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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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自序

一部十几年前的书,本不值得重印。好几年前,因受热心人的鼓动,曾一度萌发过再版它的念头。序言也写好了,修订也进行了一部分,最后还是放弃了。毕竟它是一部有缺憾的书。但在一次翻阅期刊时,我偶然发现学界竟然有人剽窃了本书的一章内容,将其刊登在国内一家学术杂志的首篇位置上,后又被人引用;另外,本书还有相当篇幅,也被人添油加醋、改头换面地占为己有,堂而皇之地收录于其他人编写的书里,算是修成了“正果”。如果任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这本书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不是我的了,说不定还会被读者鉴定为一部有抄袭嫌疑的作品。为了抵制这种“没脸”的行径,我只得“不给面子地”将这部本不值得重印的旧书予以再版,以正视听。

我想重印此书的另一原因是,近些年来,我注意到国内学者已开始了对中国人脸面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但进展不大。一些论文尚处于文献综述的水平,有些定量研究还未了解这方面的学术进展,而更多的人则依然沉浸在对国民性的热捧与批判之中。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书籍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较随便地罗列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历史(中外)故事或实例,然后作点议论,把一个本来就很难说清楚的中国人现象,说得更加零碎而模糊,其出版意图或许只在乎此话题的热闹与畅销。但我们应该严肃地看到,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凭嬉笑怒骂就可以搞清楚的,我们需要严肃而系统的学术成果。我们惟有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来龙去脉,才能认清其实质;而认清其实质,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是这样而非那样;进而也就看清了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的人及其所可能发生的蜕变方向,却不可能想是谁就是谁,想干嘛就干嘛;更不可能靠半吊子的模仿、移植、照搬就来个脱胎换骨。当然,既然“彻底大换血”被一心向往西化的学者证明是可能的,那就让它可能好了,因为这不过是宣告了中国人研究话题的终结。至少我本人也想看看,这样的研究话题乃至于这些文化心理特征是如何可能在全球化的时代终结的。

当然,受此甚嚣尘上的社会与价值趋势的影响,我的心态也有过动摇,我本以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市场化的推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属于传统中国人特点的脸面观,终将会逐渐减弱其现实意义,或许我们现在需要重构中国人的理论模式了。这也是其他人对我提出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但我耳闻目睹的大量实情却正好相反。迄今为止,中国人依然沿着脸面观前行,甚至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只是现代人把“脸面”换成了“政绩”、“形象工程”、“金牌战略”、“排名榜”、“创一流”等时髦玩意儿,其他如把“风光一阵子”、“讲排场”变成“轰轰烈烈走过场”,把“丢脸”说成“曝光”,把“摆脸”换成了“做秀”,至于把“爱面子而不要脸”用于今日之市场经济,则是“假冒伪劣”、“山寨品”泛滥的心理动力源。看起来语言在更新,但历经千百年走过来的中国人之心理变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尚不需要更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人。我最近在想,今日中国之崛起或许应当同中国人问题区别对待,这样才可以防止我们由前者乐观地推论后者,尤有甚者,由于我们对后者缺乏足够的研究,会给前者带来未能预料的乃至非常严重的后果。

自本书出版以来的十几年中,它曾得到过学术前辈、同行和读者的好评和鼓励。首先是国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教授杨国枢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给予了不少誉美之辞,尔后,香港《社会理论学报》、《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大陆的《社会学研究》和《中国社会学年鉴》等学术刊物也发表了数篇书评或评介文章。

虽说此次修订,我的研究条件已大为改观,过去一些难找的资料也因为旧著再版、西文中译、同行交流、资讯发达及两岸三地的学术研讨日益频繁而变得唾手可得,但这些并不表明我就一定能把这本书改得更好。因为我这一时期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我现在已回不到当时写作的状态中去了。现在的我和那个时候的我之间有了距离感。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书终究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作品,满意和不满意都由不得自我欣赏和懊悔了。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这些年的研究和思考并没有改变我在此书中业已形成的基本框架、探究理路、分析方法和大体结论。甚至有些提法,比如“描述—情境—诠释的方法”、“心理地位”、“连续体模式”、“脸面类型四分图”、“中国人际网络中的平衡性原则”及“个人地位”等,至今都是具有学术原创性的、有望继续探讨下去的方法、概念和模式,还有一些主题也有待进一步挖掘。

因此,借这次重印,我只想做点修修补补的事情。可不成想到的是,修补一部旧著很像修整一幢旧房,脑子里不自觉地总想着修旧如旧,即添加一些学术性资料,润色文字,删去一些累赘的阐述和过时的观点,纠正一些印刷错误,而原先的骨架和面貌依旧,同时也不再为近几年来层出不穷且铺天盖地的个案资料和统计数据所动心了。我想,有心的读者仅从我书中列举的事例中就可联想到自己身边发生的或在报上、电视上、互联网上看到的种种故事或数据。再者,在阅读中让读者产生联想和共鸣正是我所谓“描述—情境—诠释方法”想达到的效果之一。可出乎预料的是,就这么一段一段修补下来才发现,改旧书确实如同修旧房,既费工夫又不讨好。早知如此,还不如推倒重来。好在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翟思缘主动承担了文献核对与索引工作,使我能够放心大胆、无所顾虑地添枝加叶,我借此书出版之际向她表示感谢。

翟学伟

于2010年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