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语言战略
1. 国家战略中的语言及语言规划
1.1 语言与国家
语言与国家有着密切联系。民族国家的诞生，更加密切了语言和国家的关系，国家的主体语言成为国家的象征，随国家的兴衰而浮沉，强国造就强语，强语促进国强。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语言的工具作用更加强化，其资源价值和其他功能也日益凸显，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利器、经济发展的资源、科技创新的新宠、国际博弈的工具、安全保障的要素，因而国家语言能力直接影响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地位，并已成为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语言在国家诸多核心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领域不可忽视的多功能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使语言的安全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语言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经济资源。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本，也是生产力，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语言科技和语言产业的兴起，促使语言的经济力日益彰显。
以语言信息处理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当代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动力和源泉。在信息社会，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的强弱，标志着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竞争力的高下。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的纽带；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也促进着社会不断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社会语言生活状况，直接反映社会文明程度。同时，语言也是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在国家治理中的很多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和最集中体现；语言对于文化建设、创新、传承及安全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要发展中国文化，必须利用好语言这个文化要素、文化资源和重要工具。
语言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治理对象。通过语言规划来实施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复杂而重要。语言规划的得失，直接影响国家发展与安全。新形势下，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服务社会建设全局和国家战略大局，是语言规划的基本目标。语言立法是语言规划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保障语言生活和谐和语言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赵世举.语言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1.2 中国语言规划的战略考量与现实需求
近年来，语言问题逐渐进入国家战略视阈，语言学界开始从国家战略高度探究语言规划、外语教育政策和语言管理问题。语言规划一直普遍存在于人类活动中，显性地或隐性地在干预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活动，特别是语言活动。众多学者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综合已有研究，语言规划是指：“国家、地区或社会团体等主体，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按照语言自身的发展和演变规律，通过有意的干预和调节手段，对国家、地区、族群或社区等领域的语言生态现象进行平衡和优化的过程。”
21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规划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时代赋予语言规划新的内涵和特征。语言规划进入国家战略视野，日益反映国际形势、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实诉求。科学的语言规划，必须以明晰的规划目标为前提，而目标的制定当以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和谐等方面为首要考虑因素。语言规划的目标有四个方面：第一，落实国家语言战略。语言战略是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制定、语言资源管理、语言舆情监测、语言生活调控、语言文化融合乃至语言教育等因素的高度抽象和聚合。国家语言战略包括国内语言战略、国际和海外语言战略。第二，发挥语言多元功用。主要体现在国家外语能力的水平上。一个国家其国家外语能力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外语资源的管理和关键外语人才的培养方面。第三，增强语言文化认同。语言作为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典型符号，其分化和统一甚至是当今世界和社会秩序的关键变量。当今任何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都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本国的语言生态、受民族或族群身份认同因素影响的语言信仰、全球化与英语、语言少数族群的语言权。第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要理性看待语言接触中出现的语言竞争问题，应不断关注语言实践中的语言生活问题，注重实际的语言应用和语言态度，这既可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各种语言矛盾和冲突，也有助于语言的社会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促进语言生态的和谐共生。
不论是出于战略考量，还是给予现实诉求，我国的语言规划都应在六个方面加强建设：一是倡导多元学科合璧，提高全民语言意识；二是加强外语资源管理，提升国家外语能力；三是增强语言文化认同，创造和谐语言秩序；四是科学规范通用语言，维护语言生态平衡；五是加大汉语推广力度，发挥语言产业效能；六是注重宏观理论研究，着眼微观语情调查。
语言的发展变化虽然会根据语言发展规律进行自我调节，但总会受到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宗教信仰、文化认同乃至教育水平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关涉对语言的选择、语言问题的处理、语言舆情的调控、语言资源的分配以及语言竞争的理性看待。未来开展语言政策和规划方面的研究，应该做到四个“具有”：一是具有战略前瞻性，二是具有现实针对性，三是具有学科融合性，四是具有方法灵活性。诚然，语言竞争会带来诸多语言矛盾和冲突，但正是这些语言问题的出现，才会带来语言学研究的新机遇，不断促使“语言规划”成为一门战略学科。
——吕生禄.战略考量与现实需求：当前我国语言规划之审思［J］.
双语教育研究，2015（2）.
2.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规划
2.1 分裂主义与语言问题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民族认同标志之一，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和谐息息相关。东巴基斯坦的分裂、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我国的“东突”分裂主义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分裂主义活动，都与语言密切相关。在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分裂主义活动中，语言与民族型分裂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语言的多元不免被视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或者至少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引起分裂主义的原因有很多，可能包括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和外来入侵、宗教差别、移民政策、国家重组、民族政策不当，等等。究其根源，文化差异是最基本的原因。虽然文化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分裂，但是一旦有外部因素的刺激，文化差异就有可能引发出分裂主义。其中，语言始终都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第三次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中，不少分裂主义者都援引民族自决原则和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一国一族论”作为其理论依据。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把民族语言的边界等同于民族的边界。其实，语言和民族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分裂主义者却往往把语言与历史发展割裂开来，刻意强调和夸大语言的共性与文化的认同，其本质是把语言作为政治活动的保护伞。很多民族主义者往往先打起“自由主义”的旗号，强调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客观物质属性，其背后奉行的却是文化“民族主义”，力图确立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地位。
冷战后许多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与一些国家未能形成或维系超民族的意识形态有重要的关系。语言与意识形态中的很多因素直接相关。分裂主义者往往打着维护语言多样性和语言人权的旗号强调某种语言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故意淡化语言的工具性特征，忽视语言自身的发展特点，夸大语言的政治性。而另一些人只看到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特点，片面强调语言本身的发展规律，忽视了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含义，忽视了语言与历史的紧密联系，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我国的语言决策者应特别慎重地对待这些问题：（1）应当积极开展结合国家政治、经济因素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研究，特别是要关注与我国国情相似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语言决策提供借鉴和参考；（2）通过多种手段建立和巩固超越民族界限的国家认同感，其中包括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应成为我国语言生活不变的主旋律；（3）在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给予民族语言（包括方言）以适当的发展空间，允许兄弟民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学习和使用的语言，历史证明，渐进的、过渡性的多语政策比强制性的统一语言政策效果要好得多。
——赵蓉晖.分裂主义与语言问题［J］.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5（1）.
2.2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新疆语言战略
新疆语言安全问题正面临挑战，具体表现为：国家语言权力的实现受到阻碍，新疆多语种信息技术领域存在安全隐患，新疆语言文字独立性受到影响，新疆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发展状况堪忧。
语言安全视角下，新疆应当坚持“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这一战略符合系统论分析，有民族学的理论基石，也是文化辐合的突出表现。实施“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一要明细区域战略目标，树立语言安全理念；二要扩大语言战略视域，重点关注语言科技；三要提升“四个认同”的战略地位，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四要调试母语战略重点，建构母语规划体系。
新疆对区域语言在边疆安全和区域战略中的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够，在今后的语言工作以及安全工作当中，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加大宣传和教育，强化语言安全的意识；（2）成立区域语言安全战略研究机构，并通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推动区域语言规划；（3）培养先进的多语种信息化队伍，达到保障地区安全以及发展特色语言产业的目的；（4）构建和谐的区域语言生活，坚决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做斗争；（5）实现语言规划的主体调整，从国家、地区自上而下的规划主体扩展到有个人、家庭、社区和地区的自下而上的个体本位的规划体系。
——尹小荣.语言安全视角下的新疆语言战略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5（6）.
2.3 文化安全视域下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
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传统文化安全、语言文字安全和教育体系安全四个方面。语言与文化共生共存，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在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生态、文化交流和文化权利五个方面存在动态互构的关系。
从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年轻一代语言教育的内部现状看，存在文化安全隐忧。第一，语言能力的不平衡。当前的景颇族年轻一代普遍具备较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大部分能够熟练地使用民族语言，但民族文字的使用能力普遍弱化，语言能力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第二，景颇族家长在语言教育信念上的犹疑。家长对本学校语言教育持不认可与犹疑的态度，而德宏州边界线外的缅甸国内的英语教育和克钦语言文字的学习对一些边民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第三，教会民文培训中存在宗教及境外势力渗透的风险。教会培训班质量难以保证，宗教内容渗透过于明显，青少年易对境外教师和文化流入引发心理依赖。第四，学校民汉教育开展不力。双语课程定位不准，课程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多样性发展，师资短缺，评价体系缺失。
从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年轻一代语言教育的外部文化生态环境看，政治经济地缘优势、国家的政策法规等为景颇族语言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景颇族语言文字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诸多干扰甚至威胁语言教育存在与发展的不利条件和威胁因子，凸显了景颇族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通过对景颇族年轻一代语言教育内部现状及外部文化生态环境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全球化背景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处于特殊地缘关系中的跨界民族的语言教育具有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价值；第二，跨界民族作为文化主体在所在国主流社会文化和境外同源民族文化、西方霸权文化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彰显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文字语言教育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不断式微，同时，景颇族语言教育内部及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各种问题未能充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利益；第三，边境跨界民族聚居地区应着力推进以学校语言教育为主导的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以提升我国面向周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内社会和跨界民族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文化安全环境。
建议采取的对策包括：将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纳入国家宏观语言规划体系；发挥家庭语言习得在跨界民族语言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强化学校在跨界民族语言教育中的主体性决定地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以促进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的实施。
——覃明.文化安全视域下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5.
2.4 国防语言政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格局复杂，需要一套完善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国防语言政策。国防语言政策是以国家法律、条例、规定或者措施的形式，将站在国家安全高度的国防语言规划的成果加以确定下来，以使与国防相关的语言措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与美、法、日、俄等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防语言政策现状不容乐观。我国语言文字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没有相应的外语教育政策以及对外汉语推广政策，更没有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需求的国防语言政策。这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与后果。首先，直接影响我国对于国家安全层面关键语种人才的培养，这将可能导致我军将来所需语言人才的缺失。其次，导致我国国内外语教学的语种失衡、布局失控、目标错位以及重外语轻母语等问题。最后，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政策的缺失，使众多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自信心与自尊心逐渐消退。
为此建议：要站在国防高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语言政策与法规，扩大汉语普通话的社会功能，提高民族意识与认同感；要出台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政策；要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立法工作；要尽快出台国家安全外语政策法规；同时，政府机构要积极干预。
国家安全的各个层面，无论国防安全、外交和国际交往安全、对外经贸安全、对外司法安全，还是国内社会公共安全，都离不开国防语言政策的建设。加强我国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国防语言政策研究已迫在眉睫。在国家安全层面加强国防语言政策研究，将国防语言规划研究成果以政策法规的形式加以固定，并在国防语言教育层面加以落实，才能切实维护我国语言文化安全、维护国家的繁荣与稳定、为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强有力的语言文化保障。
——李洪乾.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国防语言政策研究［J］.国防科技，2015（2）.
2.5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
语言问题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当前应当更加关注语言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家庭语言规划和跨境语言政策对于国家的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乃至政治安全都至关重要，但传统的语言规划对此重视不够；不恰当的外语教育政策不仅会对母语的本体安全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母语的习得、认同和传播产生消极影响；语言暴力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安全；机构话语在国家形象建构、国家主权维护和国际话语权争夺中意义重大。从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的视角看，我国语言政策及语言事业有三方面工作重点。
第一，实施科学的语言保护。要树立正确的语言意识，抵制单语主义思潮的泛滥，在理论上解决社会一体化与语言多样性的矛盾，让更多民众了解其中的辩证关系，减少盲目冲动。要通过开发语言资源，发展语言经济，增强语言服务，提升特定语言的使用空间，从而增加其活力，达到科学保护语言的目的。
第二，构建和谐的语言关系。应该重视跨境民族的语言生活状况，给国内非主流语言适当的地位，创造多维的双语使用环境，处理好英语与其他“小语种”的关系，实施“关键小语种战略”，开创一些不依赖英语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科技和文化的国际交流的双边合作，更加重视复合型语言人才的储备。在合理维护国内语言秩序的同时，制定预防和处理语言冲突的方略，建立语言热点追踪分析与社会语言舆情预警机制，进行舆论导向，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第三，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对各类语言需求的综合应对能力，包括促进国家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必须依靠实施全方位语言服务和消除语言安全隐患来实现，需要大力发展语言产业，创新语言技术，提升语言为国民经济服务的能力。
总之，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不能忘记背后的语言因素。当下，应该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提出应对重大语言问题的预案，制定兼具顶层性、全局性、主动性和前瞻性的国家语言安全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安全保障。
——陈新仁、方小兵.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国家语言能力
3.1 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一个包括七项要素的分析框架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综合。它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建设、发展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包括七个方面：
一是语言资源拥有能力。语言资源的拥有能力首先体现为拥有量，这既包括国家本土语言，也包括外语。我国是一个本土语言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外语资源穷国。语言资源的拥有力还体现为语言资源质量和资源管理水平。我国在语言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还较薄弱，亟待加强语言资源建设和管理。
二是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社会发展对语言使用和服务不断提出新要求，建立完善的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和语言应急援助机制势在必行。加强语言服务首先要保障日常语言服务，包括教育语言服务、媒体语言服务、政府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语言服务；其次要统筹特殊语言服务，包括聋哑人和盲人等特殊人群的语言服务、突发事件的应急语言服务、国际语言服务，以及科技、安全、司法等领域的专业语言服务。
三是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四是国民语言能力。人力资源是国家的最重要实力，由此可以说国民语言素质也是国家实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当今，除了传统的基本语言能力之外，多语能力、使用现代语言技术及产品的能力日显重要。当前要切实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规划，从提高全民对语言能力建设的认识、调整和完善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改革和优化语言教育体系、加大对语言文字事业的投入等关键问题入手，全面推进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五是语言人才储备能力。包括语言应用人才、语言教学和研究人才、语言资源开发人才。我国语言人才储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明显不足，语言应用人才（尤其是与高新技术相关的）、语言应用研究及教学人才及非通用语种人才严重短缺。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和发展乃至安全的一个瓶颈。需要我国加大语言学科专业尤其是语言应用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大力扶持语言交叉学科，优化语言人才培养体系，加快短缺语言人才培养。
六是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积极有效的语言管理，不仅有利于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而且有利于民族统一、社会安定和国家发展。不当的语言管理或管理缺位，不仅影响社会秩序和发展，甚至可能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危及国家安全。提高国家语言管理能力，是关系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危的大事；与此相关，不断发展语言事业，是实现语言有效管理和满足各种语言需求的重要保障。
七是语言影响力。一种语言触角的全球延伸和影响力的广泛辐射，既是国家实力的外现，也是国家利益的国际拓展。积极创新多样化的汉语国际传播模式，提高传播水平，更好地满足世界需求，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家语言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际化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一些领域的发展，也潜存着一些安全隐患。因此，全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已是当务之急。要提高对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深入研究我国各种语言需求和国家语言能力的薄弱点，及时制定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方略和建设规划，全面推进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J］.中国社会科学，2015（3）.
3.2 语言资源观视角的国家语言能力：一个包括八个方面的分析框架
从语言资源观角度，借用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派理论，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国家语言资源大致包括四大类：一是语言本体（知识）资源，由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构成，有系统的、零碎的、传统介质的、数字化的；二是语言应用资源，包括各种通用的、专用的、静态的、动态的、多语的、平行的语料库，还包括与语料的加工、处理相关的知识库、数据库、规范标准（库）等；三是语言学习资源，一般用于教育培训，包括自然语言学习资源和人工语言学习资源；四是人力资源，即掌握不同语种（包括外语）的人才，人力资源是最核心的资源，也是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
根据语言资源的不同种类及其组合，国家语言能力至少包括八个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翻译能力（可翻译的语种、翻译速度和质量）；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这八个方面的能力可以概括为普及力、生命力、开发力、管理力四个方面。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第一，从提升普及力角度，坚持把握需求，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继续提高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水平。第二，从提升生命力角度，坚持市场导向，发挥政府引导，培养大量双语和多语人才。第三，从提升开发力角度，加大投入，协同创新，提升语言科技竞争力。第四，从提升管理力角度，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语言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实力概念存在一些差异，前者突出内部要素禀赋或资源的分配、管理，是一种内生性的能力；后者更强调对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汉语的传播力不属于国家语言能力范畴，而应在评价国家语言实力时考虑。
——魏晖.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15（4）.
4. 关键语言战略和对外语言规划
4.1 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关键语言主要指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相关的语言。关键语言有五个特点：一是其语种确定以国家急需为切入点；二是与语种大小、强弱没有必然联系；三是包括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等不同类别；四是入选语种会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五是关键语言人才培养一般采用精英教育模式。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对我们有四点启示：一是以国家安全为导向，语种不断变化；二是在语言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关键语言；三是对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采取“项目集群”的方式；四是关键语言中涵盖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我国关键语言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长期需求与准备，主要有联合国工作语言、政府所需语言、学习研究型语言，还有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第二，现实危机因素，指当下我国国家安全现状所涉及的语言，如东海及钓鱼岛危机、南海危机等涉及的语言。第三，潜在危机因素，指潜在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危机所涉及的语言，如中东、北非动乱需要波斯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希伯来语等。第四，当前任务急需，指我国的国际维和行动、海军护航及反海盗行动、多国或双边联合军事演习和国际救灾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国家急需的涉外活动所涉及的语言。
关键语言的确定一定要建立在语言调查的基础上，目前我国有关语言使用和需求的语言调查亟须展开。在制定国家关键语言政策时，不仅是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一些跨境语言也应被列入关键语言，但要处理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国家认同应高于民族认同。
国家语言能力的重中之重是关键语言问题，关键语言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对于国家有目的地培养关键语言人才，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增强国家的软、硬实力，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确定关键语言及其发展战略，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同时更要结合我国国情。
——张天伟.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3）.
4.2 我国对外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是涉及语言问题的整个社会规划的一部分，它与经济规划、文化规划、科技规划等共同构成社会发展蓝图，帮助构建一个有利于且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语言氛围。在经济大发展时期，立足于经济发展做语言规划工作尤为必要。对外语言规划是语言规划工作中的涉外部分，既包括汉语在国外影响的规划也包括国家对其他外语在我国发展的规划。汉语不仅可以作为国民的日常使用语言，还可以走出国门为国家国际化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在我国经济世界影响力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我们更要努力提高汉语的世界声望和国际地位，同时加强汉语在他国语言背景下的地位以及本体规划，开展汉语教学，传播汉语文化，培养汉语人才，在世界各地传播汉语的声音。在我国目前的外语规划中，英语已经完全取得了霸主地位，很多小语种因为其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与我国的关系等等，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做好新经济战略目标下的外语规划，既要把这些语言放在我们要学习的目标语言之列，注意地位调整，还要注意该语言的本位规划，开展标准化的语言学习。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对经济的辅助和协调等作用不容低估。我们的对外语言规划应该既考虑调整相关国家的语言在我国的需求和发展，更应该关注汉语在相关国家的传播，充分发挥语言的工具作用，为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铺平道路。
——李福莉.从经济战略目标看我国的对外语言规划［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2）.
4.3 我国外语政策与规划
外语政策与规划隶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范畴。当前对我国外语政策与规划及相关研究存在着外语无序发展而政府没有专门机构对外语进行宏观管理和干预的突出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反思性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无论是价值维度还是相关理论探索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实证研究匮乏，并且由于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使得政策主客体与政策环境之间往往缺乏协调机制，所以微观语言教育研究与宏观话语研究相脱节。
近十年这个领域的研究热度升温很快，说明学界以及全社会已经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趋于冷静理性的分析。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第一，政府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加强对外语的管理和干预，从而自上而下地增强对外语政策规划研究的关注。第二，学界对于此领域的理论研究会不断增强。第三，以高校为单位的微观实证研究会逐渐兴起；而以高校为单位的自下而上的外语规划改革势必会涉及每个学院、教师、学生、毕业生等个体，作为微观外语规划的基础和前提，外语教师等个体的外语政策和规划意识也会逐渐增强。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和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相结合。语言规划参与者可以形成一个从国际到国家再到地方直至基层和个人的等级序列，处于该序列不同层面的规划者所涉及的规划活动、利益和努力方向互相作用，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
——程京艳.我国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外语教学，2015（5）.
5. 语言竞争
5.1 中文在联合国系统中影响力的分析及思考
联合国机构语言政策涉及的语言类型有两种：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和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官方语言指获得某机构章程或议事规则确立政治地位的语言，例如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和阿拉伯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工作语言指处理日常事务时所使用的语言，例如英文和法文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言。工作语言的地位高于官方语言。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例：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虽是该机构的官方语言，但不是工作语言；那么，以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中任何一种发言都会同声传译为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但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发言不会同声传译为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
关于一种语言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评价框架包括两个重要参数：法定地位和使用功能。所谓法定地位，就是指该语言是否是该组织的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通常由该组织的章程或议事规则确立；语言的使用功能大致分为对内形成功能与对外交流功能两大类。一种语言在国际组织的法定地位情况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完全确立，即同时拥有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的地位；（2）部分确立，即拥有官方语言的地位，但未列为工作语言；（3）未确立，即既不是官方语言，又不是工作语言。
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中文就被确认为联合国大会的官方语言，但其后并未成为实际使用的工作语言。在联合国5个主要机关中，只有在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中中文的法定地位获得了完全确立，享受与英、法、西班牙、俄、阿拉伯文同等地位；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中文的法定地位获得部分确立，仅有官方语言地位，而未获得工作语言的地位；在国际法院和秘书处中，中文的法定地位未确立，因为它既不是官方语言又不是工作语言。因此，中文的法定地位并没有在联合国的5个主要机关完全确立。在联合国下属的15个专门机构中，中文法定地位完全确立的只有6个，占总数的40%；有4个是部分确立，有5个未确立，将部分确立和未确立的合在一起，占总数的60%。上述结果表明，中文在联合国5个主要机关和下属的15个专门机构中的法定地位都还比较弱，盲目自信和乐观可能影响中文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为此建议：第一，提高我国政府任职于这些机构代表使用中文的意识，对语言与国家权利的关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千万不能误以为自己的英文或法文水平很高，就主动放弃使用中文的权利。第二，根据中文在各组织中的不同法定地位，让中国代表设立不同阶段性目标和相匹配的时间表。第三，从长计议，立法立规，成立“国际中文语言政策委员会”，就中文在国际组织中使用的相关问题制定法律法规，定期检查与评估各国际组织的中方代表是否充分行使了中文的法定权利以及中文的实际影响力，同时为参与各国际组织的中国代表提供提高中文影响力策略的交流平台。
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非常重视语言的多样性和6种官方语言的平等使用。我国政府派往各组织的代表团一定要充分抓住这一机遇，在各种场合下大声呼吁贯彻落实联合国的语言政策。各种政治力量在联合国这个政治大舞台上角力，是司空见惯的常态。提高中文的地位就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抗争。这需要我国政府对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始终保持高度敏感性，对捍卫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语言权利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只要我们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一定会得到不断提升。
——文秋芳.中文在联合国系统中影响力的分析及其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5（3）.
5.2 高校教学媒介语的选择：应开设全英语课程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核心问题就是语言选择。政府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选择甚至干预，有效解决不少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关系，促进民族之间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错误选择则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今天的英语已成为世界通用语。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下，我们也正面临着一种选择，如企业是英语化还是汉语化、高校是全英语教学还是母语教学、大学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还是通用英语等，这些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
英语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道门槛。今天我们中国的英语已不再是传统认为的外语，而是一种介于外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国际通用语。为了实现国家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我国的企业必须从现在开始起走国际化道路，在企业内实现不同程度的英语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三个核心概念之一。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验看，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开展全英语教学。开设全英语课程能够引入国际一流的专家教授，能够使用最新的英语原版教材，能够进行无语言障碍的国际学术交流。这三点是一所高校提升教学和科研质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
外语教学可分专门用途英语（ESP）和通用英语（GE）两大类。为贯彻国家关于大力建设国际化课程、落实教育部“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的要求，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世界一流人才，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选择专门用途英语作为主流课程，而不是单纯为语言学习的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ESP）又可分成学术英语（EAP）和职场英语（EOP），前者占主导地位。学术英语不仅培养如用英语听讲座、记笔记、阅读文献、撰写论文和参加国际会议及学术讨论等技能，更重要的是还培养学术素养如搜索、评价、综述和运用信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分析事物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沟通交流、跨文化交流和团队合作完成研究项目的能力，因此，学术英语尤其是通用学术英语是每个大学生，包括高职高专学生的必修课程。加强学术英语教学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
——蔡基刚.国际化和英语化——语言政策是一种选择［J］.外语电化教学，2015（3）.
5.3 权力隐喻下的汉英语言之争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权力意志的载体，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具有征服一切和支配一切的力量。如果一种语言占据优势，那么该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就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传播、接触和使用而自然地根植到使用者的意识中。英语的强势对承载中华文明的汉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并广泛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鸦片战争后，英语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至民国时期入列教育科目；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开考英语，后受到“文革”的冲击，英语陷入沉寂；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面向世界，英语成为考试科目。当前，在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夸大，并在体制中被固化；汉英语言竞争已被推到了大众舆论的前台。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英语教育制度的弊端：多年来重阅读、轻交流的应试教育事实上已经扭曲了语言学习的实质，失去了语言交流的本来意义，造就了一大批终生基本不使用英语的群体，而且英语教育的显著地位使我国有限教育资源分布失调，英语教育挤占了专业学习、汉语学习以及文化学习的宝贵时间，出现了母语教育弱化、汉字书写能力退化、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下降等问题。
汉英两种语言的博弈实质是国家软实力的竞争，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处理好汉语与英语的协调发展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必须认真思考，提出理性的应对策略。第一，应当有正确的语言观，充分认识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坚持母语优先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开放的态度，让社会大众对语言的使用做出选择并让时间来检验使用效果。第二，要坚决抵制和摈弃“汉语落后论”和“汉语优越论”两种极端思想。第三，要避免语言政策的随意性和武断性，在语言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外语语言发展规划。第四，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汉语国际推广策略，不断扩大文化交流以及汉语语言传播的领域和范围，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国际影响力，抵制“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
目前，尽管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强势的语言对世界其他弱势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动态的、平衡的发展，世界语言多元化是人类语言生态平衡发展的基础，进而也是人类文明多样化得以传承发展的有力保障。语言不是常数，而是变数，语言的地位是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只要我们客观地认识语言的本质，主观能动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语言，并通过对他国语言的认知和“拿来”，借以丰富和完善汉语，就可以在语言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洪爱英、张绪忠.论权力隐喻下的汉英语言之争［J］.东北师大学报，2015（2）.
5.4 英语对汉语语言生态的影响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语言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语言的进化发展甚至存亡，英语的强势发展已经对汉语的语言生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语的语言生态包括汉语内生态、汉语外生态和汉语人自为环境。英语对汉语的影响是通过汉语人群（自为环境）这一语言主体来实现的（因为人是语言的宿主），而汉语人的语言选择又是受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决定的。如今的汉语人处在强势英语的冲击下，英语所承载的先进科技、学术，发达的经济、军事以及别样的文化、政治等势必促进汉语人做出适应性改变，或借鉴或超越，在“丛林法则”下调整自己以适应竞争。所以，英语的强势传播必然对汉语产出造成一定影响。
构建英语对汉语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监测理论体系，旨在对汉语语言受强势英语冲击后可能形成的语言生态问题进行监测，保证汉语语言健康发展，同时也为国家的教育政策、语言政策、汉语教学的规范化和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提供理论支持，而且也有利于民族地区接受国家符合中国国情、族情、民族关系、语言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的双语教育（含普通话推广），同时也有利于各地顺应特区的多语流通。该监测体系包括外生态因子、自为环境因子、内生态因子三个部分。（1）汉语外生态因子10个：人口，地理（地域），文化（社会、历史等），经济，语言格局，语域（宗教、法律等），教育，政府（政治、政策、军事等），媒体，语言产品；（2）汉语人自为环境因子7个：语言态度（意向），语言目的，语言忠诚（情感），语言习惯，语言思维，语言能力，心理；（3）汉语内生态因子9个：字（字法），词（词法），句（句法），段（段法），篇（篇法），章（章法），拼音（语音），标准化程度，语言结构。
对汉语语言内生态的监测实施，可以把QQ聊天记录及微信记录作为语料，对收集来的语料分别按这9个内生态因子进行标注和对比，便可得到汉语语言生态在英语影响下所做出的微变化。对汉语语言的自为环境和外生态的监测实施，可以从既定的10个外生态影响因子出发进行问卷设计和调查，对7个自为环境指标也可以通过问卷方式有效量化和监测。
——潘前颖.英语对汉语语言生态的影响监测指标体系探索［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1）.
5.5 全球化、英语传播与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
在全球化和英语扩散的背景下，我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语和英语在国内的地位不协调，英语受到过分重视，汉语的地位受到英语的冲击，汉语中出现了大量英语借词；二是汉语的国际地位不高；三是汉语在虚拟世界里地位不高，使用范围不广。总之，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地位不平等，我国的语言规划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的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更新语言规划理念，树立语言资源、语言权利、语言生态、语言服务的新理念。这些理念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语言多样性问题，保持语言生态平衡，提高公民的语言能力，维护公民的语言权利。其次要确立“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和“构建语言友好型社会”的语言规划总体目标，要实施国家语言战略管理。语言战略管理思想有助于语言规划者应对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生活内、外部出现的挑战和问题，增强化解语言矛盾的能力。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在国家语言战略框架下，语言规划要制定相应的汉语教育规划、外语教育规划、汉语国际传播规划及语言信息化建设规划，这些规划要相互协调配合才能全面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
语言立法也是解决语言问题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把语言问题放在司法层面解决，从而避免可能的政治问题。我国在语言立法中应该明确外语的地位和使用范围。同时，我国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权威性的、具有公信力的语言规划机构，全面协调语言关系、制定语言战略，承担语言管理职能。
语言规划学科建设亟待加强。要加强语言规划理论研究，加强语言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语言规划研究在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地位。语言规划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要能够为政府制定语言规划与政策提供学术参考。
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语言协调行为。全球化时代面对英语的扩散，中国的语言规划需要政府、相关机构、学者、媒体、公民的共同参与，语言和谐和语言友好型社会需要国内、国际、现实社会和虚拟世界共同构建。
——王辉.全球化、英语传播与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 中华文化外译和传播
6.1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英译原则
涉及哲学、历史和文学三个学科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英译应该遵循四条原则：第一，译文应准确理解与体现术语的思想文化内涵，注意作为术语的思想文化内涵与其作为普通语文词的含义差别，不强求字面义的对应，同时要防止形同义异时的误译；第二，译文应体现术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不强求术语译文的唯一性；第三，在参考汉学家及前人翻译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翻译；第四，当意译不能涵盖术语的全部含义或难以表达术语的基本含义时，采用音译，用汉语拼音拼写。
——编委会.中华思想文化术语1［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6.2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中的难点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核心任务是梳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术语，用简练的语言，客观准确地予以诠释、翻译，从而促进世界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思想文化，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关键在于从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角度以及在中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正确、准确地理解术语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并将中文文本准确恰当地转化为英文译文。其中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概念的“二次构造”；正确借用西方哲学术语；传达术语条目的内涵；正确翻译引例及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准确翻译典籍名称。随着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和理解的不断深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也需要不断探索，使之臻于完善。
——陈海燕.浅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中的难点［J］.中国翻译，2015（5）.
6.3 中华文化外译的策略与途径
事实表明，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条“迂回”的道路。一方面，就现状而言，我国在对外推广中华文化进程中已经走了不少“弯路”。另一方面，就策略而言，“迂回”也许可以为“进入”开辟另一条路径。中华文化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各个语种的世界，在其主流文化中占得一席之地，需要群策群力，其中至少包含五个重要环节：谁来组织、谁来选题、谁来翻译、谁来出版、谁来阅读。
从“迂回”的“走进去”思路来看，翻译既不是起点，也并非终点。中华文化真正“走进”外国主流文化，需要以下五个方面的策略和途径。第一，协调现有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加强“走出去”的全局意识，充分发挥国家机构对外译介模式的积极作用。第二，选题目光投向他者，积极同译入语国家的出版社和汉学家合作，尊重外国读者的接受语境。第三，翻译应该采取中外的合作模式。第四，由外国的文学机构、社团及出版社出版，便于找到潜在的读者，制定推广策略。第五，读者群培养分两步走，一是翻译同时加强学术引导，二是应对不同国家文化语境深入研究，针对各个语种读者的期待视野，制定不同的译介与出版策略。
我们要有“走进去”的自信，摒弃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追赶西方造成的“对于国外作家的无条件信任与对国内作家的质疑”，面对他者的文化，“开放共融，兼收并蓄”，绝不妄自菲薄。但这种自信倚仗的是华夏文明的底蕴，并不是盲目的自信。以“迂回”之路“走出去”，处理好“组织—选题—翻译—出版—阅读”这五个环节的关系，进而“走进”外国主流文化，是中华文化外译的基本策略与手段。
——黄荍笛.论中华文化外译的策略与途径［J］.小说评论，2015（6）.
6.4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研究
我国社会各界已经启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体项目，但是在海外，知名作家和经典作品仍然鲜为人知。此外，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形式为中国功夫、中国菜等实物形式，而无形的更具实质性影响力的思想比较少。因此，除了翻译这一内部路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也不容忽略。
从文化传播与译介规律来看，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五种外部路径。第一，认识和把握文化传播和译介规律，文化总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且由弱势文化语境内的译者主动将强势文化译入自己文化语境内。第二，遴选译介作品与跨界对话，在全球范围内调查研究对比不同身份译者的译著，建立动态数据库，遴选能够诠释中国文化和经验的作品，遵循市场规律进行跨界对话。第三，明确翻译主体，培养具有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中国情谊的学者化译者。第四，创造好反映中国当代生活和社会变迁的中国故事，积极参与世界知识创造，诠释和利用中国古代文典资源，超越“中国威胁论”。第五，建立版权代理人制度，扩大作品的海外传播力。
——李伟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研究——兼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J］.
中国文化研究，2015（3）.
6.5 “碎片化阅读”时代典籍翻译若干问题思考
“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当前的一种潮流，这也是以先秦典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厚重文本”在海内外普通读者当中的传播实情。“碎片化阅读”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支撑典籍文本整体性的话语权力更替，本质是“按需阅读”“改写阅读”，体现着“效率化表达”的读者诉求。
与西方读者对中国典籍“非线性”的学习和运用不同，我国古代典籍取得“经典”地位的主要方式是顺沿权力话语的线性深化过程。在我国漫长的文化史上，典籍的“权力话语”总体进路可以归为刘勰《文心雕龙》50卷之首的“原道”。典籍的语义权力话语历代均依附于“道”——或者至少打着“原道”的旗号，因而语义阐发呈现出明显的“线性积累”。不仅惯性影响着后世读者对典籍的语义阐释，事实上也影响了历代中外典籍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既是典籍翻译宝贵的资源，也是典籍翻译理论研究特别容易深陷不能自拔的“旋涡”，很容易使典籍翻译的宏观策略局限于“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
古代典籍本身的文化内涵既然不为大多数西方读者所了解，译者在正文翻译之外，尽量多提供一些文化和历史背景方面的信息，对典籍中一些关键术语及所牵涉的义理做出面向当下的诠释，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但不厌其烦、长篇累牍的注释和阐释，不仅不利于阅读效率，更容易把译者和批评者的眼光吸引到具体问题上，对更宏观的理论问题思考不够。更严重的问题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整体搬运古代典籍“文本语境”的“厚重翻译”，他们自己并没有找到在现代语境下消化传统典籍的视角，因而试图把文本语境产生的全部意义整体挪移。这样的译文不可能有充沛的活力，要做到“效率化表达”自然更困难。
因此，顺应时代潮流的典籍翻译必然要在吃透古代注本精神的基础上走出“文本语境”，勇于尝试创造性改写；译本策略应体现“效率化表达”的关键要求：内容警醒、语力充沛，文化表述简练、语篇可复述性强，力求在提高表达效率和准确度的同时为影视、戏剧、小说等“改写”留下兼容空间。
——林元彪.走出“文本语境”：“碎片化阅读”时代典籍翻译若干问题思考［J］.
上海翻译，2015（1）.
6.6 译入与译出：困惑、问题与思考
如何看待中外文化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由中国政府推动的主动译出应该在中国文化外译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更好地参与世界对话，实现平等、双向的交流，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仍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与困惑。
首先，如何看待中外文化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峰，特别是19和20世纪，译入的数量远远大于译出。这一百多年的文化译入过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成熟、具有充分宽容度的接受环境，这种情况与欧美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文化在外国语境下难受重视。但这种情况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自2009年起，译入和译出之间的逆差逐步缩小，与2008年的6.5∶1相比，2013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已经缩小到2.3∶1。可见，译入与译出不平衡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这一方面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也与中国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密不可分。
其次，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推动的主动译出。学界有部分观点认为，译出取决于英语世界的需求，取决于英语文化自发的选择，海外汉学界也有类似的批评。然而，从世界译出史来看，政府推动的主动译出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且存在不少成功的案例。如日本的“日本的名著”翻译计划，效果十分显著，值得我们借鉴。此外，还有法国的“傅雷计划”、韩国政府设立的“韩国文学翻译院”等。与此同时，在推动方式上，中国政府已改变20世纪50年代起行政命令的计划性操作，始终在不断地审时度势，更加尊重翻译出版工作的特征和规律。截至目前，已经呈现了多渠道、多维度并进的多样化推进格局。
最后，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更好地参与世界对话。应该看到，判定译本优劣不仅仅依靠市场销售这一标尺，而应该将其置于翻译文化史之中，在宏观的整体视野下做出判断。有的译本立足于英语读者的认知与审美观念，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用英语文学文化中丰厚的典故和积累代替中文原文的要素，固然便于读者接受。相反，有的译本以原著为中心，立足于原著的汉语文化传统，试图尽量让西方读者靠近原著所呈现的文化世界，因此不难预料西方读者在阅读时遇到的异质和陌生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在当下以及将来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越来越融入复杂多元的世界文化体系，世界也已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表达了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后者“忠实”地保留并传递了中国文化审美和修辞，自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在翻译史上赢得其地位。
只有从翻译与传播的本质、意义、价值和作用出发，对其中所涉及问题在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反思过往、审视现实并展望未来，才能避免过度片面的主观视角，形成开放、动态的翻译传播观念，同时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帮助中国文学和文化真正走到世界的前沿，让世界各族人民更好地走近中国、了解中国。
——许钧.译入与译出：困惑、问题与思考［J］.中国图书评论，2015（4）.
6.7 话语权视阈下中华文化典籍翻译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思考
受国家政策推动和各方共同努力，我国版权输出逆差大幅减小，中华文化典籍版权输出比重不断升高，但仍存在着未实质走进去、品牌缺失、影响力较小、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其具体原因在于：一是西方人对于中华文明存有偏见，这种意识形态壁垒难以消除；二是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时，选题策划主观性过强，忽略接受者的可接受度；三是新闻出版企业推动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的内生动力不足。推动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应做到：加强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布局规划，选好主攻方向和重点发展方向；加强选题策划，产出符合国外读者需要的外向型中华文化典籍出版物；加强品牌建设与开发，运用品牌效应，整合现有资源；打破翻译瓶颈，培养翻译人才；多手段传播，采取本土化、市场化手段，提高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实效。
——黄书芳.话语权视阈下中华文化典籍翻译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思考［J］.
中国出版，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