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笑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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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寿诗中茶与酒

到了1930年代,胡、周二人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实际已经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与谋。只是同在北大共事,加之昔日交情还不至于破裂,交往还是有的。

周作人到1934年1月13日为50虚岁,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做寿“做虚不做实”的习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体”的打油诗体式,于1月13日吟咏自己的五十大寿,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诗的大意说自己前世为出家和尚,今世却是人世间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窗下画蛇;玩骨董,种胡麻;若问这是为什么,请到寒舍一面品尝苦茶,一面听我闲聊罢。此诗表现了周作人五十虚龄时的心态与情态,可谓其后半生人生态度的一份宣言书。

诗中的首联,其实概括了周氏家族中一个流传的典故。据说在周作人出生当晚,一个族叔外出到半夜才回来,走近堂内的门时,他似乎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而周作人恰在此时降生,所以周作人常说自己是“老人转世”。但其族人们却以讹传讹,将“白胡老人”说成是“老和尚”了,因此后来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做的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诗’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这个典故。”

又过了两天,旧历15日(公历是16日)才是周作人真正的生日,他在家设五桌酒席宴请亲友,当日,他又用13日做的诗的原韵写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1月17日,胡适按照周作人原诗的“家麻”韵,学着古人酬唱和诗的模样,也写了一首“古体诗”。虽是“古体”,可格式之内的文字通俗明白,这对于一贯提倡白话文学,一贯标榜现代文学的胡适而言,可谓旧瓶装新酒,仍是新文化做派。诗云: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这首诗里,胡适调侃周作人,说他舍不得拿绍兴酒招待客人,只能泡苦茶装装样子。“吃肉应防嚼朋友”,则又使用了一个典故,来自周作人祖父梦后不敢吃肉,怀疑是故人回报的周家传说。当然,这也可见胡、周二人的交谊深厚,交情一般的友人不可能知道这些家族典故,更不可能信手拈来。第二天,胡适兴趣不减,又再依前韵和了一首五言诗,诗云:

 

老夫不在家,也不着袈裟。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这首诗不是写周作人的,实际上是胡适自说自话,给自己的自画像。但从诗中自况的一番景象,可以看到,与周作人的心态志趣是完全相反的。周氏在恬静淡漠的书斋生活中,俨然是位枯坐的老僧;而胡适依旧是爱憎分明、直来直去的新文化先锋、新文学斗士。“人间专打鬼”之句,表明了胡适的新文化立场,即要说人话,不要说鬼话;要大力推进现代性,而不是一味地怀古、复古,装神弄鬼搞复辟。“不敢充幽默”之句,表明了胡适的新文学立场,即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小品文创作相反,与其追捧的“幽默文学”之道不同,始终强调文学的通俗明白,且具备现代性的批判眼光,而不是一己之趣味、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周作人收到和诗后,2月2日又作(为适兄再续八句),诗云:

 

双圈大眼晴,高轩破汽车。从头说人话,煞手揍王巴。

文丐叫连天,诗翁满地爬。至今新八股,不敢过胡家。

 

周作人的续诗,在略微的调侃中,还是表达了对胡适的赞赏。3月5日,周作人又给胡适写信,抄送了他的“五十自寿诗”,以作留念。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收到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韵答之:

 

肯为黎涡斥朱子,先生大可着袈裟。笑他制欲如擒虎,那个闲情学弄蛇。

绝代人才一丘貉,无多禅理几斤麻。谁人会得寻常意,请到寒家喝盏茶。”

 

胡适日记中的这首诗,没有再寄给周作人。胡、周二人的此次自寿诗酬唱,算是轻松收场。从这首诗中,还是能看到,胡对周的某种期许,还是能体会到,胡对周的某种惋惜。胡期许的是,周能在书斋生活中,继续为新文学、新文人贡献力量,只要能“斥朱子”,“着袈裟”也不妨。胡惋惜的是,周的才识与能力绝高,却极可能在自怡自得的书斋生活中,逐渐丧失斗智,于当初二人共许的新文化运动而言渐行渐远渐无声迹。“制欲”与“闲情”,在胡看来,皆是斗志衰退、人将暮年的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