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明清城市的发展，大致的趋势是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达到一个高峰，大小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皆有增长。至明清之际，因为天灾人祸，城市发展因而中衰，直到清雍正年间才恢复明代的水平，至乾隆时又进入另一个高峰期。
城市内的社会结构随着城市化以及社会分工的需要而渐趋多元化。城市社会出现了复杂的阶层分化，包括绅士层、商人层、浮游阶层等。他们组织了各类社团，如商人会馆公所、士大夫的社，尤其是浮游阶层的社团组织最为复杂，有讼师集团、打行与访行、奴仆的“会”“班”与“党”等等。除了这类横向联系的社团组织外，还有上下阶层纵向联系的社团组织。在明清的许多城市集体行动中，多可以看到这些人参与的踪迹，而其社团组织也曾在集体行动中发生重要的影响力。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城市奢靡之风。这股风气先由城市传到关厢与市镇，再影响到周围的农村。而且奢侈消费风气波及到社会的下层，使过去官方所订立的身份等级制度崩解，形成所谓的“僭越”之风。社会既有的贵贱尊卑长少之分的社会秩序，也受了影响而有崩解的倾向。而且人民对城市的观念亦有改变，不再把城市当成权威所在地而视为畏途，反而是“健讼”之风渐起。这看似不正常的情形，其实是城市发展下的新风气，也突破了旧有观念与社会秩序的枷锁。明清所以会在城市发生许多集体行动事件，也是因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一改过去对城市官府的敬畏感而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末清初许多反地方官事件的出现，是直接打破权威的行为。
城市的文化也在这时有了进步，尤其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出版事业及新闻传播工具的多元化，城市的通俗信仰也盛行起来。这不只是代表了城市文化的进步，而且对明清的城市集体行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小说与戏曲表达了城市人民的舆论与心理的不满，城市的传播工具，如揭帖、歌谣与诗文成了集体行动动员群众的工具，而城市的民间信仰更成了集体行动中群众用以抗争的工具。
以上这些明清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城镇的例子，提供了城市群众可以聚众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有助城市民变行为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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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冈、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货复刊》卷13期3—4（1983），页9—31；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1992年2期，页5—18。以上二文皆收入氏著之《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1995）一书。但是梁庚尧则指出赵氏对南北宋城市人口的估计过高，尤其是都城之人口数，而且就苏州而言，自宋至元城市人口比例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参见氏著《“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读后》，《食货复刊》卷13期3—4（1983），页31—37；《宋元时代的苏州》，《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1期（1982），页225—325。
(2) 参见龙登高：《江南市场史：11至19世纪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页56—58；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页424—42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757；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409—417；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卷16期2（1978），页26—47。
(3)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洪武三年九月甲寅条，页1098，
(4)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丙辰条，页1183，
(5) 嘉靖《淮扬志》（清光绪二十一年影印嘉靖二十一年修本），卷八，页30b。
(6) （明）王锜：《寓圃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页42。
(7) 万历《杭州府志》（万历七年刊本），卷一九，页8a—8b。
(8)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页1—30。
(9) 戴均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页257—258。
(10) 同第28页注⑤。
(11)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收入《四库珍本二集》第1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页60上。虽然此书所描写的是天启年间的景象，但苏州城市经济的恢复当更早于此时。
(12) 有关皂隶与马夫纳银化的时间，据山根幸夫的研究指出，皂隶是在宣德年间纳银化，而马夫是在成化七年开始纳银。参考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開》（東京：東京女子大學出版會，1966），页160—163。
(13) 夫馬進：《明末の都市改革と杭州民變》，《東方學報》第49号（1977），页215—262。
(14) 徐泓：《一条鞭法》，《经济百科全书》第一编《经济史》（台北：联经，1986），页1—8；梁方仲：《一条鞭法年表》，《岭南学报》卷12第1（1952），后收入氏著：《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485—576。
(15) 王方中：《明代一条鞭法的产生及其作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页183—187。
(16)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1994），页196。
(17) 万历《扬州府志》（万历二十九年刊本），卷二〇，页5a。
(18) 参考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页154。
(19) 关于临清城市的发展，参见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历史地理》第3辑（1983），页115—120。
(20) （清）刘廷献：《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四，页200。
(21) （清）夏琳：《海纪辑要》，收入《台湾文献丛刊》第2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戊午，明朔永历三十二年（1678），页59。
(22) 参见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一文。
(23) 如乾隆年间，苏州“聚城之户，十万烟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万”，城区人口超过五十万人。扬州由于盐业的兴旺，“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汉口在乾隆时“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号称“九省通衢”。南京城不下八万余户，大约四到五十万人。广东佛山镇也达数十万人，为“岭南一大都会”。参考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页221—222，226—229。
(24) 雍正《黔阳县志》（康熙五年原刊本，雍正十一年增补本），卷三《市镇》，页10a—11b。其他数据还有康熙《宁乡县志》（康熙四十一年刊本），卷三《建置志》，镇店条，页71；康熙《临武县志》（康熙二十七年刊本），卷三《街市》，页16a—16b。
(25) 雍正《灵山县志》（雍正十一年刻本），卷二《墟市》，页2。
(26) 参考李华：《明清广东墟市研究》，《平准学刊》（北京：1989），第4辑，页315—321。华北的例子可以参考山根幸夫：《明清時代華北における定期市》，《史論》第8期（1960），页493—504。又收入氏著：《明清華北定期市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页1—25。
(27) 乾隆《杭州府志》（乾隆四十九年续刊本），卷三《风俗》，页2a—2b。
(28)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万历三十九年刊本），卷八七《刘处士墓志铭》，页23b—24a。
(29)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15编第7册（台北：新兴书局，1977），卷一三，页111—112。
(30) （明）顾炎武：《肇域志》（明蓝栏抄本），第9册《浙江》，页82b，亦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
(31) （明）陈继懦：《见闻录》，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4编第6册（台北：新兴书局，1974），卷七，页3835。
(32) （清）陆文衡：《啬庵随笔》（台北：广文书局，1969），卷四，页10a。
(33) 崇祯《松江府志》（崇祯三年刻本影印），卷七，页28a—28b。
(34) 石锦：《明清时代桐乡县社会精华分子的社会组成和变化稿》，《汉学研究》卷3期20（1985），页739—767。
(35) （明）范守己：《曲洧新闻》，收入《御龙子集》（台南：庄严图书公司据重庆市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八年侯廷佩刻本印，1997），卷二，页14a；（明）沈铁：《劾贪婪抚臣疏》，收入康熙《衡州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清康熙十年刻、二十一年续修本影印，1988），卷一九，《艺文志·疏》，页48b；（明）于慎行：《谷山笔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四，《相鉴》，页39。
(36) （明）黄省曾：《吴风录》，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6编第5册（台北：新兴书局，1985），页165b；（明）于慎行：《谷山笔塵》，卷四，《相鉴》，页39。
(37) 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页140—155；郭英德：《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页27、28—34。
(38) 《复社纪略》就曾提到复社领袖张溥等驱逐魏忠贤遗党顾秉谦的檄文，以及张溥令门人驱逐吴郡司理周之夔的事实。参见（清）陆世仪：《复社纪略》，收入《明代传记丛刊》第7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卷一，页548；卷二，页569—571。并参见本书第八章。
(39) （明）马士奇：《澹宁居诗集》（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清乾隆年间刊本影印），卷九《上任文水按台书》，页12。
(40) 参考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東方學報（京都）》第52期（1980），页597—602。
(41) （明）李腾芳：《渌口把截靛船公牍》，收入（清）罗汝怀编：《湖南文征》（清光绪年间刊本），明文，卷五〇《公牍》，页5a—6a。
(42) 川勝守：《明末清初の訟師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9号（1981），页111—129。
(43) 如在福建的方志中常指出当地好兴讼即因讼师从中带领，如延平府的万历《将乐县志》，卷一《土风》，巡按御使杨四知渝民息讼告示，页2—5；又如上海健讼之风，据《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页2634—2635，即说此风“原系东土讼沈姓者启之，其后遂成通患”。
(44) 《申报》光绪二年九月十一日《论士习》一文中指出，既得一衿（生员），就得靠包榄漕米与挑唆词讼为能事，若安份守已，则“人皆笑为无能之人”。
(45) 《明英宗实录》，卷三四，正统二年九月壬寅条，页663.
(46) 《西江政要》（清江西按察司衙门刊本），卷三六，嘉庆二年，按察使汪严禁地方弊端条示，页1—2。
(47) 万历《邵武府志》（万历四十七年刊本），卷一〇《风俗》，页6。
(48) 崇祯《太仓州志》（崇祯十五年刊本），卷五《方俗志》，流习条，页5b—6a。
(49) 夫馬進：《明清時代の訟師と訴訟制度》，《中國近世の法制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页468—470。
(50) 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页84—85。
(51) Fu-mei Chen & Ramon H. Myers,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a Sinica, 1989), pp. 317-341.
(52) 方志中会馆的资料常隐藏在坛庙寺观等卷，如江西、福建、广东、陕西会馆通常称作“万寿宫”、“天后宫”、“南华宫”、“武圣宫”等。参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话》（台北：学生书局，1966），页68—69。
(53) 参看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表一，页61—67。
(54) Liu, Kuang Ching,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5.1 (1988): 1-23；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话》,页101—114。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79-285.
(55) （明）佚名编《万历邸抄》（台北：古亭书屋据“中央”图书馆藏明抄本影印，1968）,万历十二年十二月附录条，页143—145，指出访行是由“衙门积棍及市井无赖之徒”所组成。
(56) 如湖北麻城县的里仁会、直道会，江苏太仓州的乌龙会，江苏溧阳县的拼党，以及金坛县的削鼻班。
(57)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页2632。
(58) 康熙《嘉定县志》（康熙十二年序刊本），卷四《风俗》，页4—5。《云间据目抄》也有记其活动，见上注。
(59) 参见和田正廣：《明代窩訪の出現過程》，《東洋學報》第62期（1980），页71—98；蔡慧琴：《明清无赖的社会活动及其人际关系纲之探讨——兼论无赖集团：打行及窝访》（新竹市：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页267—280。
(60)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收入《涵芬楼秘籍》第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摘钞上，“明季缙绅田园之盛”，页6。（明）徐复祚着：《花当阁谈丛》（台北：广文书局，1961），卷三《钱御使》，页10。
(61) 《明世宗实录》，卷四七八，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丑条，页1—2，又崇祯《嘉兴县志》（崇祯十年刊本），卷一五《里俗》亦有打行歃血结盟之记载。
(62)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卷一一《刑名部》，禁打架条，页20。
(63) 明末在江南成功地惩治镇压这类人的官员，有万历年间的长洲知县胡士容、巡按邓澄，崇祯年间的御史祁彪佳以及司理倪长圩等，事见（清）郑敷教撰《郑桐庵笔记》，收入《乙亥丛编》（台北：世界书局，1976），页195—196。又（明）何三畏：《云间志略》（台北：学生书局，1987），卷五《郡侯绳斋许公传》，页353—354，记载万历年间任职松江府之许维新如何管束打行、赌博与奴仆之辈。又前引《云间据目抄》亦记苏州知府詹公重惩打行辈叶姓者，虽然“众始称辑，然不过大车之风，终非格心之化。”
(64) （明）许敦俅：《敬所笔记·纪世变》，收入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附录》，页320。
(65)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收入《四库善本丛书．初编》史部第25册（台北县板桥市：艺文印书馆据昆山图书馆藏涵芬楼印本影印，1959），《湖广下·承天府志·李维桢参政游朴大政记略》，页40。
(66) （清）阙名：《虞谐志》，收人丁祖荫辑：《虞阳说苑》乙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民国二十一年虞山丁氏缃素楼排印本），《序文》，页1b；《访行传第一》，页1b—2a。
(67) （明）马士奇：《澹宁居诗集》，卷九《上王玄冲按台书》，页8。
(68) （清）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页578。在《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页3036—3037，记嘉靖十六年城市无赖、奴仆与讼师合作讦告之实例。
(69) 康熙《崇明县志》（康熙二十年刊本），卷六《风物志》，习俗条，页3b。
(70) 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流习条，页6a—6b。
(71) （清）顾公燮：《丹午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页188。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习俗条，也说打行因“国朝屯宿重兵，若辈衰息”。又嘉定县的《南翔镇志》（民国十三年刊本），卷一二《纪事》，页5a—5b，云当地打降在康熙、雍正年间经县令勒石严禁后渐消沉，同县之乾隆《真如里志》（据乾隆三十七年刻本影印），卷一《风俗》，页2a，也说当地打行、讼师与访行至乾隆时已渐敛迹。
(72)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27册，雍正十二年十二月李兰奏，页496。
(73)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第39辑，页660—662。
(74)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页32—34。
(75) 《明熹宗实录》，卷三二，天启三年三月癸巳条、壬寅条，页1614—1616、1633—1634。
(76) （清）阙名：《虞谐志》，《豪绅列传第五》，页14a—b。
(77) （清）褚人获：《坚瓠九集》：《笔记小说大观》续编第14册（台北：新兴书局，1962），卷二，打行条，页4—5，引《亦巢偶记》。
(78)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67—1968），第15辑，页208—209。
(79)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台北：源流，1983），卷三，《论议说》，页84—85。
(80) 万历《新修余姚县志》（明万历刊本），卷五《舆地志五》，风俗条，页160。
(81) 康熙《常德府志》（清康熙十年刊本），卷一《风俗》，页1b。
(82) 同治《长沙府志》（清同治九年刊本），卷一六《风土》，页12b。
(83) 万历《建阳县志》（收入《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卷一，页286。
(84) 嘉靖《隆庆志》（明嘉靖刊本），卷七《风俗》，页14。
(85) 同治《醴陵县志》（清同治九年刊本），卷一《舆地志》，风俗条，页9a。
(86) 参看拙作：《明清湖南市镇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之变迁》，《九州岛学刊》卷4期3（1991），页66—67。
(87) 参见拙作：《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中研院”、联经，2007），第一章，第二节。
(88) 参考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89) 同治《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卷一，页11引嘉靖《上海县志》。
(90) 万历《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上》，城池条，页325—326。
(91) 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页9。
(92) 嘉靖《邵武府志》（明嘉靖刊本），卷二《地理·风俗》，页45a—b。又嘉靖《安吉州县志》也记当地在嘉靖以前人民“至或老死不识城市”，但“乃今视数十年前，其时变儇靡何如矣”。
(93) 当然各地告讦健讼之风的盛行，还有一些个别的原因，如松江府地区与巡抚海瑞的鼓励有关。参见（明）范濂：《云间据目抄》，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22编第5册（台北：新兴书局，1978），卷二《记风俗》，页2632—2634；（清）徐树丕：《识小录》，收人《笔记小说大观》第40编第3册（台北：新兴书局，1985），卷一《海忠介》条，页106—107。
(94) 明代的活字印刷有木活字、铅活字与铜锡活字，大约都在弘治以后开始出现，虽然明代印刷的主流仍是雕版印刷，但是到清代雕版印刷已渐衰微，而活字印刷则渐渐流行。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339、547。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91—296、358—360。
(95)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台北：世界书局，1963），卷四，《甲部·经籍会通》，页55。
(96)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页546。
(97)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页65—128。又江南刻书工匠极有名者，亦能得到士大夫尊重，如穆大展“挟技多从上大夫游”。见清人彭元瑞著：《恩余堂辑稿》（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道光丁亥年刊本），卷一《赠苏州刻工穆大展序》，页35b—36a。
(98)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33编第2册（台北：新兴书局，1983），卷八《时艺坊刻》，页334。
(99) （清）严有禧：《漱华随笔》（台北：广文书局，1969），卷一《刻诗文》，页14a。
(100)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29—37。
(101) （明）姜南：《洗砚新录》，收入《续说郛》（台北：新兴书局，1964），卷一七，页733。
(102)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五四《张元长墓志铭》，页1359。
(103)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页107。
(104) 据学者估计在17世纪时，至少有150种以上的新剧出现，而当时至少有374家书肆大规模地生产小说与剧本，平均每册价值15到30文钱。参看Chun-shu Chang & Shelley Hsueh-lun Chang,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Li Yu's Worl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p.160-161.
(105) Chun-shu Chang & Shelley Hsueh-lun Chang, pp.158-159.
(106) （清）钱泳：《履园丛话》（台北：大立出版社，1982），卷一《旧闻》，安顿穷人条，页26。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钞》，卷上《苏俗奢侈》条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107) （明）张岱：《陶庵梦忆》（台北：汉京书局据粤雅堂丛书本点校，1984），卷四《严助庙》，页84。
(108) 相田洋：《清代における演劇と民眾運動》，《木村正雄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東京：同编集委員會，1976），页389—410。
(109) （清）毛鸿宾著，孙葆田编：《毛尚书奏稿》，收入《清末民初史料丛刊》第42种（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宣统二年刊本影印出版，1969），卷一〇《拿办益阳青龙会匪情形片》，页965。
(110)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页231—240。又报纸实际的传播事件，参見岸本美緒：《崇禎十七年の江南社會と北京情報》，收入氏著：《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页143—196。
(111) 明人于慎行曾云：“近日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传者。”这皆是“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所为。见（明）于慎行：《谷山笔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11《筹边》，页127。
(112)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页231—240。
(113) 神宗与熹裹宗时都曾严禁，甚至有官员因之受处分，但仍无法根除此现象。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二，页5828；《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五，页7782；《明熹宗实录》，卷二一，页1047；《明熹宗实录》，卷三五，页1825。
(114) 《明神宗实录》（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卷五〇〇，万历四十年十月乙亥条，页9454—9455。
(115) 崇祯《长乐县志》（明崇祯十四年刊本），卷一一《丛谈》，页7。
(116) 康熙《嘉定县志》（康熙十二年序刊本），卷四《风俗》，页6b—7a。
(1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1985），第6册，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赵弘燮奏，页585。
(118) 《明穆宗实录》，卷二四，隆庆二年九月壬戌条，页656。
(119)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22编第5册（台北：新兴书局，1978），卷二《记风俗》，页2635。记载松江府当地虽古有歌谣词曲的传统，但是近年特甚，尤其是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就会有人将其事编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又明人沈长卿的《沈氏弋说》，卷四《戒浮薄》中，也记当时“偏毛举他人之隐过”，“造为歌谣，编为杂剧，以播扬之”的风气。转引自王利器编：《元明洁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264。
(120) （明）伍袁萃：《林居漫录》（台北：伟文图书公司据“中央图书馆”藏本影印，1977），卷三《前集》，页3b—4a。
(121) （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129册（台南县：庄严出版社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七年庞英山刻本印，1997），卷二《绳薄俗以正风气疏》，页26a。
(122) Richard von Glahn, "The Enchantment of Wealth: The God Wuto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Jiangn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2 (Dec. 1991), pp.651-714.
(123) 濱島敦浚：《明初城隍考》，《稷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汲古害院，1988），页348—356；《明清江南城隍考》，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编：《中國都市歷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8），页218—231；濱島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2001），第四、五章。
(124) Stephan Feuchtwang, "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607-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