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战略

1.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战略宏观思考

1.1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语言是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要发挥铺路、搭桥的作用。第一，既达意又表情。“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第二，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因此，应尽快启动“一带一路”术语研究，制定有关术语使用与翻译原则，提供具体翻译词表，拟订忌讳词表或不建议使用词表，及时提供语言咨询服务。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要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要注重培养语言人才；要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要充分利用语言技术，打造语言产业，共享语言红利；要做好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支撑等社会语言服务工作。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N］.人民日报，2015/9/22.

1.2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

“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调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中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实现睦邻友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战略举措。相应地，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也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探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人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具体包括7个方面：一是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二是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研究；三是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四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研究；五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研究；六是“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研究；七是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

语言规划界在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国家安全语言战略、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汉语国际教育、华语教育、外宣话语和翻译、语言智库建设等诸方面都已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又显示出独特的研究旨趣，形成了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任务体系。

——张日培.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4）.

2. “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语言资源

2.1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

“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必将带来不同层面的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主要包括：第一，语言文化融通需求。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信任和友谊，探寻不同国家在文化、利益方面的契合点，促进文化互鉴和彼此认同，夯实民意基础，深植社会根基，可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二，语言人才需求。既需要专门语言人才，也需要“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第三，语言产品需求。包括功能互补的语言学习产品、方便适用的语言应用产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产品。第四，语言应用服务需求。如城乡、道路和窗口行业的语言环境建设，随时随地的个性化翻译服务，各种语言培训、语言家教，语言资源平台服务，外宣语言设计、营销语言策略和企业语言文化设计等语言策划，产品命名和翻译，应急语言服务，等等。第五，语言学术需求。特别是跨境语言研究需求突出。

努力回应上述需求，是语言领域及相关方面的责任，也是推动语言学科及相关事业快速发展的难得机遇。第一，要按照放眼全局、紧贴需求、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制定专门的语言规划；第二，要加快培养语言人才，改善语种结构，提升人才标准，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培养模式；第三，要创新语言资源开发，既要开发语言资源，也要开发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资源，还应研发功能各异、形式多样、方便适用、生动活泼、切合所在国家和地区国情民情的语言产品；第四，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包括语言使用服务、语言人才服务、语言资源与平台服务、语言技术服务、应急语言服务、语言咨询服务，等等。

——赵世举.“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4）.

2.2 “一带一路”急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基础是语言互通。当前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的语言资源严重匮乏，已成为影响互联互通的突出障碍，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组织和开展“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应该覆盖沿线国家全部语种，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从语言资源的开发、共享与应用三个层面出发，组织实施“一带一路”的语言资源库工程、语言文化博物馆工程和“语言通”工程。

“资源库”工程致力于收集和开发沿线国家所有语言及与语言相关的资源，针对每种语言分别建立原始语料库、标注语料库、语言知识库、语言教学与研究信息库、语言国情信息库、语言人才信息库、语言文化资源库等，为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化交流、语言智能产品开发以及各类语言产业和社会语言服务提供基础数据和资源。

“博物馆”工程致力于展示沿线国家所有语言的基本面貌及使用情况，陈列以语言为载体的富有民族特征或地域特色的各类文化样态，通过虚拟数字博物馆等方式传播中华语言文化，介绍沿线各国语言文化，实现语言资源的共用共享。

“语言通”工程致力于研发多语种多功能的语言智能产品，包括面向各个语种的机器翻译、语言现代教育技术、语言实时监测等高科技产品，重点解决“一带一路”复杂语言环境下的跨语言沟通障碍问题、语言学习自动化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等，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语言技术服务。

“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融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多学科于一体，不仅需要科技与人文学科间的协同创新，还需要沿线国家以及世界范围的合作建设。为此，一要进行战略规划，二要整合现有资源，三要开展跨国合作，四要运用前沿技术，全方位建设“一带一路”语言资源的系统工程，实现服务互联互通、服务国家安全、服务文化传承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

——聂丹.“一带一路”亟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22）.

2.3 “一带一路”上的跨境语言

“一带一路”的核心地区是内陆“丝绸之路”的中亚五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南亚国家。我国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国家共有跨境语言较多的主要是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4国，和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缅甸、老挝4国。我国与这8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共有大约40种跨境语言。这些语言的系属分类相当广泛。

跨境分布的同一民族和语言，存在族群内部语言文化认同和不同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存在由于不同国家语言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差异，因此这些跨境分布的相同民族语言在语言身份、方言划分、文字和书面语、语言社会使用功能等方面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跨境语言为例，境外的44种跨境语言在中国仅为29种语言及其语言内部的方言。

跨境的同一民族语言受不同国家语言环境和语言政策的影响，可能具有不同的语言活力、处于不同的地位等级，从语言威望角度，地位等级高地区的语言会向地位等级相对较低地区的语言施加影响。统计显示，多数境外的语言地位高于中国的语言，或者语言地位基本持平，说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活力总体上要低于境外相同民族语言。

跨境民族文字体系的差异要比跨境民族语言的差异更为明显。由于境内外同一民族语言采用不同的文字体系而引起以下语言本体规划的问题：（1）境内外同一语言由于使用不同的文字体制，造成相同民族语言书面语交际的困难。（2）1950年代我国曾为10多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但是新创与改革少数民族文字没有得到预期的试验推行效果。而周边国家的相同民族语言，一般都已不同程度地解决了文字问题，这些民族文字很容易传播到我国同一民族语言地区。（3）所谓“汉字文化圈”国家（朝鲜、越南等）弃用汉字，反映出其去中国化的倾向。

从上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规划的分析看，我国在跨境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体系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语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基本没有优势可言。这是在当前实施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所要求的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中，如何体现语言文字认同框架下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问题。

——黄行.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状况［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5）.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诸语言中，跨境濒危语言应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依据“跨境”和“濒危”这两大要素，“一带一路”沿线中国跨境濒危语言共有14种。这些语言有四个特点：一是用跨境濒危语言的境外国家都是“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二是南部跨境濒危语言数量多，北部地区则数量少；三是汉藏语系的跨境濒危语言数量多，阿尔泰语系数量少，其他语系基本没有；四是使用该语言的跨境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有语言、无文字。跨境濒危语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个交集，是中国与相关国家语言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跨境濒危语言的研究与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契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相关研究能为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依据；可为该地区的语言文化建设服务，并带动地方经济（如旅游业）发展；能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文化上的友好交流，并最终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此外，抢救性记录和保护跨境濒危语言是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保护该语言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文化，有利于民族团结。

——史维国.“一带一路”带动跨境濒危语言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1/24.

2.4 “一带一路”上的汉语推广

在“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中，东南亚的重要性非常突出。政治上是周边外交的基础，是落实“亲、诚、惠、容”四字方针的核心区域；经济上是我重要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双边贸易总额的50%强；文化上东南亚华人总量占世界的80%以上，是中华文化圈最大的辐射影响区域。某种程度上讲，“一带一路”规划的成败关键在东南亚。

东南亚语言教学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独尊宗主国语言，到重视本民族语言，实行单一语言政策，再到提倡多元化的语言政策。在这三个阶段里，语言政策从突出政治性到强调文化交流性，从单一重视英语教学，逐步转变为注重提升汉语的实际地位。目前，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将汉语教学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文莱虽未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都十分重视汉语教学。汉语教学不仅在华人社会突飞猛进，在主流社会亦势不可挡，各国主流大学建立了29所孔子学院，在中小学建立了27个孔子课堂。影响东南亚汉语市场的主体包括华人社团、各国政府和主流教育机构。东南亚汉语学习潜在市场将超过2600万人。

为此应当采取四方面措施加强东南亚地区的汉语推广和教学：一是加大多渠道对汉语教学的扶持力度，二是加大东南亚语人才培养力度，三是加强东南亚各国本土汉语教师培训力度，四是积极开拓汉语教学市场。

——周倩.“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南亚汉语推广市场分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5）.

2.5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内语言环境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宁夏扩大对阿开放、实现转型升级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宁夏在未来将进一步构筑好中阿博览会战略平台，着力打造中阿空中丝绸之路和中阿网上丝绸之路两条纽带，加快建设中阿人文交流合作示范区、中阿贸易投资便利化示范区和中阿金融合作示范区三个重要载体。一个区域和城市的开放，除了着力在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进行建设，也离不开在语言等软件方面进行建设。当前，宁夏的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期，宁夏一系列对阿合作活动的开展，使得打造相应的国际化语言环境尤其是阿拉伯语环境成为迫切需要。宁夏打造国际化语言环境应从三个层面入手，即常态语言环境建设、应景语言环境建设与应急语言环境建设，这三个层面可以构成语言规划的系统。

常态语言环境是指一个城市较长时期内相对固定的语言环境，不以个别重大事件的举办与否而有所改变。常态语言环境一般是国际化城市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态语言环境建设主要包括阿语人才培养、公示语阿译、阿语公众普及以及重要门户网站阿文版建设四方面的内容。应景语言环境建设是指为配合一些大型涉外活动开展而有意图地进行的一些特定语言环境方面的建设。它主要包括会务翻译服务、多语种外语服务中心建设等内容。宁夏应建立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三语服务中心，以适应不同阿拉伯国家对这三种语言的需求。应急语言环境建设主要指针对城市应急需求开展的一系列服务建设，主要涵盖城市的求助、咨询、投诉等体系。宁夏的求助、咨询、投诉热线应增设阿语服务功能。

——马金宝、陈杰.打造面向阿拉伯国家的语言环境［N］.宁夏日报，2015/8/27.

2.6 “一带一路”国家（部分）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阿联酋的阿拉伯标准语、阿联酋方言和英语存在矛盾，造成阿拉伯语教育衔接障碍，英语对本国语发展造成挤压。东帝汶推行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政策，有利于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菲律宾在语言政策制定方面有深刻教训，语言政策应满足社会现实需求，保持稳定性和连贯性，体现民族平等。吉尔吉斯语言政策忽略语言运用，政治性和民族性明显，不利社会发展。柬埔寨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政策根据其国情和殖民国的更替在不同时期有较明显变化，缺少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支持，国语高棉语受外来语影响较大，外语教育长期法语唯一化，排斥其他外语。马来西亚“国语至上、英语独尊”，造成社会分裂、经济畸形和种族对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限于纸面，缺乏落实。尼泊尔通过MT-MLE多语教育政策，保护濒危语言，但公众和地方政府认识不足。沙特重视母语，且强调语言与宗教的相承，英语使用程度高。泰国政府隐性语言政策有效且长期一致，但没有明确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土耳其语言文字改革有明显的净化和西化倾向，基本取得成功，重视英语教育，但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不够合理。新加坡的多语政策包容不同文化族群，讲求实用，且重视连贯和稳定。越南重视国语、外语教育，尊重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白俄罗斯政府强制推广白俄罗斯语，后果恶劣，少数民族教育落后。捷克无专门语言政策法规，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均穿插在不同法律条款中。拉脱维亚实行强力语言政策，但具一定包容性。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在民族自治区有自己的地区宪法、官方语言和语言政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特别行政区”。匈牙利规定学生至少掌握两门外语，在义务教育结束时应达到最低水平。

——王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第一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 “一带一路”语言能力建设

3.1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提高语言能力

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战略地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语言互通应包含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内容之中，应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一带一路”连通世界，语言连通人类。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既要考虑效率，又要兼顾各国主权、民众情感。选择沿线国家比较常用的一种或多种国际通用语作为主要交际语，推行沿线国家比较认可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主要交际语，如果可行，当然很好。如果不可行，切莫强力选择或推行。倡导沿线国家民众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提升个体语言能力，是实现语言互通的主要途径。发展机器语言能力，提升机器服务能力是实现语言互通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的实施离不开语言能力建设，既要重视个体语言能力建设，也要重视企业（组织）语言能力建设，还要重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既要重视人的语言能力建设，也要重视机器语言能力建设。加强语言能力研究，提升语言能力成为语言学界一项非常重要、紧迫的研究任务。一要加强国别研究，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包括汉语使用）及语言政策的研究。二要加强具体问题研究，要结合投资、交通建设、贸易、旅游等开展相关语言能力研究，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企业投资、贸易和个体就业、旅游等提供服务，提供咨询。三要加强比较研究，特别是加强语言间的异与同研究。四要加强协同创新，既包括学科之间的协同，也包括沿线国家之间的协同。

——魏晖.“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4）.

3.2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必须明确当前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新任务，积极推进国家外语战略转型，深入探讨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对策和建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国家定位从传统大国到现代大国、从封闭大国到开放大国、从一般大国到重要大国，渐进定型为“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亚太大国”。在国家战略定位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之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面临四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任务：第一，国家外语能力导向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不仅要满足“引进来”需求，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还需要明确服务中国走向世界的外语战略导向，服务于“走出去”大局，将其作为国家“软实力”加以建设，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行走，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服务，为“一带一路”新格局架设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第二，国家外语能力需求从“内需型”向“外向型”转型。“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外向型”需求会日益增多。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不仅要满足内需，提高全民外语水平和文化素养，而且要以“外向型”需求拉动“内需”，倒逼外语教育改革。第三，国家外语资源种类从“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型。我国目前英语“一家独大”局面令人担忧，开设的小语种专业和课程设置单一，明显不足，并且关键战略语种建设关注滞后。第四，国家外语资源从“工具型”向“专业型”转型。需要重新定义新时期外语人才的定义，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出更多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还需要更多熟悉“一带一路”的国别区域研究人才，更需要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领域和行业专才。

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必须先行先试，尽快开展外语战略规划。第一，设立外语规划部门，统领外语能力建设；第二，开展外语需求调研，制定外语能力标准；第三，完善语种规划机制，启动“战略语言”规划；第四，加强外语人才规划，推动外语学科转型。

——沈骑.“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5）.

3.3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语院校改革发展的机遇与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给我国外语院校改革发展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外语需求急剧上升，专业扩容呼之欲出；复合人才需求迫切，倒逼课程不断优化；跨国合作不断加强，教学质量提升可期；国家利好政策扶持，升级转型迎来曙光。同时，为应对“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外语院校存在诸多风险，包括：战略认识不清，市场反应迟钝；体制机制滞后，创新能力不强；师资严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市场战火延烧，临战准备不足。

建议采取以下对策：第一，突出“战略研究”主题，打造国家一流智库；第二，突出“复合培养”主题，打造高端人才储库；第三，突出“人文交流”主题，打造国际合作平台；第四，突出“改革发展”主题，打造升级转型样板。

——蔡清辉.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外语院校改革发展的机遇与风险探讨［J］.
经济界，2015（4）.

3.4 “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中的高职外语教育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展开和推进，需要越来越多懂当地语言的外语人才，这给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非常紧急的任务，也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高职外语教育应当主动改革，抓住这一参与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好机遇。

第一，从“外语教学”走向“外语教育”，并在此理念指导下规划好外语课程体系。“外语教育”视域中的外语课程体系不仅包含外语语言知识的课程，也要有跨文化交际、该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课程，教材编写应采用“外语+国别研究”的模式，把该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内容融入其中。

第二，加强“小语种”人才的培养。采取“小语种+国别研究”的模式，培养熟悉当地民风社情的“通才”。鉴于目前“外语专业”和“公共外语”分离的现状，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可采用两种模式：一是小语种专业模式，课程体系采用“‘小语种+国别研究’+其他实用性课程方向（如商务、外贸、会展或会计等）”模式；二是公共小语种模式，课程体系采用“专业课程+‘小语种+国别研究’”模式。这两类的“国别研究”课程可以有所区别，其课程安排可采用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形式。

第三，加强基于国别、区域的外语教育规划。国家战略规划到哪里，外语教育就要规划到哪里。“一带一路”已规划出国外的线路走向以及国内的对接地区和省份，高职院校应以其所在区域和对接的国家为基础，紧紧结合区域服务面向，进行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规划。高职外语教育规划包括外语语种的选择、师资培养规划、人才培养体系规划等内容。外语教育关键要看师资力量。要能满足对小语种师资的需求，全国应该有统一的小语种师资培养规划安排，发挥外语类和综合性高校在区域小语种人才和师资培养中的核心作用。除了内培以外，也可通过国内外教育交流，适当引进小语种国家的语言师资和人才。

——潘月洲.“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中的高职外语教育研究［J］.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4）.

3.5 “一带一路”引领下外语人才培养的意义和措施

我国外语语种发展单一、普及度不高、应用不广泛等现状十分不利于“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语言多元化、多语种、多层次的迫切需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政策呈现“隐性”“分散”“不系统”和“缺乏顶层设计”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因此，吸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教训，针对那些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语言制定相关的外语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一带一路”经济发展需要各国语言注入推力，同时也为外语人才培养注入了新鲜活力。因此，要多措并举加强外语人才培养。第一，“校生合力”促进关键语言的教育改革。从高校角度讲，应取消全民英语教育制，结合“一带一路”经济带及全国劳动力市场，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商贸、能源、物流等专业的关键语言人才培养，平衡外语教学资源和规模，同时丰富外语语种，增设关键语言专业和关键语言选修课，加大关键语言师资培养力度，并结合特定的奖学资金制度，扶持高校关键语言的教育改革。从学生的角度讲，选择外语课程的主动权应掌握在大学生手中，学校需建立相应的辅导和支持机制，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语言兴趣，让不具备英语学习潜质的学生有机会展其所长，并指导学生结合所学专业和目前的就业市场需求，合理做好职业规划，为提高就业质量增加筹码。第二，“实教结合”提升关键语言能力。实践是提高外语能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将企事业单位专业人才请进来，同时要让语言学习者走出去。第三，“合作交流”促进外语融会贯通。我国与其他各国间通过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搭建长期合作平台，采取两国业务互通交流、人员交换合作等方式，建立语言联通网络政策，搭起良好的沟通学习桥梁，必将有利于语言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使外语学习更加本土化、接地气，以此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王文轩.“一带一路”引领下外语人才培养的意义和措施初探［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