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记

1929年，56岁的梁启超因为医疗事故而英年早逝。如果说王国维的死是殉他所崇仰的文化，陈三立的死是殉他所崇仰的国家，梁启超的死则可以说是殉他所崇仰的科学。梁启超的离世充满悲壮色彩，不期而至的死亡使他充满生机的鲜活生命戛然而止。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大胆假设能够使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甚至深刻。设想活泼泼的梁启超如果没有被“科学”的手术刀误割了肾脏，洋溢着乐观精神的他将如何度过1937年、1945年、1949年呢？那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将与时俱进。或者从最低限度上讲，他绝不会自杀。因为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生命、对人生、对社会、对学问、对世间万事万物都欣欣然充满了浓厚趣味的人。

世人眼中的梁启超有诸多面相：有人视之为政治活动家，有人视之为思想家，有人视之为学问家，有人视之为宣传家。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梁启超的存在标志着一种积极人生，意味着对生命本体的敬畏和热爱，意味着对世间道义的探寻和担当。梁启超去世不久，《美国历史评论》介绍了梁氏生平，并认为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自成一格的文风”和“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固然是梁启超给时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但强调梁启超“非凡的精神活力”，可以说更是搔到了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