡的感情和空洞的议论。

朱光潜承认他也曾在盲目中徘徊。他首先接触的西方文学也是浪漫派的作品，而且也中了几分感伤主义的毒。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对于人生或对于文艺的“不完全的认识”，在他心灵中酿成两种可悲哀的隔阂：第一是书本世界和现实的隔阂。他说：“天天在史诗、悲剧、小说和抒情诗里找情趣，无形中就造成另一世界，把自己禁锢在里面，回头看自己天天接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反而觉得有些异样。文艺世界中的豪情胜慨和清思敏感在现实世界中哪里找得着？除非是你用点金术把现实世界也化成一个文艺世界，但是得到文艺世界，你就要失掉现实世界。”第二是第一种隔阂的另一面。“人本来需要同情，路走得愈窄，得到同情的可能也就愈小。一个人在文艺方面天天向深刻微妙艰难处走，在实际生活方面，就不免把他和他的邻人中间的墙壁筑得一天高厚似一天。说‘今天天气好’，人人答应你‘今天天气的确是好’；说‘卡尔登今晚的片子有趣’，至少有一般爱看电影的人们和你同情。可是一阵清风吹来，你不能在你最亲爱的人的眼光里发现突然在你心中涌现的那一点灵感，你不能把莎士比亚的佳妙处捧献给你的母亲，你不能使你的妻子也觉得东墙角的一枝花影，比西墙角的一枝花影意味更加深永。”10

但是，他感到他强似一般人之处在于从文艺中找到了一种观世法。他看待世界和人生很冷静，很客观，而不像一般人那么浮泛。一般人总是把“我”看得太大。他们通过“我”这一副着色的眼镜去看世界，一切事物无不失去其本来的面目，而他则能丢开这副眼镜，让“我”跳到圈子之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写在1924年仲冬的处女作《无言之美》最能显出朱光潜这种心境。看起来这里讲的是美术，实则讲的是人生或观察人生的方法。其中核心的论点是 “美术是帮助我们超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他说：人类意志可向两方面发展，一是现实界，一是理想界。不过现实界有时受我们的意志支配，有时不受我们的意志支配。比如现实界凡物皆向地心下坠一条规律，就不可以用意志征服。所以意志在现实界活动，处处遇障碍，处处受限制，不能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一般人大半让现实征服了意志，走到悲观烦闷的路上去，而堕落、自杀、逃空门种种消极的解决方法就乘虚而入了。显然这种消极的办法不是解决意志与现实冲突的最好的方法，人们不甘于此，而另谋生路，于是试图超出现实。超到哪里去呢？超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高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美尽善，理想界是有尽美尽善的。超现实的方法虽不是正面地面向现实，却含有积极的意味，因为它意味着：人力所能及的时候，便去竭力征服现实；人力无可奈何的时候，则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我们居住的世界是最不完美的，也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如果世界仅仅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都尽善尽美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所谓无言之美，就是指这种可能而未能的状况，这是人生的真正快慰。此后一年半，朱光潜闻夏孟刚服氰化钾自杀的消息后，写了一篇短文，认为自杀乃是伟大意志之消极的表现，是“绝世而兼绝我”的一种举动，而仁人志士应该“绝我而不绝世”，所谓“绝我”，其精神类自杀，把涉及我的一切忧苦欢乐的观念一刀斩断；所谓“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这也就是古今许多哲人，宗教家，革命家，如墨子，如耶稣，如释迦牟尼，如甘地，所执持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