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人口集中于城市，也造成城市社会的变化。人口移入城市后，从事的行业也有变化。如明代后期的杭州“杭俗之务，十农五商”(27)；湖广竟陵县东六十里的皂角市，在明代后期几成为拥有三千余人的巨镇，“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28)。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对当时江南的情形说道：

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29)

这反映出自正德以后的四五十年，约当嘉靖、隆庆年间，农村已有许多人口流向城市，并且以从事工商等行业为生，在江南更有大批人投入官府衙役，或投身乡官家为奴仆。 (30)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乡绅与士大夫们对城市与乡村的居住质量之看法也有了改变。明代多少还有传统田园耕读的想法，如松江府华亭县人陈继儒（1558—1639）主张：“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乡村。”(31)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居住的现象则无法阻挡，清代苏州府吴江人陆文衡（1587—1665）说：“今人以居于城市者为文雅，以生于乡村者为鄙鲁。”(32)由此可见城市渐成人们向往的居住地，甚至连绅士与士大夫都渐渐地迁移至城镇居住。如松江府地区，以前“乡士大夫多有居城外者”，“今缙绅必城居”(33)。城市内也成了绅商富民移住的地点，这是过去日本学者所谓“乡绅论”的内容之一。

这种乡绅城居化的现象，由明入清之后更为明显，即使在市镇都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出现变化，而且乡绅移居城市后从事的职业有更多元化的现象。(34)明初还少见士大夫从事工商业，可是到明中叶以后，就有不少士大夫家经营工商业。较著名的例子如嘉靖时家居湖州的礼部尚书董份（1510—1595），除了有拥有大量田产之外，“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万历时任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秦耀，以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每铺不啻二三万金”。首辅徐阶（1503—1583）在位时，于其家乡华亭县内，“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35)。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与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只像董份、徐阶这类高官，即使是一般的士大夫之家，亦多从事工商业者，当时人就常指称：“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其术倍克于齐民”；“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36)。

士大夫与文人在城市有各种结社或会，除了纯粹的文社、诗社与讲学会外，还有慈善救济功能的善会，游戏怡老的会社，更有政治性的结社。(37)尤其是明末复社，甚至曾发动群众反乡绅与驱逐地方官。(38)而一般乡绅对地方上的事务有意见时，亦会在地方城市内的城隍庙或文庙集会讨论，即所谓“绅士公议”。如有救荒之议、平粜之举等等，由绅士公议，“从诸绅酌定数款，期于分界而任之，合志而营”(39)。万历十五年（1587）苏州吴江县因为水害，而有乡绅、举人、生员等群聚于城隍庙，协力誓言要求知县减免赋税。康熙初年的苏州昆山县也是“邑有大事，邑令集士大夫于明伦堂，考询得失，定而后行”(40)。又如湖南湘潭县当地“县官与绅士公议，借诸商人牙用，以代公家之急，行之数年颇不失事”(41)。

另外，还有一批下层的读书人，如生员、监生或武生等，在科场仕途渐窄的情况下，走向了讼师一途。讼师原本在宋代即已出现，但是到明朝中期以后，因为担任民间纠纷调解人的里老人制，已渐渐走向崩溃，讼师就填补了这个处理诉讼的空间。(42)在城市经济繁荣下所形成的“健讼”风气，即是由讼师所助长。(43)尤其至清末，生员反而以讼师自居了。(44)早在正统年间就有讼棍结盟之事，如丹涂县有徐义等数人“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还有绰号“猛利虎”、“言利鹦鹉”等，“唯持人长短，告讦以取钱帛”(45)。他们通常与歇家（即歇店）勾结或自己开设歇店，因为“乡民赴控者必须先投歇家讲定，方可递状”(46)。他们便借机包揽词讼。至于歇家也多有衙役加入，如福建的万历《邵武府志》就说：“本邑嚣诵，恃有歇家，歇家半属衙役，多方交构，主司告讦，或两欲息而鼓之。”甚至“为首者曰主公，为从者曰骡脚，私立名号，十百胥靡”(47)。崇祯末年太仓州有讼师联合衙役等人，组织成“春状行”，专门代人告春状。(48)至道光年间，还可以看到讼师设立自己的会馆，如湖南会同县城东街文庙门口的仓颉庙，即当地讼师结党于道光十四年（1834）建成之会馆。讼师主要活动的地点，就是在城市与乡村的镇、市、集、铺等地域中心。 (49)

商人的社团，除具有地域性而较非正式的“商帮”之外，万历以后在全国的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会馆公所。商人会馆公所的宗旨大多是“联乡谊、祀神袛、办善举”，如此有助于降低政府结社法令干预的风险。(50)其实背后的动机则与促进其商业利益有关，学者亦指出会馆公所对降低其商业交易的成本有很大的作用。(51)值得注意的是会馆公所成立之前，商人常是以庙宇作为集会场所，所以城市内的某些庙宇往往就是会馆公所之所在。(52)会馆公所“祀神袛”的活动是凝聚社员的重要仪式。因为会馆公所的演变，渐渐由地缘组织转变成业缘组织。从他们祀神的对象来观察，以苏州为例，也可以看到在十六七世纪时，崇祀地域性神袛比例颇高，到18世纪以后则崇祀行业神较多。(53)到19世纪，会馆公所出现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如前述，渐渐由地缘组织转变成业缘组织，而且业缘性的会馆公所由不同地域的同业，逐渐合并为单一的同业公所。其次是同地域的小会馆有逐渐合并成一省级或跨省级会馆的趋势，如山陕、闽赣、宁绍会馆。 (54)

在城市内可以见到各类人，上至乡绅、生员、商人，下至浮游阶层的衙役胥吏、讼师、打行、奴仆、帮闲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各有各的社群组织或社团，而且他们都依附于城市经济。城市中下层社会的无赖浮游阶层也有其社团组织。如无赖组织的“打行”，衙役胥吏有“访行”与“窝访”的组织(55)奴仆有“班”、“党”或“会”等等。(56)关于这些组织形成的原因，记载松江地区史事的《云间据目抄》一书曾指出：

此辈皆由三十年来承平生育，兼以生计甚难，祸心日炽。若更遭倭乱、兵变，则乘势猖獗，必有不可胜道者。 (57)

明末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城市人口更多非传统农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依附于城市经济的投机事件，这类无赖集团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他们在城市内活动的种类，如打行从事包揽钱粮、护卫、报仇、强索路税、索诈等等(58)；窝访与访行专打听官府阴事与绅士行为，以为诬陷势豪绅士与挟制长官(59)；至于投靠乡绅的奴仆“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60)。他们的组织成型时，都有歃血祀神仪式，这是源自古代侠士集团。《明实录》中记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在苏州发生了一次都市暴动，就是号称“打行”的无赖所为。他们“相与歃血，以白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61)。至清代多称之为“打降”，其组织仪式亦是如此。《福惠全书》也提到康熙年间吴越等地之打降辈“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62)。这类组织形态也与庙会祈神的活动有关（参见第五章）。

这样的城市无赖组织，虽然在明末有少数地方官能够镇压，但终未能杜绝。(63)这些人渐渐地互通声息，而且又与讼师相勾结。嘉靖海宁县袁花镇人许敦俅（1541—1611），在其《敬所笔记》中指出一些旧家子弟沦落城市内为人作状，且与无赖光棍结党：

更有旧家子弟，幼习举业，不成家事，沦落无依，农工商贾，不屑为之，妻奴衣食，何以为生。头带方巾，身着长衣，假作斯文体态，与镇上光棍结为弟兄，遇人家有争斗，挨身处事，索其谢礼，若有构讼，攘臂下车，为写状，为干证，分派使用铺堂，打点过付，惟恐其完事。 (64)

再如明末湖广官员即指出承天府的“横民”有六，包括了市猾、讼师、访窝（即访行与窝访）等等，且常相通为用。(65)又据《虞谐志》一书描述明末清初常熟县的访行，“不过豪奴衙蠹”之属；而打行是“访行之爪牙”，讼师则是“访行耳目心腹也”(66)。由是，豪奴、衙蠹、打行与讼师间，都是相互表里。马士奇也说当地：“罡棍、衙役、宦仆三项，其声势相倚，呼吸相合。”(67)明崇祯年间路振飞莅苏，指出江南三害：衙役、豪仆，以及恶棍打降。又有“合身法”：“父役公堂、子投宦族，兄弟与恶少为缘，兔窟相匿”；或“被告则役通消息，求赎则仆作先容；意所不惬，则恶少为之瞋目”(68)。

而且这些浮游阶层的分子，渐渐地联合而形成更大的组织——“会”。明末太仓州的崇明县，天启时有打行辈组织“团圆会”，崇祯时则结有“地皇会”(69)。这样的组织进一步流传到太仓州城，而且组织更加严密，参与者多系州城内原有专门代人打官司的“春状行”辈。根据崇祯本《太仓州志》云：

三十年来崇明受罡会害，近流入吾州。大约即春状行中自相结，私立名目。其法公立一匦，每月量贫富，出资投匦。入会者，讼师、打行、衙役毕备。一人有事，即出匦中物，群致力，遂横莫遏。州尤著者，曰“乌龙会”。钱侯先后歼其剧，且解散。然事败，遗党反即以乌龙会诬人。此外名目不一，如蔓草，最海邦所隐虑。 (70)

至清代因为政府的公权力恢复，而且对这类的结社团体采取打压的政策，使得这类组织衰落。所以《丹午笔记》中说到苏州的打降因“今功令森严，此风不兴矣”(71)。因为政府的镇压，使他们无法明目张胆地正式活动，于是渐渐转入地下，成为秘密会党的组织。据雍正十二年李兰的奏折指出安徽各县：

宿州有采花会、大刀会，寿州有五岳会，定远县有抬天会，南陵县有三乘会。各会或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查采花、大刀、五狱、抬天等会，皆无赖棍徒，或衙役子弟，酒食宴会，联为一气，学习枪棒，打降行凶，或吓诈富户，或威胁乡民，稍不遂意，群相殴骂，甚至调戏妇女，欺侮幼童，强罢客货，抗拒官差，恣意妄行，无恶不作，实为地方之害。 (72)

又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汉口有无赖棍徒于僧庵中歃血结盟之事；(7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广东南海县有无赖于土地庙中饮酒结拜之事。 (74)

除此之外，上下阶层之间还有纵向联系的社团组织。如天启三年（1623）泉州府有无赖组织“一钱会”，据说是由当时内阁大学士史继偕之子主盟的。(75)明末清初，常熟县里充当访行与衙蠹者，皆是乡绅家的豪奴，可见上、下阶层是相互利用。据《虞谐志》云：

前此为访行者，为衙蠹者，倚乡绅为横，今则乡绅倚诸蠹为横矣，亦一变也。虽然以访行之盛也，则今其（按：指豪绅）豪奴为访行。以衙蠹之盛也，则今其豪奴为衙蠹。乡绅以豪奴为牙爪，豪奴以诸蠹为营窟。 (76)

《坚瓠九集》指出江南的打行，其实是由三个阶层组成：“上者即秀才贵介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之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三种皆有头目。”(77)又如雍正七年（1729）于无锡县范龙友处搜出道家行功画符之法，又“系苏城踹匠拜把结盟之二十余人，并搜出结拜盟单”。随后又于马氏与张云如家搜出往来拜帖姓名，“内绅衿、盐商、旗民不等，共五十余人”。(78)这次事件就可以看到踹匠、绅衿、盐商、旗民等都曾加入同一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