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清城市社会风气与观念的变化

随着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大量的财富与物质蓄积于城市，使得城市成为休闲娱乐与奢侈消费的中心，城市的社会风气遂渐渐由淳朴走向奢靡。城市可以说是奢侈风气的起始地，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归有光（1506—1571）就指出江南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大抵始于城市，尔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79)万历年间刊行的《新修余姚县志》，也说当地“邑井别户”，无论在服饰上“岁变进新，务穷珍异”，或饮食上“无论穷海极陆，八珍四鼎之奢”，都相当可观。(80)在城市的富民、商人与士大夫带动风潮下，奢侈之风逐渐蔓延开来。城市中风气的变化，又先传播到城市周围的关厢，如康熙湖南《常德府志》说：“近者里閈厢市，奢纷相尚，裘马逞豪，峻宇雕墙，讴歌弦管，一切华美粉饰，皆非土著所为。”(81)市镇又成为城市社会风气传播到乡村的中介者与中间站。同治《长沙县志》也记载道：“繁会之区，耳目渐昵。衣必绮罗，出必舆马，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故近市镇而拥素封者，间亦有之。此习与时移，亦有不尽古若者也。” (82)

最后，这种奢华的风气就散播到整个乡间社会。万历福建《建阳县志》，指出当地“迩来骛于浇漓，渐于侈靡”，“乡都之间视坊邑差胜，而巨村大姓，辗转效尤，余亦渐染成俗”(83)。华北直隶的隆庆州，据嘉靖时的州志说：“近来生齿益繁，逐末者多，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好为华饰。”(84)湖南的同治《醴陵县志》也说：“村落零星散处，旧时宫室尚朴质，不加雕采，衣多布褐，器用缶，燕会肴馔丰俭得中。今则日趋华侈。富家多事土木，衣服器用喜新巧，春酒社饭，类用珍错。附郭尤甚，相习靡然，大失古意。”(85)所以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论述，归纳出社会风气传播的方向如下： (86)

晚明以后的奢侈消费风气与前代比较，最大的差别就是过去的奢侈行为，大多只限于上层社会的极少数人，如高官贵族或少数的大富豪；然而晚明的奢侈风气，却是普及到社会的中下层。就算是一般的奴仆商贩或是市井小民，都有经济能力效法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显示下层社会的消费能力大增。所以许多士大夫的文献对奢侈消费的现象，常用“僭越”或“僭拟不可言”来形容当时一般百姓的奢侈消费，违越了原来政府规定的身份等级制度。 (87)

可见财富与经济的利益已不是官绅阶级所独有，城市内从事工商业致富者日众，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已可与官绅抗衡，不但社会地位已经提高，甚且也与士大夫阶级争夺文化的领导权。(88)于是社会上的观念改变了，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指标不再只是仕途功名，而是财富的多寡。而且有钱人的消费能力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使更多如优伶、妓女以及奴仆等等职业的人，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难怪嘉靖《上海县志》的作者叹道：“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 (89)

“僭越”不但是指奢侈风气的普及，也是指整个社会原有的尊卑、贵贱、长少之分的社会秩序有了变化。这也是写作方志的士大夫常常提到过去“贵贱有等”、“安分守里”、“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已经受到挑战而变成“少侮长，贱凌贵，冒上无等”、“尊卑无别”之社会失序现象。例如万历《泉州府志》指出城市内社会风气的变化如下：

城池为保障所从来矣，往四郊多垒，城中危急，家自为守。……无亦世风未漓，人心犹朴，上下相安，大小相恤，故足赖也。今侈竟成俗，强能侵弱，贱亦妨贵。闾里之间，无赖成群，小奸大奸之状，万一有他，谁非乱萌。 (90)

城市百姓对城市内官衙的权威感，也几乎在同时发生了改变。万历《杭州府志》曾说当地：“成化、弘治盛时，杭民仍有老死不识县官者，淳朴之风犹可想见。”即使是士大夫“以获讼造庭者，蒲伏不敢出气，其驯良畏法如此”。(91)早期无论是居住在城市的人民，或是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对城市与城市内的官府衙门都有敬畏感。但是随着农民渐渐地频繁出入城市，城乡关系渐形密切，人们的观念也开始转变了。嘉靖《邵武府志》就说道：

正德以前，民皆畏官府，追呼依期而集，无事棰楚，城中民或不识府县门，村民有老死不识城市者，讼绝无而仅有称，为民淳事简焉。今逋负争讼，至刁惯不畏官府矣。盖抚之非道也，抑亦世变之趋与。 (92)

这已显示，福建邵武府于嘉靖年间伴随着城市化以后，人们已有“健讼”与不怕官府的情形出现了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