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平台】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想象

提示：目前，国内外形象学研究将重心主要放在了纵向的不同时代不同主题视野下的西方中国想象谱系的梳理和西方文学作品里的中国想象的阐释等方面上，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整合性研究较为缺乏。因而，将被分开的不同区域华文文学写作进行整合，有助于突破学界那种更为注重台港、北美、欧洲、东南亚等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差异性的局限，转而从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的角度探讨东西方文化互动背景下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中国想象问题，促进跨区域华人文学中更为健全、理性的现代性的“中国形象”的生成。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节选）

从根本上说，华文文学的写作本身标志着“中国意识”的延伸与存在。一个人在异域，坚持用汉语写作，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华人还是外国人，都说明他对于“中国”有着某种层面上的亲和，都是一种“中国意识”的体现。

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乡土中国”自然与古典的、现代的中国文学传统有着联系，但在根本上，却相当不同。因为后者发生在本土，而前者则发生在本土以外的异域。对于海外华人作家而言，空间的隔绝引走的思念、怀想、追溯等，不尽是古代的“游子”意识所能概括，也不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对于“乡土”（与都市相对应）的留恋与哀叹所能等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中，忆念中的“乡土”从乡音到山川、往事，不仅是人情的自然牵挂，而且是抵御自我迷失的良药。当文学将这些形象一一捕捉，使刹那成为永恒，作家通过意象的隧道，与他自己的过去对话，也与他无数的祖先对话。在对话中，作家观照到他内在的自我之源，更延续着自我与“民族”之间的深刻联结。

作家的中国意识对于他（她）的美学风格无疑会有所影响。当一个作家有意地要通过写作来呈现“中国意识”，他的写作策略必然地会与另外一些作家——比如那些有意地要表现普通人性的作家有所不同。在叙述或抒情中，他会用本国的文化与语言去组织眼前陌生的、零乱的经验，从而迷离于错失的时空与不和谐的景象。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倾听到两种意识状态的声音，一种由汉语所制约着的中国世界，另一种是现实的生存世界；他会倾向于用前一种世界去比附、去整合后一种世界，甚至试图让后一种世界淹没于前一种世界中。

——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附：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的重要观点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已经离开了马来西亚华裔文学的现场，但马来西亚华裔文学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中国的各种想象，即对这些马来西亚华裔文学的写作者来说，中国是一个牢固的集体身份，而文字或文学则是他们想象中国所首先面对的象征系统，具体的中国却在这些象征性的书写中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形态，不但难以穷尽而且不断延宕。

——赵牧：《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转型中的中国想象》，《海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如何书写出一个更为全面、立体和丰满的“中国形象”是当代海外华人作家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应该说，无论是采用历史记忆还是神话想象的书写方式，都对中国形象有着建构的作用。历史记忆注重对历史的还原，在严肃的诉说中更具有心理的深度，尤其是几位移民作家在其小说文本中多半会将个人的生存记忆与时代相重合，使得个体的诉说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慨叹，最终获得了对人性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神话想象，将中国的神话、传奇、历史和个人的自传以及现实中的美国融在了一起，在魔幻般的情境中呈现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实的矛盾，华人与白人的冲突，在文化学和历史学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