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法论启示：《大学》文本竞争的众声喧哗
朱子《大学章句》透过文本改订和重新诠释，建立起“即物穷理”学说的经典基础；王阳明提倡恢复《大学古本》和重新诠释，不仅试图驳倒朱子学的基础，并且从中获得自己“致良知”创见的经典依据。朱子和阳明的这种做法，提示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启迪，即从《大学》文本改订和诠释变动入手进行理学学说创新的新途径。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论启示，才导致中晚明时期围绕《大学》文本和诠释产生了纷繁复杂的争论，形成众声喧哗的多元竞争局面。
王阳明以十余年之功，逐步从《大学古本》中提出“致良知”宗旨，与之同时且共主讲席的论学诤友湛甘泉，则渐渐从这个具有文献优势的文本中找到了支援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宗旨的资源。不过，相对于王阳明而言，湛甘泉信从《大学古本》并以之支持己说的过程看来不免落了后着。注217
湛甘泉早在弘治十年（1497）就悟出自己的学说宗旨“随处体认天理”。注218弘治十八年（1505）与王阳明初识于京师，一见订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在南京之会时曾经提醒甘泉应该采信《大学古本》，但未获后者重视，双方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格物说。不过，此后湛甘泉的格物说有所改变，从尊信朱子的即物穷理转而提出格物即“造道”。正德十三年，阳明刻《大学古本》及《旁释》、《朱子晚年定论》与现存《传习录》上卷等书。甘泉对诸书皆有评论，却唯独对《大学古本》不予置评。次年，甘泉推出了自己“山居曾整理《古本大学》”的成果《大学测》，并致信阳明高弟陈九川，以新解相告。陈氏以此告于阳明：
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
阳明答云：
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注219
文中连续用“转”、“换”、“还”三字，活脱脱描绘出在阳明眼中，甘泉如何被动地以古本缘饰己说并落了后着的过程。不过，阳明对甘泉信从古本仍然极感欣慰，该时期的书信中屡屡提及此事。注220同一年，甘泉为大科书院所作《训规》中要求：
诸生读《大学》，须读文公《章句》应试；至于切己用功，更须玩味《古本大学》。
《大学古本》好处，全在以修身释格物（至）[致]知，使人知所谓格物者，至其理，必身至之，而非闻见想象之粗而已。
这里的所谓格物、至其理，即指其“随处体认天理”宗旨而言。注221直到嘉靖七年，甘泉撰成《圣学格物通》一百卷，依《古本大学》为据，以诚、正、修、齐、治、平六格为格致之事而分为六部分。注222为了论证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才合《大学古本》之旨，湛氏在《格物通》自序中竟然抬出明太祖有关《大学》的论说以资护法：
伏睹我太祖高皇帝谕侍臣曰：“《大学》一书，其要在修身。”而《大学古本》以修身释格至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经文两推天下国家身心意，皆归其要于格物，则圣祖盖深契夫《古本大学》之要矣乎！
与此同时，在阳明和甘泉系统之外，持不同义理立场的学者，也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大学》改本及新诠释，藉此以阐扬一己之学说。注230以下主要简述所谓的古篆本、石经本，以见这一时期围绕《大学》文本和诠释产生的思想趋向。注231
在王阳明提出《大学古本》并建立“致良知”宗旨约二十年后，魏校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撰成的《大学指归》，体现了另外一种用力的途径。魏氏不但已经改从古本，而且用自己“杜撰”的“奇形诡状”的“古篆”（见图版三），誊录《古本大学》正文，冠于书前（见图版四），认为这才是孔、曾《大学》古本的原貌。注232其撰书目的，受嘱作序的王廷称：“先生夙契先圣之旨，早窥大道之原，悯学者之寝失其初也，乃直探本原，揭示标准，凡数脱稿始克成编，名曰指归。”并以之与朱子《章句》相较云：“或曰：《大学》一书，朱子为之《章句》，今天下已家传人诵，而《指归》者何？夫道本无言，而有言者，忧学之不明也。《章句》析其义，《指归》一其趋，盖有相发明而不相悖者，是乌能已于言哉！”注233所谓“揭示标准”、“一其趋”，表明作者欲提出定本和定解，藉此引导学者的用心。内容方面，《指归》介于朱子和阳明两本之间，而“更巧于附会”，如朱子取程子之意以补传，而魏校则认为《乐记》一章，“乃天留之以补格物致知传也”。注234
图版三：魏校《六书精蕴》书影注235
尽管以“指归”为书名，魏校最终并没能成功地从对《大学》的改动和阐释中提出更具吸引力的论学宗旨。其所谓的“天根之学”，也只是在其私淑者胡居仁的敬字口诀基础上“加密”而已。注236清初陆世仪（1611~1672）认为“庄渠之学无传人，以不树宗旨、不立门户故也”，故当时虽然归有光（1507~1571）、郑若曾（1503~1570）这些第一流的人才“皆先生之壻，大好人物，而震川则留意文章，若曾则劳心经济，不能嗣先生传，殊为可惜”。注237仅仅从文字变动的角度对《大学》文本进行改造，试图恢复秦朝以前孔、曾时代《大学》原貌，并由此建立重新解释的根据，看来并不容易获得认可，但这个思路在此后仍然不乏追随者。注238
图版四：魏校《大学古文》书影注239
大约又过了二十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前后，一种结合了古体文字和文献证据的全新办法被发明出来，注240并产生广泛的轰动效应，这就是丰坊号称据三国曹魏政和石经拓本录出的伪造《石经大学》。丰坊热衷名利但宦途不顺，为人狂诞不羁而又博学高才，家富藏书和碑帖，本人又善书法、好作伪。注241丰坊伪作的《石经大学》，对朱子改本的冲击很大，完全否定了经传之分和《格物补传》，同时也对王阳明的古本构成打击。石经本在文字上与阳明的古本并无太大差异，但他调整了部分文字的顺序，对一些文字略作增删，注242使得全文整体上“首尾贯彻，脉络流通”、“文理益觉完整”。注243尽管当时人杨时乔（？~1609）、陈耀文（1550进士）等从《礼记》授受源流和石经刊刻时代辨明此书为伪作，瞿汝稷（1548~1610）、吴应宾（1586进士）也从年号的角度指出“魏者伪也，魏无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虚之谓也”。注244不过，由于此书既契合了当时好奇好秘的社会风气，也迎合了因《大学》古本与改本之争产生无休无止的思想纠葛之下，人们对全新证据的预期心理；注245同时，石经本还得到著名博学学者郑晓（1499~1566）的大力推毂，因此产生了广泛影响，包括王文禄（1503~1586）、耿定向、管志道（1536~1608）、唐伯元（1540~1598）、邹元标（1551~1624）、刘宗周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尊信不已。注246
以上主要讨论了明儒理学宗旨的来源和产生。宗旨最重要的来源是理学新经典《大学》，特别是其中的“三纲领”、“八条目”等概念。这部影响中国近世思想和文化至深的小书，经程、朱将其从《礼记》中单独表彰出来，为之改定文本，重新诠释，成为表达理学理念最简明扼要而又极具系统性的经典文献，并最终成为官方标准读本，获得制度性保障，占据政治和学术的正统地位，但同时也由此开启了思想史上无数的争论。
在明代，王阳明并非首先发现和提出《大学古本》者，在他之前或与之同时，许多学者都在热烈地讨论《大学》的文本和诠释问题，并逐渐从修补朱子《章句》改本，到重新提出古本，最终发展到完全放弃朱本。王阳明在《大学古本》问题上的特出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以古本为据彻底否定朱子赖以建立其义理系统的经典基础，同时又能从中构建自己的讲学宗旨，并透过大量的讲学活动，以及在事功方面的巨大成就，传播其“致良知”学说。在依据《大学》文本改动和重新解释以建立一己异说问题上，王阳明的示范作用无可低估，日后赵贞吉就指出：“世之儒生始骇王先生之异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为异而助之，终羡王先生之持异，乃欲驾其说。”注247
朱子通过改订《大学》文本来建立起一己理学学说的合法性，阳明则借助提倡恢复《大学古本》来否定朱子学说的基础，并依据古本建立起“致良知”宗旨的合法性。在这种做法的启发之下，正德、嘉靖之际的理学群体中随即涌现出群雄并起、众声喧哗的多元竞争局面。注248正如曾经躬逢其盛的归有光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对当时学者纷纷自立新说的观察：
朱子既没，其言大行于世，而世主方主张之。自九儒从祀，天下以为正学之源流，而国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书立之学官，莫有异议。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争自为说，创为独得之见。天下学者，相与立为标帜，号为讲道，而同时海内鼎立，迄不相下。注249
归氏观察到的“海内鼎立，迄不相下”现象，最明显地体现在《大学》问题上的群雄角逐格局。《礼记》中的古本、石经本、古篆本，乃至深山中的古老文本、异域流传本，以及为数更多的种种改编、改订本，纷繁难计的各种注疏诠释本。这些嘈杂的众声喧哗，正是在既有的经典基础和理论预设遭到动摇后，学者群中迅速涌现的回应声音。隐藏在这些不同文本和诠释背后的，则是学者之间各自不可动摇的义理立场。表面上看似文本之争，实则重点在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从特定的文本和解释中建构自己的学说宗旨，“推陈出新”的古老命题，在变动不居的经典文本和无休无止的相互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旨从《学》出”的学术现象，成为晚明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趋向。李材的《大学》改本和“止修”宗旨，正是在各种新旧版本和不同义理立场的空隙之间，进行细心规避与选择，从而建构自己的论学宗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