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道·释
朱光潜以为陶渊明思想中“儒多于道”，为了确证这一点，还对陈寅恪的观点做了一番讨论。陈寅恪主张把魏晋人物分为名教与自然两派，说陶渊明“既不尽同嵇、向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涛）王（戎）辈之所为。盖其己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7。朱光潜批评“这番话不但过于系统化，而且把渊明的人格看得太单纯，不免歪曲事实”，他承认陶渊明“尚自然，宗老庄”，但是他否认他“非名教，薄周孔”，且列举其诗文中一再征引“先师遗训”及诗句“游好在六经”、“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等为证8。在另一处，朱光潜在评析钟嵘将陶渊明推崇为“隐逸诗人之宗”时，重申这个观点，他说：渊明是隐士，却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像《红楼梦》里妙玉性格的那种隐士；渊明是忠臣，却也不是他自己所景仰的荆轲、张良那种忠臣。在隐与侠以外，渊明还有极实际极平常的一方面。他只求行吾心之所安，适可而止，不过激，也不声张。他虽胸襟高超却不唱高调，保持了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他很有儒家精神9。
朱光潜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比较推崇儒家。就像陶渊明，他本人也很有儒家精神。从他最早的一部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对“厌世主义”、“悲观哲学”不感兴趣，而主张像儒家倡导的“尽性”，积极地投身于改变环境的活动中去。他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到烦恼。从这一角度看，从前儒家讲的许多心性的话虽很粗俗，但孟子讲的“尽性”却含义深广。甚或可以看作是一切道德学说的基点。如果把“尽性”二字懂得透彻，对于人生的目的与方法便不会产生疑惑了，当然也不会陷入悲观厌世的心境中去。后来，他在《谈修养》中谈到“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的时候，花了一大段专门介绍孔子积极入世的精神。孔子是当时的一位大学者，门徒很多，如果贪图个人舒适，大可以坐在曲阜过安静的学者生活。但是他毕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陈绝过粮，在匡遇到过生命的危险，所以如此就是他有“改革世界的抱负，非达到理想，不肯罢休”。《论语》中长沮桀溺章足见他的这种心地。长沮、桀溺二人隐在乡下耕田，孔子叫子路去向他们问路，他们听说是孔子，就告诉子路说：“蹈蹈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孔子听了这话叹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朱光潜以为，孔子平生所说的话，唯这几句最沉痛，最伟大，也最足以见出其儒家精神。
《谈修养》中还有一篇谈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将中西方传统的伦理观做了对比。其中讲到儒家，触及儒家的基本立足点。朱光潜以为儒家“淑世心切，极重有为，要把世界由‘自然状态’提升到‘文化状态’”，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不是社会，而是个人。他们论道德，说仁义，全是立足于个人。修身诚意，克己复礼是基本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以后的运用。政治是一种教育，而教育先是人格感化。所以季康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达固可兼善天下，穷仍可独善其身。朱光潜对儒家的这种主张颇为赞赏。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必须依靠个人，哪怕是少数个人的敦品励行，标出一个好榜样，从而使整个社会受到感化，形成一种新风气，否则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而且社会愈恶愈需要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去转变风气。他说：“我们需要救世主，这救世主必定是少数人而不是全社会，而少数人却必有替人类担荷罪孽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决心。”
朱光潜认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民族性的精魂。中国民族性是最讲实用和人道的，它的长处和短处皆出于此。儒家思想偏重人事，因此使涣散的社会维持了两千年的稳定，这是它的功劳，但是它的弊病也是明显的，过分偏重人事和现世，必然不能向较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也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
道家思想有两个原则：一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其偏重自然主义，所以蔑视制度主义。一切都应任其自然，无为而治，凡是制度主义都是不必要的纷扰，必须把它们丢开，回到浑朴真纯的自然状态中去；唯其侧重个人主义，所以蔑视社会。虽说“大患在于有身”，而身究竟贵于天下一切，尊生贵己，长生久视，是道家极重视的一套功夫。“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自然说不到个人转移社会，更说不到社会影响个人。道家反对社会，所以反对适用于社会的一切美德，如仁义礼智之类。他们的理想是“遗世独立”“超然物表”。道家较儒家固然较为玄邃，但依然是偏重人事。他们很少离开人事而穷究思想的本质和宇宙的来源，并且在方法上全凭主观的妙悟，而绝少系统的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来看，未免显得平易了些。
佛学是外来的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地上扎根是因为与道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晋以后一般人尝试把释道并为一事，以为升仙就是成佛。孙绰的《天台山赋》和李白的《赠僧崖公诗》都以为佛老原来可以相通，韩愈辟“异端邪说”，也把佛老并为一说。但朱光潜以为，老子虽尚虚无而却未明言寂灭。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佛则以普济众生为主旨。老子主张人类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佛教人明心见性，衡以老子的“绝圣弃知”的主旨，则佛亦当在绝弃之列。由此可知，老与佛根本不能相容。佛教使人特别是诗人平添了一种“禅趣”，也还没有增进人的哲学玄想，而这大约与中国人的“好信教不求甚解”的心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