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学》文本与诠释变动
作为16世纪后期最为活跃的讲学家之一，罗汝芳不仅要面对学者对于其讲学宗旨是什么的追问，还得面对宗旨从何而来的质询：
世上纷华满眼，又加群言满耳，此个宗旨，将望其从天悬下来耶？
罗氏回答：
孟子谓：“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天下广阔，其间自有先知先觉的人，若不遇此等人说破，纵教聪慧过颜、闵，果然莫可强猜也已。注133
但还需追问的是：这些所谓的时代先知先觉者，又是如何获得宗旨的？明末刘宗周的一个批判性观察，对此深具启发意义：
文成（王阳明）而后，李先生（李材）又自出手眼，谆谆以“止修”二字压倒“良知”，亦自谓考孔曾、俟后圣，抗颜师席，率天下而从之，与文成同。昔人谓“良知”醒而荡，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据实也。然亦只是寻将好题目做文章，与坐下无与。吾人若理会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别之有？……《大学》一书，程、朱说“诚正”，阳明说“致知”，心斋（王艮）说“格物”，盱江（罗汝芳）说“明明德”，剑江（李材）说“修身”，至此其无余蕴乎！注134
刘氏清晰地指出了理学诸儒的学说宗旨与《大学》的联系，为我们探讨理学宗旨的来源指明了方向。对此，下文将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宗旨与《大学古本》之间的关系为例，探讨这些林林总总的理学宗旨的来源和产生途径，着重呈现学说宗旨与《大学》文本及其解释变动的密切关系。具体论述主要分三部分展开：首先简述程、朱《大学》改本及其经典地位成立的历史，接着以15、16世纪之交学术精英群体对《大学》的讨论为例，从文本和解释两方面观察他们的讨论与王阳明提出古本问题的异同，注135最后则具体探讨王阳明的“致良知”宗旨与《大学古本》的关系。
一、《大学》：经典建构与文本变动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直到北宋才开始在理学家那里受到特别重视。程颢（1032~1085）以为“《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1033~1107）认为是“圣人之完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朱熹则强调此篇乃“修身治人的规模”、“垂世立教之大典”。绍熙元年（1190），朱子以《大学》和《中庸》为单行之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分别为之作章句、集注。对于《大学》的文本改订和义理诠释，朱子尤其重视有加，反复易稿以求融贯，自称平生精力尽在此书，直到临终前三日还在改订《诚意》章。以后，随着程、朱之学受到官方正式承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由此获得制度性的保障，成为天下士子的必读书，影响后世政治、思想和教育达数百年之久。注136
《大学》虽极受程、朱重视，但他们均认为《礼记》中此篇字句阙误、文义不够通畅，未能充分表达其所欲言，二程遂各为之作文本改订，至朱熹作《大学章句》，将原文重新厘定为经一章、传十章，改定《本末传》，补作《格致传》，并在补传中提出其最重要的论学宗旨“即物穷理”。至此，这部小书将理学修己治人的基本理念进行了最概括的论述，把从个人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步骤作了简洁而系统的阐释，使之成为理学的重要经典依据。所谓“三纲领、八条目”，最扼要地表达了理学的整体关怀。
在思想史上，朱子的文本改动开启了后世缠绕不休的论争。由于朱子为格物“补”传的方式，不仅有“改经”、“僭越”之嫌，在义理上也还有商榷的余地；同时《本末传》既非三纲八目之一，何以有传？而既有《本末传》，却又无《终始传》，也缺乏合理的解释。因此，即使已被定为官方标准读本，《大学章句》在结构和内容上都不断有被学者改动和调整的情况。这些论争，最明显地反映在数量众多的各种《大学》改本上。从宋末董槐（？~1262）开始，王柏（1197~1274）、车若水（1210~1275）、黄震（1213~1280）、宋濂（1310~1381）、方孝孺（1357~1402）、蔡清（1453~1508）、林希元（1482~1566）等倾向于朱子学立场的学者，主要以“格致传改本”的形式，弥缝朱子改本的缺陷。这些改动的共同前提是，接受朱熹的经、传之分和三纲八目的对称形式，只在《本末传》和《格致补传》问题上作局部调整。注137对朱子《大学章句》带来最大冲击的，则是明代中期王阳明提倡恢复的《古本大学》。阳明据此彻底否定了朱子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义理基础，并使得这部被官方认可、被成千上万士子所习用的理学经典，再次开启了变动的可能。
二、明代提倡古本的先驱：突破与局限
王阳明提出《大学古本》并不完全是超越时代的个人独见，而有理学群体中长期学术积累和思想风气激荡作为基础。本书选择以15、16世纪之交，即阳明提出古本前夕，理学群体中对于《大学》的讨论为例，观察他们如何从修订朱子改本、提出古本，一步步走到彻底放弃朱子改本、完全以古本为据来重新诠释《大学》，并关注他们的工作与王阳明的《古本大学》说之间的差异何在。
成化、弘治年间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名臣王恕（1416~1508），在弘治六年（1493）致仕家居后，至十二年前后撰成《石渠意见》一书。王氏因《四书》、《五经》传注列在学官者，于理或有未安之处，“故以己意诠解而笔记之”，注138其中就对朱子《大学章句》文本进行了大幅度改订。王氏认为《大学》全篇并无阙文，朱子最为重要的增补即《格致传》根本是多此一举，其内容应该是朱子改本中“释本末”的第四章，而“本末章”本身并不需要传。王氏指出：
恐是旧本错简，尚有此在，而程、朱二夫子未及考定也。今欲如此次第之，似为得之。而经、传两全，不须补矣。注139
大体而言，王恕的改本仍是在接受朱子分经传、三纲八目，且有“错简”的假设下进行的。不过，王氏的改动既触动了朱子的经、传划分标准，更重要的是彻底否定《大学》有“阙文”的假设，以及朱子在此假设下增补的以穷理释格物的《格致传》。这些观点，不仅是王恕长期学、仕历程中的“疑滞”，也是其“再三体认不通”后的一己之见。注140《石渠意见》成书后，王氏还于弘治十四年撰成《拾遗》两卷，至十六年又成《补缺》两卷，注141但在有关《大学》的部分，看来已是其最后定论，没有再进行修补。
王恕的工作仍然建基于朱子改本，但在此前后，常熟人周木（1475进士）已经明确提出了《大学》的古本。弘治十年，周木“集次”“古本大学”和“程、朱二家改正本，萃为一编”。这是目前所知明儒首次公开提出《古本大学》，并与二程和朱子的三种改本并列齐观的举动。书末有周木所撰两篇识语，前者在称颂程、朱改本的“扶世立教之功”后指出：
然犹不能无可疑者，语格致或古简迷复，论治平或旧文离次，本始末终，未为大备，苟有作者，必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修己治人，各有攸当，体之身而易知，措之事而简能，夫然后《大学》之理备矣，夫然后孔、曾之旨得矣。
题为弘治十年撰写的第二篇识语则云：
木既书此语，有客问者曰：“《大学》一书，子朱子之用心密矣，而子又何言与？”木曰：“伯子用心非不密也，而叔子少之；叔子用心亦非不密也，而朱子少之。其志皆将以明道也，故各就其知之所至而订正焉，以伺夫百世之士；不曰吾论已备，以拒来者于无穷也。故因僭妄云尔。”注142
周氏的工作有几点极堪注意。首先结合其生平和为学来看，周木于成化十一年（1475）中进士后“游心理性，欲以学自名”。在南京行人司任职时，正逢王恕“时典留务，雅知木，始有进木意”，“明年，王[恕]适秉铨，于是奏用木为稽勋司郎中”。注143有这样一层因缘，似可推测王、周二人除了政治上的交往外，对程、朱《大学》改本问题的注意，也不无交流的可能。注144此外，书目著录和传记描述都表明，周木在为学兴趣和义理立场上倾向于程、朱之学。就在王恕试图提携他的南京行人司任上，周木不仅重校朱子所编乃师李侗（1093~1163）语录《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还为之补辑《延平答问后录》和《延平答问补录》并付诸刊刻，同时付梓的还有朱子编《上蔡语录》。注145成化十八年（1482），周木在太平郡学参与序刊《晦庵先生五言诗钞》。注146弘治九年（1496），周木又刊行《五经》注147及重辑《濂溪周元公全集》等书。注148这些粗略的学术背景与其传记所称“尝读《近思录》而悟为学之要”完全吻合，皆可表明周木的学术立场。但传记作者同时强调：“《大学》自经朱子定著，诸儒尤有纷更，木以己见绪正，不为苟同。”注149揆诸前引周木识语，可见这位不遗余力地表彰程、朱学说的学者，并不认可程、朱的《大学》改本。
其次，周木识语中所透露的思想基调亦堪留意。在首篇识语中他仅指出已有的改本并不完善，而第二文中则表明这样的逻辑：既然程颐可以订正程颢的改本，朱子也可以再订正程颐的改本，那么后人为何不能订正朱子的改本呢？并且强调，在“明道”这个最高原则下，没有人可以自称完备以拒来者。这是明代众多改本的一个普遍而公开的思想基调。注150这个基调的出现和盛行，很可能与“土木之变”带来的冲击有关，此后精英读书人的学术思想世界产生了重大改变，知识分子不再完全信服政府提倡的宋儒学说的合理性，他们开始反思、批判并要求变革和找寻补救方案，有抱负的学者渴望拥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希望能找到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的良方。注151
更值得重视的是周木明确将《古本大学》发掘出来，且与程、朱改本并列，客观上为后人以古本质疑甚至取代改本提供了可能。尽管周木本人似乎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以己见绪正，不为苟同”的《大学》见解目前已不得而知，注152但继之而起的廖纪（1505进士）无疑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的。
嘉靖五年（1526），时为吏部尚书的廖纪撰成《大学管窥》一书，周木“集次”的《古本大学》和程、朱改本被冠于该书卷首。廖纪在书中不仅彻底放弃了朱子《大学》改本和章句解释，完全按照古本的次序采辑众说，加以己意而疏解之，并在同时成书且付梓的《中庸管窥》中，也弃朱子《章句》不用，亦不从郑玄旧注，而是以古本为据对《中庸》进行重新分段和疏解，以“自抒一己之见”。注153在撰于同年六月的《大学小序》中，廖氏对《大学》成书过程、传本历史，及自己以古本取代程、朱改本的著书目的，有极为扼要的陈述：
《大学》一书，乃孔子所遗，曾子所受，而门人所记也。汉儒收入《礼记》第四十二篇，程子表而出之。愚尝详味古本，纲目分明，次第不紊，初无经传之别，亦无阙文、错简之误。每于熟思之余，偶有一得之见，并所闻切当之论，书于逐节之下，以备遗忘。积数十年，不觉成集，以求正于有道之君子。今本《大学》，乃更二程子并朱子改定，分经补传，于古本小异。朱子《章句》，注释详矣，学者宗之已五（疑当作“三”）百余年，不复知有古本，深为此惧，故释古本全文，以示后学，非敢求异，盖欲其观古本、今本之不同，而知所用力也。注154
显然，周木将古本与程、朱改本并列编辑的工作，为廖纪长期的“详味”、“熟思”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基础。整体来看，廖纪从文本到解释几乎全盘否定了程、朱的《大学》说，以古本取代改本，以自己的“一得之见”取代朱子《章句》，以示后学，供其选择。
此书不仅是吏部尚书廖纪的“一得之见”，也包括他生平“所闻切当之论”。为之作序的工部尚书赵璜（1490进士）“初读之骇然，谓与程、朱子异也”，但很快也就“思之有说”了。理由首先是“汉去孔、曾未远，当时名儒，多所著作，苟有阙误，岂无补正之者？若宋则相去千五百年矣”，故“程、朱子固后学所当宗，而汉儒古本亦岂可不一见哉？”其次，赵璜举《格致》章等为例，通过比较二程、朱子在这些问题上本来就不统一，“程朱理学之宗，所见宜出于一，而乃有此不同，何哉？”注155以宋代诸儒意见各别的事实，作为自己提出异说的历史根据，并尝试据此对《大学》文本和解释进行改动，这是明儒常常使用的一个重要理据。前述周木如此，廖纪、赵璜与马理（1474~1555）等人也无不如此。注156该书卷首嘉靖五年八月马理撰《大学管窥后序》谓：
但伯子不以旧本为正，疑有错简，加改易焉。此本一出，于是叔子亦从而疑之，又改易焉。此本再出，于是文公朱子亦从而疑之，又改易焉。及朱本既行，余本寝废，旧本者先因表章之后，既不见于今本《礼记》之中，又以数改之余，复不列于今本《四书》之内，自非好古博雅之士，鲜得见焉。至于二程本者，无论旧本，又在《礼记》、《四书》今本之外，学者益鲜得而见焉。我朝王端毅公（王恕）晚年尝是论之，其说见于《石渠意见》之中，惜未成完书。今龙湾先生（廖纪）与公所见颇同……后之君子，于是书也，其尚有疑矣乎？……若又从而改易焉，特立新说，使古书不传于世，则失《春秋》夏五甲戌、己丑之意，过矣！过矣！注157
马理的说话涉及许多重要问题。所谓“今本《礼记》”，当指永乐年间官定《五经大全》本《礼记集说大全》，及其影响下的后代读本。注158由于明代科举考试中以《礼记》为礼经，注159因此《礼记大全》不仅颁发天下学宫以资士子研习，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其影响读书人之巨可想而知。正如马理所指出的那样，《礼记集说大全》中的《大学》篇，仅存其篇题“大学第四十二”，并注明“朱子章句”四字而已。《中庸》篇的情形亦复如此。注160《礼记集说大全》的编纂者自称是以元儒陈澔（1261~1341）《礼记集说》为主，采掇诸儒之说而成。注161检陈氏之书，的确也是作此处理。注162《礼记集说大全》不载《学》、《庸》两篇，同样在学术、思想上产生重要影响，翻检明儒所撰《礼记》注释书，多受其左右。注163马理所谓“今本《四书》”，自然也兼指永乐年间官定的《四书大全》及其影响下的后代读本而言。其中有关《大学》的部分主要是在朱子《章句》基础上，略采诸家之说而成。其体式和内容，包括经传对称结构，衍文、阙文、错简，以及朱子在这些问题上的具体改订与义理诠释，即朱子改本的重点所在，全都继承下来，注164基本上不出朱子《章句》范围。注165在官定《礼记集说大全》不载《学》、《庸》两篇，而《大学章句大全》又仅以朱子改本为据的情况下，一般学者如非有相当的机缘，的确仅能接触到朱子改本《大学》，既无法获知所谓“古本”的具体情状，也不易得知二程与其他改本。注166因此，能够揭出古本与二程改本，并进而质疑官定的朱子改本，显然并非易事。
目前还不能肯定马理是否就是廖纪自序所谓“所闻切当之论”的来源之一，注167但这种可能性相当高。当嘉靖初年马理遭遇政治困境时，官居吏部尚书的廖纪以故交身份主动联合阁臣杨一清（1454~1530）加以援手，注168而马理亦曾代替尚书廖纪撰写奏疏，讨论宸濠乱后的审判问题。注169
马理早年曾游于王恕门下，且同为三原人，注170故王恕所著《四书五经臆见》（即《石渠意见》）和所辑《历代名臣奏议》，皆经马理订正。注171王恕去世次年，马理还出面请求为其立祠，详细陈述其学行和著述。注172因此，马理能够在为廖书作序时指出王恕对宋儒《大学》改本的质疑，同时也能清楚地指出宋儒不一而足的改本开启了《大学》文本与诠释争端。马理本人对宋儒《大学》注释的意见，早在正德九年（1514）其参加殿试时就显露无遗，当时他因在关于真德秀（1178~1235）《大学衍义》的策问中批评宋儒“所造大率未精”而被抑置二甲。注173对宋儒之学不够精纯的蔑视与批评，已成为明代中后期相当多讲学者的共识，黄宗羲也认为“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注174
马理对此后层出不穷的以改动《大学》而“特立新说”的预言式批评，很可能是针对王阳明以《大学古本》为据提倡“致良知”而发。这个推测尤其可以从马理日后所记王阳明向王承裕（1465~1538）请教《大学》和《中庸》要旨获得印证：
（王承裕）闻见甚广，尤多识先朝旧典逸事，待扣而应，否则深藏若虚。一时博洽如王文庄公（王鸿儒）之属，犹敬畏焉。阳明王氏考功日，尝就问《大学》之要，语之，明日谢焉；又问《中庸》之要，语之，明日谢焉。今王氏书不著而有他说，岂记者偶有误耶？注175
王承裕是王恕的肖子，长期跟随在王恕身边，在学行上最能得乃父之传。注176王阳明任考功郎中，是从正德七年（1512）三月开始，至十二月初八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但直到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才到任。注177王承裕于七年服阕后，同年十二月除吏科都给事中，注178阳明问《学》、《庸》事，当发生在此前后。王恕《石渠意见》已于正德元年刊刻问世，阳明所问，事涉《大学》与《中庸》，王承裕当然不会不以家传之新说相告。
马理撰写此文至少已在嘉靖十七年（1538）王承裕去世之后，此时王阳明凭借《大学古本》而提出的“致良知”说早已流传甚广。马理所指阳明关于《大学》的“他说”，重点当然不是指阳明依托古本，因马氏此前早已了然于古本，而是指阳明的“致良知”宗旨。
综观王阳明一生的为学历程，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各种学说具体受到哪些前贤及其著作、言说的影响。王阳明公开《大学古本》说最早出现在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上文的讨论既呈现了在阳明提出《大学古本》前夕，一批身居高位的理学学者对于《大学》问题的观感，同时也部分地解决了阳明《大学》观的形成来源。从中可以了解到几方面的重要讯息：在阳明提出《大学古本》之前，周木已经收集整理了古本、二程和朱子的改本，为理学学者展开《大学》文本与诠释之争奠定了文献基础和思想基调。与周木关系密切的王恕已进行了具体的“改本”工作。与阳明差不多同时提倡恢复古本的廖纪，则明显受到周木的文本汇辑成就的影响，因而完全放弃了程、朱改本，另据古本进行重新诠释。王阳明则透过亲自向王承裕问学，从而了解到这些最新学术动向。注179不过，事情的重点正如马理的批评中透露的那样，阳明看来并未完全沿袭这些观点，而是另有“他说”，亦即阳明在《大学古本》问题上区别于上述诸儒的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