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阳明：《大学古本》与“致良知”宗旨

前文的探讨表明，在15、16世纪之交，一批位居要津的理学学者已经围绕《大学》的文本和解释展开热烈的讨论，从对程、朱改本的修订，逐步延伸到提出古本，进而以古本质疑改本，最后完全放弃朱子的文本和解释。这个事实说明，王阳明提出的《大学古本》并非全新的话题，而是与理学学者的长期学术积累和时代学术风气密不可分。注180不过，同时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学术思想背景丝毫无损于王阳明在明代《大学》争论与理学学说建构问题上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与前贤及时人相比，王阳明提出古本问题的特出之处在于，他不仅通过提倡恢复《大学古本》来彻底否定朱子的改本及其解释，从而动摇了程、朱“即物穷理”说最根本的经典基础，更为关键的是，阳明在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反复斟酌后，最终得以成功地从《大学古本》中拈出讲学宗旨“致良知”，以此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核心，围绕这个宗旨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理学学说。同样需要强调的是，王阳明的这套立说方式被此后的理学学者所识破并加以仿效，从而对中晚明时期的理学学说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本节集中关注王阳明如何以《大学古本》为据提出宗旨并建立新说。

《王阳明年谱》的记载显示，早在正德三年（1508）至五年阳明谪居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注181至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则在援据《大学古本》的基础上与朱子立异，“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当时，与阳明同舟归越的门人徐爱初闻之下“骇愕不定，无入头处”，久而始信其说。值得注意的是，阳明提出此说的时间看来与其问《学》、《庸》之要于王承裕非常接近。但此时阳明主要是在格物、明善、穷理等概念的解释上与朱子分道扬镳，如认为“格物是诚意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注182直到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才公开刊行《大学古本》，并撰有一篇极为关键的《大学古本序》（即《原序》）：

其时阳明尚未标揭“致良知”宗旨，因而文中重点提揭诚意，以格物为诚意之功。由于《大学古本》对诚意的解释在“经文”之后而居于“传文”之首，为阳明凸显《大学》之要为诚意，并以此抗衡朱子的格物说提供了经典依据。注184所谓“合之以敬而益缀”，是反对朱子视《大学》为为学纲目，而以“敬”字收敛身心；“补之以传而益离”，则是批评朱子补作《格致传》。“去分章而复旧本”是主张放弃朱子一经十传的改本，而恢复《大学古本》原文；“傍为之什，以引其义”，当指《大学古本傍释》而言，乃是阳明基于古本的新解释。注185总之，这篇《原序》虽然以古本为据攻击朱子《章句》改本及其格物说，却完全看不到阳明发挥“致知”说的痕迹。

在此之后，王阳明一直在苦苦思索如何充分发掘古本的价值，对这篇仅仅三百余字的序言也数易其稿，今尚存其正德十六年（1521）的定稿《大学古本序》（即《改序》），注186前引文字改为：

这篇《改序》中最堪注意的更动就是关于诚意和致知的讨论，其目的则为突出致知在义理上的重要性。《原序》中“本于诚意”改为“务于诚意”；《改序》中对“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本于致知”、“致知焉，尽矣”的反复强调，是《原序》所完全没有的。

前后两篇序言的改动，需要结合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宗旨，方可索解。注188在正德十三年的《原序》中完全没有“致知”的一席之地，但此后阳明一直在反复思考《大学古本》，并对那篇简短的序言进行多次改动，自称“短序亦尝三易稿”，注189最终才确定将《大学古本》的“致知”作为自己“致良知”宗旨最重要的经典依据。钱德洪曾记录阳明正德十六年正月的一段说话：

阳明谪居龙场在正德三年至五年间，经龙场顿悟之后，已经有“良知”之意，但始终“点”它不出。至正德七年与徐爱讲《大学古本》，十三年撰写《大学古本原序》，虽然据古本以驳朱子，但仍然未能从《大学古本》中获得与良知立说有关的启发。直到十六年正月说这番话的时候，则已从古本中“点出此意（良知）”，故而“不觉手舞足蹈”，因此体现在现存正德十六年《改序》中以“致知”为《大学》宗旨。注191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阳明的各种文集和全集中，都只收正德十六年《改序》，而绝不提及正德十三年《原序》。并且，在《改序》的标题下注明的，实际上却是《原序》的撰写时间“戊寅”，即正德十三年（见图版一）。考虑到《原序》曾经随着正德十三年七月所刻《古本大学》而流传的事实，这番移花接木的冒险手笔的用意就格外引人瞩目。而且现有证据表明，这番举动当是出于阳明本人之手。注192

图版一：嘉靖十五年序刻本《阳明先生文录》卷四《大学古本序》书影注193

在阳明众高弟积多年功夫编成的《王阳明年谱》中，此事仅仅被系于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学》”条：

这篇极为关键的《原序》，幸赖阳明的论敌罗钦顺（1465~1547）将之保存在所著《困知记》中。注195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罗氏手中此文的来源，却是由王阳明亲自寄赠的。对于罗钦顺这位坚持朱子学立场的理学家而言，王阳明以《大学古本》及自撰《原序》相赠，用意显然是在论敌面前展示批判朱子学的最新经典文献证据以及自己的新解。然而，带有炫耀意味的此一举动，却令阳明无意间在论敌处留下自己事后改动学思历程的证据，这恐怕是阳明始料不及的。罗氏对阳明的赠书之举显然也极为敏感和重视，不仅旋即致信阳明详细辩论义理得失，注196同时将其赠书及序言小心保存，最终还将这篇《原序》作为重要证据而全文抄录在《困知记》中，从而留下了王阳明更改学思历程、为致良知宗旨寻求经典依据的最坚实的文献证据。当阳明方面仅仅将《改序》收入文集并篡改其写作时间，以此付梓刊行于世后，罗氏立即指出前后两序的微妙变动及其用意：

阳明方面就《大学古本》之《原序》和《改序》所作的改动工作，被罗钦顺结合两篇序言的内容差异而一语道破，关键在于阳明欲以古本支撑其“致良知”宗旨。问题的症结，则是正德十三年撰写《原序》时，阳明心中所思尚不能与《大学古本》完全凑泊，无法从古本中“点出”“致知”二字，直到正德十五年春寄赠罗钦顺时依然如此。但多年的反复斟酌及相互论辩，终于使他在十六年从古本中获得启发，从而特别“点出”八条目中的“致知”，据之拈出“致良知”宗旨，遂于《改序》中专提“致知”二字，并转而试图消除《原序》痕迹，注198但却被手中持有《原序》的对手罗钦顺识破。

对于两篇序言的变动与阳明论学宗旨变化之间的关系，仅仅依据论敌罗钦顺方面提供的证据，也许我们还应当有所保留，但阳明学的重要同调罗洪先提供的证词，则完全可以与罗钦顺之说互证。在经钱德洪编辑、罗洪先考订之后，刊刻于嘉靖四十三年的《阳明先生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下，围绕阳明致良知的提出问题，罗洪先曾特别详加按语，指出阳明的为学三变和为教三变历程，并缘此提出《大学古本序》的改动情形（见图版二）：

图版二：在定本《阳明先生年谱》中遭到删除的罗洪先按语书影注200 （右起第6行）

毫无疑问，罗洪先接触过王阳明的《大学古本》及其《原序》、《改序》，甚至完全可能如罗钦顺那样手中持有古本和《原序》。并且，他同样敏感地留意到了两篇序言的歧异，故特别点出《改序》中阳明所增加和改动之处，均是围绕其致良知宗旨而发，而这些内容在《原序》中却毫无着落，因此罗氏才有“如两人然”的含蓄说话，并由此引申出“吾党”不要“轻于立言”的教训。这个高度委婉的说辞，很可能是受罗洪先本人的立场和处境所限，因而不能如罗钦顺那般毫无顾忌地对阳明进行详细指摘。注201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罗洪先的这段按语，最终却遭到钱德洪的删削，因此并未出现在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的《阳明年谱》定本之中。遭到删削的理由，除了与钱德洪对阳明为学为教三变的概括有异之外，注202应该还与以钱德洪为首的阳明门人不愿提及阳明《大学古本序》的前后变动有关。并且，罗洪先有关此事的观察，也没有出现在其本人的文集和著述中。万历初，在南昌理学家魏时亮（1529~1591）辑成的《大儒学粹》一书中，紧随罗洪先概括阳明为学三变之后，也撮述了他对两序变动的婉转暗示：

这句更加含糊的撮述，显然出自嘉靖四十三年刊《阳明先生年谱》中的罗洪先按语。将罗钦顺、罗洪先的记载两相比勘，虽然辞说有详略之分、立场有敌友之异，但阳明前后两序的变化及其苦心，由此已能究其底蕴。

阳明门人对于两篇序言的群体态度同样值得重视。可以肯定，知悉《原序》与《改序》差异以及两序写作时间互换的阳明门人不在少数，但他们对此保持了集体缄默。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致信门下高弟薛侃（1486~1545）时，特别提到自己从《大学》“致知”中获得的新解：

此信是最为明显的夫子自道。信中所说“向在虔时终日论此”是指正德十三年的讲学，说明当时阳明确实已有“致知”之“意”；“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当指在正德十六年《改序》中的相关增改，以明确“点出”“致知”宗旨。这再次说明之前阳明的确未能将“致知”之“意”落实到《大学古本》中。嘉靖二年冬，王阳明在家乡绍兴会见慕名来访的青年才俊黄佐（1490~1566）时，也向后者出示了《大学古本》，讨论的话题应当也包括“致良知”宗旨。注205次年，王阳明在致信门人黄省曾时称：

在谆谆告诫门人慎于“立言垂训”之余，阳明现身说法，以自己依据《大学古本》立说的经历为例，并且将所撰古本序言的各种版本都寄给黄氏，以示汲汲立言垂训之弊。据此完全有理由推测，阳明的不少重要弟子应该都手持《原序》与《改序》，自然也清楚两序的差异及其缘由。但一如黄省曾那样，注207他们都对此保持沉默；在或显或隐地有所引述时，也都只引《改序》而绝口不提《原序》。注208

至此，王阳明从最初留意《大学》的古本，随后以之为据批驳朱子《大学章句》解释，到撰序公开提倡古本，直至最后以古本为据建立自己最重要的论学宗旨“致良知”，前后经历了十余年岁月。

正如阳明所称，对于自己以《大学古本》为据提出的“致良知”宗旨，“见者往往亦不能察”。如何使这一全新的学说传播出去并为人所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大约在正德十六年前后，听毕其讲论“致良知”的从学者当即说：

可见“致良知”新说对于时人来说并不容易接受。除了亲自向听者讲述之外，同一时期阳明在书信中重点讨论的，也莫过于阐扬自己发现的这个“千古圣学之秘”。注210此外，对《大学古本》进行必要的阐释，使之成为能够广泛流传的小书，也是扩大学说影响的重要途径，注211如嘉靖六年（1527）八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钱]德洪受而录之”，后者即奉此书为“师门之教典”，“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注212

王阳明以《大学古本》为据彻底否定朱子的《大学章句》及其建立的义理系统，从而构建起自己的“致良知”宗旨。尽管这一举动遭到当时持朱子学立场的学者激烈反弹，罗钦顺、吕柟、马理、黄佐、徐问（？~1550）等人纷纷提出批评。注213不过，从《大学古本》演绎出来的“致良知”宗旨，凭借古本所具有的文献优势与良知宗旨的新颖吸引力，注214随着阳明个人功业的展开，以及讲学活动的频繁举行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注215《大学古本》这部小书，在阳明学的产生、成立和传播历程中功不可没，为阳明学的迅速崛起并持续扩大影响、广泛流传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