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城市文化的繁荣

城市文化至明代中期以后也得到高度的发展，而其繁荣是根基于物质基础。首先，印刷技术的进步对城市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宋代毕昇所用胶泥活字印刷的基础上，明代发明了铜锡活字印刷。明中期以后又发明了两色、三色甚至四色的套色印刷技术。(94)这些技术的改进带动了出版事业的发达。

明代嘉靖以后，刻书出版事业特别兴盛，当时刻书的形态有官刻、家刻以及数量最多，又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本，都是集中在大城市。明人胡应麟（1551—1602）《经籍会通》指出，当时刻书出版最重要的地区：“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闽本最下，蜀本行世已寡。”(95)清代书坊最多的城市则是北京、苏州、广州等地，南京与杭州则远不及明代。(96)之所以集中在大城市，自有其道理。如江南地区的刻书印刷事业之发达，就与当地刻工便宜、制纸制墨技术成熟以及文风鼎盛，以至于需求特别多有关。(97)明清出版事业发达的程度，据明人李诩（1506—1593）的形容：“余少时（正德嘉靖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未闻有坊间版，今满目皆坊刻矣”。(98)清人严有禧也说：“古人无自刻文集者，或当时或后世见而爱之，为之镂板。”“今人不自量其诗文可否，概为镂板。” (99)

明清时期城市内坊刻出版品的发达，其中涉及城市群众集体抗议行动的，就是小说与戏曲。小说的普及流传应该是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城市内通过说书人与租书的方式流传甚广。(100)据明人姜南说：“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次之。”(101)小说普及后，也出现士大夫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如明人张大复（1554—1630）就说：“庄生、苏长公而后，书可读可传者，罗贯中《水浒传》、汤若士《牡丹亭》。”(102)刘继庄（1648—1695）相信就社会功能而言，小说可比之为古代的诗与乐，而戏曲可比之为古代的史书与春秋。所以作了以下的结论：“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强调戏曲小说还具有教化大众的重要功能。(103)小说的内容也常见对时事的记载与批判，尤其是明末清初流行一时的时事小说，就是最好的例子，反映了当时的大众心态。

关于戏曲的发展方面，明末出现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家，而且在城市产生许多有名的戏班，如兴化、华林班。尤其在江南地区特别盛行，这也是因为江南自明中期后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使当地人具有相当大的消费潜力。(104)据估计，在明末苏州有超过三十个以上的大戏院，雇用的戏子优伶及相关工作者超过三千人以上。(105)清代苏州当地，“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106)。一般戏场下面的观众大都是不分任何阶层的，民众对上演的戏码与剧本也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更甚者有如《陶庵梦忆》所记浙江会稽县严助庙会演戏时，“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荆钗之名起此”。(107)戏剧对人民的影响也不小，清代借戏会时集聚群众叛乱的事例屡见不鲜。(108)如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骚扰湖南省的末期，湖南出现了青龙会组织，此一集团即以演剧来吸引群众，无怪乎地方官对戏剧会如此敏感。 (109)

另外，城市可以说是新闻传播的中心，传播工具包括了官方的邸报、民间的报纸、军事专用的塘报，以及带有社会批评与舆论性质的揭帖、歌谣诗文等等。就传播的速度与效率而言，官方的邸报由京城发出，在接近京城的地区大约五天左右可收到，而较偏远的省份则约数月才能收到。(110)隆庆、万历年间，北京与江南地区民间盛行抄报行，其传播新闻的速度甚至比邸报还快。 (111)

类似大字报的揭帖，通常挑选交通要道“榜之通衢”，以使群众知悉。揭帖在明初本只是内阁直达皇帝的一种秘密文件，到天顺、成化年间就出现私揭与匿名揭帖，但还只是用来攻击权臣、权挡或作为官僚间互相批评的工具。(112)此后逐渐民间化而更趋繁盛，蔚为风气，尤其是万历以后，即使皇帝多次下令严禁，仍无法根除。(113)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北京流行造伪投匿，阴肆挤排，甚且有明粘揭帖于官府，公行要挟之举。(114)这虽是官方的说法，但换一种角度来看，这显示揭帖已成为民间裁量政治，抨击贪官为非作歹的舆论工具，尤其以生员最为擅长。福建的崇祯《长乐县志》指出当地：“士民多好匿名诬谤，甚而有显攻其上者。”(115)至清代此风仍盛，如康熙《嘉定县志》云：

嘉民素称淳朴，然小人好诽谤，匿名谤帖，长满街衢。时侍御尝言之矣，所谓少侮长、贱凌贵、冒上无等，此其俦也。士人好讥弹，刻核之下，几无全人。须尚宝（笔者按：须之彦，嘉定人，万历進士，仕终尚宝司少卿）常言之矣，所谓借言清议，实淆公道，殆有甚焉。 (116)

康熙五十三年（1692）御史赵弘燮就说，当地有奸徒暗结地方刁棍，喜欢吹毛求疵，凡见地方官员一有过误，则张大其词，或是遍贴揭帖批评，或是赴在京衙门捏词越告。 (117)

歌谣诗文与戏剧亦有相同的作用，明朝都察院御史还上奏声称：“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遍布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桑木。”(118)指出近来童生或生员之辈，喜好攻讦地方有司，以作为报复仇嫌的手段。其实歌谣诗文与戏剧在明清的发展，已成了民间批评时政、讽刺官员乡绅的一种舆论工具，尤其是在江南地区甚为风行。(119)明人伍袁萃的《林居漫录》说到苏州的士风：

近来士风恶薄，吴中尤甚，稍不得志于有司及乡衮，辄群聚而侮辱之。或造为歌谣，或编为传奇，或摘四书语为时义，以恣其中伤之术。 (120)

总而言之，晚明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出版文化之发达，促成社会舆论的形成、发展与传播，走向一个新纪元。起初是官员之间的攻讦，或是生员、举人辈对官员的批评，就像明人庞尚鹏曾上疏提到：

今天下士风薄恶，日益月甚。自臣所亲见者言之，署丞衔知府而刊飞语，生员毁提学而编戏文；举人构怨于曹郎，辄刊《贫女叹》；尚书积憾于巡按，乃著《猛虎篇》。其他或为民谣，或称俚语，诞妄不根，更相传报。 (121)

后来逐渐地成为民间舆论的传播媒介，与集体抗议时动员群众的工具。

城市内的通俗信仰也很特殊，有渐渐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倾向。如五通神在南宋由商人传入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并在城市内外广受民间崇祀。但五通神却是一个具有凶暴、贪欲，又能给人无法预知的财富性格的神袛。虽经官方禁毁，但仍有商人铺户祀奉五通神，以为财富是来自此神。这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下的一般人，尤其是城市内的商人，对财富的不安全感，相信惟有靠神明的力量才能致富。 (122)

官方在城市内所设立的官方神袛，也有类似的倾向出现。如城市内的城隍神。在明太祖于洪武二年（1369）与三年分别下令改制，命令全国广建城隍庙，将城隍庙普遍纳入国家祀典中，毁原有的神像而改为木主牌位，并进一步塑造城隍神建置的金字塔等级架构（都—府—州—县），可以说把城隍神塑造成一种儒家式的神袛。(123)而且官方的祀典仪式是固定的，而民间通俗信仰的建醮仪式则有流动性的巡境仪式。但是人民不久又恢复原来的神像，城隍神愈加人格化，而且官方祀典仪式的重要性渐趋式微，反而发展成民间信仰的巡境与解钱粮的仪式（参见第五章）。

文庙亦有类似的变化。明初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地方上普设学校，学校由教室与文庙两部分构成。文庙设立的目的，是在强调对圣人的崇敬，以及对官方理想道德之尊重，并利用文庙以控制官僚的精神与思想。(124)但是文庙随后发展成为生员聚众抗争的场所，而孔圣人之木主牌也成了生员用以抗争及表达不满的工具（参见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