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

梁启超“非凡的精神活力”来源于他积极乐观的生存哲学和人生美学，可以概括为“生活于趣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学问之趣味》）虽然无论是在这段话里，还是在他的人生美学或者人们的诠释中，被特别强调的是“趣味”或“趣味主义”；但如果承认“趣味”的前提是“生活”，而“生活”的前提是“人”，那么，“生活于趣味”这一个动态的充满存在精神的概括，显然要比“趣味主义”更能体现梁启超的美学精神。

作为一种价值归宿，“趣味”的确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但对于“趣味”是什么，梁启超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从“生活于趣味”的立场出发，他描述的“趣味”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是“生趣”，一种“精神上的快乐”，昂然的生命活力。他指出，“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并以晋朝殷仲文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的感慨为例，生动地说明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这种消极的人生是趣味的反面，与之相应，趣味自然就是“生意”盎然，欣欣向荣。所以说，趣味的人生，首先应是积极乐观的人生。梁启超还指出，“无趣”的生活如同“石缝的生活”和“沙漠的生活”。如果说“沙漠的生活”接近于“干瘪”与“萧索”，那么，“石缝的生活”则指向另一层面：“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余地；又好像披枷带锁，永远走不出监牢一步。”（《美术与生活》）这种被禁锢、被挤迫，没有主动性、没有自由的人生，也是趣味的反面。所以说，趣味的人生，同时也应是自由创造发展的人生。而趣味人生的根底或者说条件，则是“无所为而为”，或者说是“知其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现代的说法叫做非功利主义。这种人生哲学是梁启超综合了儒、道、佛诸家学说而得出的一种积极入世而又不急功近利的思想。

“趣味”的理想境界是“生趣”或“生意”，它的现实意义则可以落实为“兴趣”或“兴味”，也就是一种兴致，一种喜爱关心的情绪。通过考察梁启超著作中关于“趣味”一词的使用频率及确切含义，可以发现，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趣味”一词的使用往往相当于“兴趣”或“兴味”。譬如梁启超曾说过，“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我所谓兴趣，是要没有反面的”。这里的“兴趣”和“兴味”都相当于“趣味”。又比如他说：“一个人于他的职业的本身自然要有浓深的趣味。”（《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这里的“趣味”也可以置换成“兴趣”。此外，他的史学著作及文化论著里面，大部分的“趣味”也相当于“兴趣”。

具体到文学艺术，“趣味”的意涵还相当于“情趣”、“旨趣”或者“韵味”。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能受到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的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通过“吟咏情性”的喻示，可以说，“兴趣”强调的是内心情趣受到外物的兴发感动而产生的一种感应，类似于禅宗的妙悟。梁启超就曾把这种感应说得更为直接明白：“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据此，梁启超便直接宣布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不过，梁启超对这种文学传统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其一，他强调感应效应产生的结果，即为“趣味”。他所论文学的“趣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创作主体来讲，是由作者内发的情感和他所受的客观环境感应而创造出作品的“趣味”；从审美主体来讲，是由欣赏者内发的情感与作品感应而感受到“趣味”。也就是说，其中包括了作品内在的趣味，也包括了欣赏者的趣味。譬如，梁启超读杜甫的《旅夜书怀》诗，就“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情圣杜甫》）；他还说过，“诗的趣味，最要涵养”（《〈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这都是强调作品所蕴含的旨趣或者韵味。他在论《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时，又说这种诗句“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发我们优美的趣味”（《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这里的“趣味”就是欣赏者潜藏的情趣被激发了出来。其二，他强调感应效应的内驱力，即他一再强调的“情感”。“情感”是梁启超极为看重的一个质素，也是深入理解“趣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