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本书的内容与构架

中国人脸面观研究的兴起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1）东方社会，尤其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受到举世的瞩目，由此，中国人的社会与文化和心理与行为的特征及其演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2）美国学术统治世界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加拿大、欧洲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一些国家开始重建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也在奋起直追，欲图摆脱美国的学术影响，通过本土化的过程来实现研究自己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社会与文化的意愿；（3）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部分学者已在本土化的道路上做出了十几年的努力，初步取得了自己的研究成果；（4）西方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步履艰难，国民性研究衰落，“后现代”思潮已经崛起。这一切为致力于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学者留下了不少难题，产生了诸多疑问。这既是本土化的一个契机，也是学术界留给我们的困境。

以这样的情形为背景，我的研究冲动和怎样研究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本书里，我只想以中国人的“脸面”心理与行为为核心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展出我们对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基本轮廓。中国人的脸面研究是一个时隐时现、时冷时热的课题，但凡是注意过它的人都会为它的神奇力量所折服。不少早期的西方学者认为，脸面是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关键，鲁迅将其称为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林语堂则谓之为统治中国人的女神。这些只言片语曾激起不少学人的感叹和兴趣，然而最早从学术角度检讨中国人脸面观的学人则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人类学家胡先晋（Hu, Hsien-Chin）女士。她的名字对大多数中国人乃至有关研究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但她的研究持久地影响了致力于研究脸面的学者。从整体上看，自胡先晋开始，对于脸面的研究可分出四种发展趋势：第一种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offman（1955）从胡先晋那里得到启示，把中国人的脸面扩展为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他的戏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这一理论后来又分化为印象整饰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第二种是接着胡先晋的定义，香港和台湾学者对中国人的脸面概念所做的进一步探讨。第三种是在胡先晋及Goffman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其中既包括对印象整饰理论的验证，也包括对胡先晋的概念的中国文化含义所进行的定量研究。第四种则是在文化交际学当中对面子语言沟通技巧的研究。这些研究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对脸面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揭示，都有了相当的成绩。但这四种趋势的发展也越来越倾向把脸面本身作为一种“精致的工艺品”来加以“玩味”。这对西方学者建立的印象整饰理论及跨文化交际研究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中国学者的本土化研究则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导向忽视了它的文化脉络、情境和内含，特别是它的社会功能。这好比面对一件出土文物，我们不能只关心其精美的工艺和造型，而不顾其反映的某种历史与文化。虽说这两者不可偏废，但在脸面研究上缺乏的恰恰是后者。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从后者出发来进一步修正并探讨前者。关于这一点，杨国枢（1993）精辟地指出：

中国人之本土心理学所强调的，是针对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全豹与真相，从事最真切、最彻底的描述、分析、理解及预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但要对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内涵及结构进行完整而深入的分析，而且也要对影响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一切因素及条件加以翔实而有系统的分析。（第26页）

上述问题，在金耀基（1988）和黄光国（1988）及朱瑞玲（1988）的论文中有所涉及，其中黄氏和金氏着重探讨了儒家伦理与面子的关系，朱氏则更多地从事了实证研究。但究竟因何种社会文化会形成脸面的心理与行为，脸面的心理和行为会在什么样的社会运作自如，发挥效用等，研究得却不充分。而本书将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便可以用以推导出脸面心理与行为在一个社会文化中出现的可能性，这一点已受到相当多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的支持。本书的另一项目的是对脸面的心理和社会互动历程进行研究。由于了解了它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便可以从中发现脸面心理与行为的辩证性特点。希望这点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本书最后进行的是有关脸面的功能分析，其目的在于凸现中国人讲究面子的社会意义，并以此回答中国人为何要如此看重脸面。

鉴于本土的研究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本书在研究的总体思路上将体现出一种描述—情境—诠释的方法。我一向认为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问卷、测量和实验是这两门学科得以生存的支柱，甚至可以是认定这两门学科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但这两种实证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却一直很突出，这其中的一些问题恐怕不是掌握一些技术技巧所能解决的，而是根本性的。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在问卷法和实验法本身中遗失或无法探明一些重要的变量。甚至我本人还很怀疑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面子观，所以这些方法的可靠性是不堪一击的，哪怕是面对相同的被试。前者因为中国人顺从研究者，不太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讲真话，或者还因为中国人倾向于把应然当实然，而表现出反应方式上的“形式性”特点，后者因为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回答，而表现出很强的“情境性”特点。上述的类似问题在西方社会学中出现了现象学式（包括后来的诠释学）的研究方向，形成了Weber的理解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G.Mead的符号互动论和Garf-inkel的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等，而在心理学上则有精神分析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后现代心理学（post-modern psychology）等。对于中国人的脸面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我很难在实证和现象学这两者之间作取舍，或者说，我们面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尚无法（也无能力）进入一种既有的方法途径。而我认为，本书所采用的描述—情境—诠释的方法策略不但可以较好地避开这一困境，而且对脸面心理与社会互动的历程研究极为有效。当然，由此一来，本书中做出的脸面模式既不是对心理与行为现象的描述，也不是理想型的分析，而是落在从现象描述到理想型的过渡带上。在这过渡带上建立起来的模式有点近似于Merton（1990）提倡的中层理论的思想。它们是经验的，也是抽象的，是可以进入情境中来理解的，也是便于在概念上做解释的。这样对一种社会行为的把握，也许更可信一些。从整体上看，本书的探讨方式是人文研究的取向，其目的不是将中国人的脸面观分解成许多命题与假设，然后做一步一步的实证性研究，而是侧重于建立一种认识中国人脸面观的架构，从而实现从描述到解释再到理解之目的。我认为，这样的架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从事有关实证研究前，免不了先要通过一组概念及若干命题间的联系，逻辑地将中国人的行动轨迹勾勒起来，而不让它们像目前这样零碎地或只言片语地分散在各式各样的议论里。我们之所以可以用脸面观来统合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体系，是因为许多中外学者都发现它是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第一特征，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是统治中国人灵魂的女神。如果这个架构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就试图在理论上回答，为什么在一种情境下或面对一种刺激，中国人会这样做，这样反应，而不会那样做，那样反应。既然这项研究带有整合性探索的意味，其研究方式也是整体性的。书中许多文史、报刊事例的运用不是为了验证什么，而只是试图说明和解释什么。

本书有待解答的问题是：脸面是在中国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并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带来持久规范和重大影响的心理和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中国人的思维与行动路线。这一主题的回答有赖于对以下四个相关命题的阐述与诠释：

（1）脸面作为一种社会心理与行为是有社会条件的，这种条件构成了脸面的原型。它在中国社会是充分的，而在其他社会则未必充分。

（2）由命题（1）产生的脸面在心理和行为上重点在于对规矩性行为和心理地位的重视，这一特点造成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及关系的离合可能和情境—群体取向。

（3）由命题（1）、（2）的特征导致中国人对脸面的重视（讲究），其目的在于满足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性、自我调整、象征性和交换性的功能。

（4）由命题（1）、（2）、（3）可以推论中国人的脸面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它不同于西方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中的荣誉、声望、角色、面具、自尊、成就、人格、行为准则及社会地位等概念，更不能为其所取代。

为了能详实地完成对这四个命题的诠释，我将本书分成五大部分来讨论。

在本书的第一篇，我将讨论脸面研究的历史过程，以便让人们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起因以及目前的现状，对这一方面的回顾，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因为它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描述及后来的印象整饰理论和心理人类学，中国思想家对中国人的批判，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及行为科学本土化以及大陆的学术偏向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部分，我还将具体讨论本书的研究方法问题。为了体现描述—情境—诠释的方法，我将具体突出三种方法：一是传统的文献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脸面的运作，另一个好处是文献法能较完整地描述出脸面事件甚至是大事件的过程，而不拘泥于一些数据或结果；二是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法曾在美国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的研究课题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然而它在本书中并不占有较大的篇幅，只是在比较社会文化行为时才使用，而且我的重心是从本土看西方，而不是从西方看本土；三是我自己所谓的“训诂法”，这是一种语义分析法在本土化研究中的延伸和变异。另外在使用文献法时，我尽可能把间隔百千年跨度而隐含了传统和现代的同类个案放在一起，这时脸面在不同背景中的可比性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其变化也在比较中清晰可见。

本书第二篇是讨论脸面的含义。这一方面的讨论一直是以往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产生歧义最多的地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学者对其含义的看法很少达成共识。我在总结以往众多定义的基础上，通过脸面的语义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我以为这一定义的特点是把脸和面子的关系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是一种规矩性行为所塑造的形象和在他人心目中所形成的地位序列的统一或分离。这一定义一方面可以涵盖以往的定义，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同类似术语区分开来，也更符合中国人日常使用脸面一词的原意，以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脸和面子四向度说及其四分图模式。纵观全书，“脸面连续统的建立与分离”是本书一贯到底的思想，它们的内涵及其关系的演变是揭示中国人脸面观内部结构转化的关键所在。

第三篇是对脸面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进行分析。由于以往一些学者在这部分只有只言片语和局部性研究，故本书将系统地探讨脸面的生成条件和其心理与行为的连结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本篇的研究表明：脸面心理与行为是在家族制度、等级序列、儒家伦理及君子人格的条件下形成的，其中家族制度形成了脸面的动力与目标；等级序列形成脸面资源的多寡和大小，并造成脸和面子分离的出现；儒家伦理作为一种入世哲学和理想，成为脸面的内核；而君子人格理想的提出是脸和面子越来越分离，产生形式化和表面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清楚地认识到这四个条件是很重要的。它们可以用来比较其他社会文化中的脸面之有无、程度和类似的心理与行为。

第四篇是对脸面心理与行为本身的研究。在这一部分，我着重讨论了中国人的印象形成、自我及其关系，从而进一步引申出中国人的社会互动特征，包括荣辱感、自家人、情境性等一系列脸面运作中不可缺少的变项。研究这些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问题，我无法避开西方社会心理学家业已形成的理论和概念，但套用将不可能正确地解释脸面心理与行为。为此，我在不少地方改造了有关理论，在有的地方重新设置了我自己的模式，如中国人印象形成的矛盾手法、脸面的群体运作模式等。最后得出中国人的脸面观是一种双向性的心理与行为，它在中国人社会互动中用以掩饰自我的同时而又炫耀自我。但其难度是中国个体很难独立完成，而必须借助于群体，与此同时，整个群体也因其个体获得脸面而共同分享脸面。如果个体这时不给群体面子，那他无论脸面有多大，不但没有意义，也将被群体排斥。反之，如果他为群体丢了脸，并不能挽回时，那么群体将不再认同他为自家人。但是如果一个个体被他所属的群体所接纳和认同，那么即使他丢了脸，群体也会给他面子。

在第五篇中，我从脸→架子→面子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来讨论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问题。脸面由规矩和掩饰一面产生了它在群体中的规范功能，也就是说，中国人在群体或组织中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脸面维系的，而不是靠分工、章程、责任、制度等来保证的。作为架子的功能，它起心理平衡的作用。由于这时的架子是一种形象，因此这种平衡一方面来自他人的施予，即在形象不佳（丢脸）时得到他人的捧场（给面子），另一方面来自其自我的调节，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前者包含了儒家精神，后者则为道佛精神。在心理地位的一面，面子具有社会文化上的象征意义。面子的象征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有三种最为重要，即权势、排场和关系。可以肯定，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其中的某一种。前两种被少部分人占有，后者被多数人占有，这是中国人看重关系的重要原因，它可以使中国人在不具有前两者的情况下，可能通过后者来实现前者。显然规范、平衡和象征的功能最终落在了人情这一中国式的人际关系上。人情关系是社会行为中的交换关系，但作为一种重视“情”的交换关系，其目的不落在利益上，而是落在关系维护上，这时的情并没有真假可言，只不过起一种往来（拉锯）作用，故其两面性便显而易见了。

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我相信，一种心理与行为方式既有传承性，又具有变异性和渗透性。断裂和突变至少对中国人来说是困难的，否则就不是所谓文化，更不是文化中的心理与行为层次。

本书是在台湾、香港及大陆社会心理学本土化中做的一项具体研究，我经常遇到的挑战有两方面，一是脸面心理与行为对中国人来说好不好，本书引用的资料隐含了其不好的方面多一点。其实，这是因为这些资料本身带有价值取向而引起的，或者说，均等地收集正负向价值的资料是很困难的；还有一种可能是，脸面的价值判断来自于现代化的影响，因为它是源于传统的心理，容易招徕对现代化的不适应性，但更为深层的思考是，如果没有脸面心理的作用，中华大地的改革与中国的崛起也都不可能那么迅速，仅从争光、争脸、争面子等上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脸面是同大场面、大气派、大手笔、大跃进、大工程等相联系的。可见，它是中国人的特点，而不是优点或缺点。每个中国人既是它的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本书为此不作价值评判。二是脸面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我自以为我已在书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由于该问题不只是关系到脸面的研究，还包括孝、缘、报、怨、关系等研究，显然关系到本土化的研究范畴，我在此借钱书（1937）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的观点来做回答：

“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这尚是比较粗浅的问题。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即使“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也不能轻易地看作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这同一原则”，需要给予更深入的考察。作为某种文化的特点的理论概括，应当满足下例条件：第一，普遍性，它必须为这一特定文化中的各宗各派各时代所共同运用过，隐伏在这一文化自古到今的人们意识田地中和著作中，以至于普遍令人习而相忘；第二，独特性，在另一种文化系统里，找不到它的“匹偶”；第三，这个特点与负载它的语言文字结构无关，在另一种文化系统中也可以微茫倏忽地存在它的影子；第四，这个特点虽在现象上为某一特定文化系统所独有，而在理论应用上“能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从而可以推广到另一种文化系统。（爱默，1992，第119页）

这段话对本土化中的范畴、理论、方法等具有参考意义。脸面心理与行为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这四点。

我还想说明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本书所要建立的脸面模式同黄光国（1988）的人情与面子模式的异同之处在哪里。除了本书对黄光国的模式有不同看法外，在总体上，我认为他的模式较接近于一种中观理论（尽管他以符号互动论和社会交换论等微观理论为基础），这就是说，他的理论建立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类似的理论模式还有杨国枢的“社会取向模式”等。因此，脸面在他们那里是建构其理论的最小单位，是一个直接拿过来用的概念。而我的模式是微观性的，即始终聚焦于此概念本身，但又以点带面地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我更关心的问题是脸面心理与行为本身的产生、心理与社会过程及作用是什么，进而看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是什么，然后再看到这种行为模式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种从微观过渡到宏观架构的尝试，或许这也是连接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之可能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