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政治

他侧身于犀牛与政治之间

像裂缝隔开时代

——《一幅肖像》

反叛与流亡在历史上与逻辑上都有一种内在的一体关系，正像布罗茨基、米沃什、昆德拉等作家充分表现的那样。1989年之后进入了流亡时代的北岛也遵循着这种逻辑。作为反叛生涯的逻辑延续，北岛流亡时期的诗歌不是一下子与1989年之前的政治反叛脱轨，反叛与革命的记忆仍不时地出现在诗人的海外书写中。尽管诗人称“青春期的蜡/深藏在记忆的锁内”（《蜡》），但是对反叛记忆的重塑和对革命经验的反思依然成为北岛流亡诗歌中的重要内容：

那时我们还年轻

疲倦得像一只瓶子

等待愤怒升起

——《抵达》

自由那黄金的棺盖

高悬在监狱上方

在巨石后面排队的人们

等待着进入帝王的

记忆

——《无题》

那伟大的进军

被一个精巧的齿轮

制止

从梦中领取火药的人

也领取伤口上的盐

和诸神的声音

——《此刻》

即使年轻的愤怒和伟大的进军已成记忆，但依然没有离诗人的生命远去，革命的伤口依旧会刺痛诗人的梦境，伤口就是革命在身体上所留下的烙印，而伤口上的盐依旧会加深这种记忆的疼痛；出现在梦中的，依旧有“诸神的声音”和“帝王的记忆”，从而使诗人对革命的体验复杂化。与90年代初海外流亡话语中“告别革命”的政治理念不同，北岛对革命有着更矛盾的认知。但这种残存的革命话语是纠缠在诗学语境中的，尽管当年的革命记忆偶尔会在梦中闪回，但故国的激进运动和政治语境终会渐离渐远，直到成为生命的一幅迢遥的背景，而流亡则构成生命个体更具直接性和现实性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反叛更以诗歌书写的方式而不是以现实政治的形式呈现的时候，政治与诗学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转换。

流亡之后北岛的姿态和立场逐渐向非政治性过渡，他不再刻意凸显自己流亡的身份，更不喜欢这种身份在他身上有可能蕴涵的政治属性。他甚至反感同是流亡诗人的布罗茨基，对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则更不尊重。他在淡化自己的政治身份的同时，追求的是“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但是，流亡诗人的身份本身就是打在身上的最鲜明的政治烙印。如果我们把政治稍做宽泛理解的话，那么，北岛的诗歌并没有摆脱诗学和政治的纠缠，而是经历了从朦胧诗阶段的“政治的诗学”到流亡写作的“诗学的政治”的转向。北岛验证了文学是一个非自足性的范畴，文学之中已经包含了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如果说北岛朦胧诗写作的政治是内化在审美形式中的，在创作中没有脱离文学性的政治和权力，那么，流亡的书写则证明了诗歌的审美形式本身与权力和政治的纠缠，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纯粹诗学形态，这或许就是伊格尔顿所论述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的涵义。

在本雅明和马尔库塞那里，审美活动本身就蕴涵了意识形态，所谓“诗学的政治”也同样意谓着在诗学的向度中潜藏着政治性。一方面，20世纪的流亡话语本身就与“意识形态的全权话语”之间有一种“关联和张力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全权话语”的反叛构成了流亡的逻辑起点，流亡写作依旧在一定时段内延续着对“全权话语”的反思。另一方面，流亡之后的全球化的政治语境使诗人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治样态：

为信念所伤，他来自八月

那危险的母爱

被一面镜子夺去

他侧身于犀牛与政治之间

像裂缝隔开时代

哦同谋者，我此刻

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

在博物馆大厅的棋盘上

和别人交叉走动

——《一幅肖像》

故国的现实政治已被一条“裂缝”隔开，“博物馆大厅的棋盘”或许正是诗人所置身的新的政治规则与世界秩序的缩影，诗人已从时代聚光灯下众人瞩目的反叛者变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流连于博物馆的犀牛展厅，但政治却并没有离诗人而去，当诗人“侧身于犀牛与政治之间”，政治正是以一种令诗人感到陌生与怪异的方式如影随形地出现，仿佛与犀牛并置在一起。如果说，“犀牛”在这里隐喻着诗人在新的生存境遇中遭逢的新的景观，那么，这一新的境遇中同样不可避免政治因素的渗透。在这一时期，“诗学的政治”也被赋予了新的世界历史阶段的新的内涵，包括对权力关系的思考与警惕，对漂泊处境的自觉，对历史文化的反观，对生存的黑暗本体的沉思，以及对“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的怀疑。

作为生存的现实形态和个体生命处境的“流亡”，给诗人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目的论的缺失。宋明炜在《“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一文中指出：“萨义德所说的流亡，在抽象意义上，意味着永远失去对于‘权威’和‘理念’的信仰；流亡者不再能安然自信地亲近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慰藉。以此，‘流亡’中的知识分子形成能够抗拒任何‘归属’的批判力量，不断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种种所谓‘恒常’与‘本质’。在流亡视野里，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从话语的符咒中获得解放，仿佛古代先知在迁转流徙于荒漠途中看出神示的奇迹，当代的思想流亡者在剥落了‘本质主义’话语符咒的历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北岛在“为信念所伤”（《一幅肖像》）进而走向流亡之后，也彻底“剥落了‘本质主义’话语符咒”，开始质疑世界本身的逻辑，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进一步而言，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在我看来都有问题。《蓝墙》是反着说的，《无题》中的‘火不能为火作证’是正着说的。”不妨看看北岛提到的自己的诗作《蓝墙》与《无题》中这一反一正两个例子：

道路追问天空

一只轮子

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

——《蓝墙》

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

火不能为火作证

——《无题》

在前一首诗中，无论是道路追问天空，还是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都可以看成是世界在求证自身的运转逻辑。然而两个轮子之间的互证，无异于同义反复，就像某个实体和镜子中的影像互证一样，其实是一种封闭的自我指涉。而诗人身处的世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这样寻求自我的确证性，所找到的，只能是虚假的证明。后一首诗则是从正面直接否定这种自我指证的世界逻辑。“火不能为火作证”，正像轮子不能为轮子作证一样。而“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则表达了诗人对世界无法规避的必然性逻辑的认知，煤必然要遭遇矿灯，正象征着在世界的强权逻辑下在劫难逃的宿命。诗人从“意识形态的全权话语”中逃逸出来，但陷入的是另一个似乎更加强大的世界逻辑。

同时，这一“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似乎比故国的“意识形态的全权话语”更隐晦，更内在，更难以捉摸。“必有一种形式/才能做梦”（《二月》），恰像北岛为自己的白日梦寻找到超现实主义的形式，当诗人试图呈露这个世界的“逻辑体系”时，也只能诉诸于大量的修辞手段才能实现。北岛的诗歌一直有一种过分注重修辞的迹象。朦胧诗阶段的北岛贡献了一种特定历史和文学时代的政治修辞学。流亡诗作中的修辞则占据了更为突出的地位，并试图构建一种“修辞的政治学”，这种“修辞的政治学”的获得，意味着诗人在言说世界的逻辑体系这一新的政治层面上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一种把诗学和政治重新联系起来的语言途径，一种类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政治和诗歌有一种不能剥离的共生关系”，但这种关系也许只有借助修辞的政治学，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在北岛这里，修辞的政治学的核心就是对世界逻辑的诗学呈现，尤其是一种难以窥测的内部逻辑。对内部的关切在流亡时期的北岛创作中是一个核心命题。他的诸多诗作，都呈现着深入事物内部的意愿，内部的风景始终处在诗人的拷问中。只有深入到内部，才能透视世界的内在逻辑，进而去认识世界和解构世界。

松墙的迷宫是语法

你找到出路才会说话

沿着一级级台阶

深入这语言的内部

——《古堡》

松墙的迷宫在某种意义上正象征了这个世界迷宫一般的逻辑，它有自己的特定的语法。只有找到了它的语法，才会获得言说的语言，进而“深入这语言的内部”。

这个内部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完全等同于朦胧诗时代的北岛所追求的内在本质和深度模式，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弥漫的无所不在的黑暗的特征，以至于连“沉默的晚餐”中的盘子也在“运转着黑暗”（《夜空》），昭示了所谓“内部”的不可探知和无名的本性。就像迷恋“深渊”一样，北岛对“黑暗”也有一种执迷：

那不速之客敲我的

门，带着深入

事物内部的决心

让我在黑暗里

多坐一会儿，好像

坐在朋友的心中

——《中秋节》

黑暗不仅使诗人感到温暖、安全，有如置身于朋友之中，有时“黑暗”也被北岛用来隐喻诗人和诗的本质：

我关上门

诗的内部一片昏暗

——《黑盒》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

带来的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那是蛀虫工作的

黑暗属性

暴力的最小的孩子

空中的足音

——《关键词》

《关键词》中的影子也构成了诗人和写作的隐喻。作为“受雇于太阳的艺人”,“影子”同蛀虫相似，都有着“黑暗属性”。这里的“蛀虫”还出现在另一首《风景》中：“蛀虫是个微雕大师/改变了内部的风景。”这种“内部的风景”的改变意味着关于内部的自足和自律的打破，内外之别也宣告瓦解。于是，诗人的想象力开始向更黑暗的地质时代的层面深入：“深深陷入黑暗的蜡烛/在知识的页岩中寻找标本/鱼贯的文字交尾后/和文明一起沉睡到天明。”（《多事之秋》）深入页岩的蜡烛的微暗之光所烛照的知识已经连同文明一起标本化。黑暗已经从时代和政治的黑暗演变为内部的、本体的、潜意识的黑暗，又进而化为历史的文明的乃至地质时间深处的黑暗。也许正是这种种黑暗赋予了流亡诗人以某种“生存的深度”，正像杨炼在《本地中的国际》一文中所阐释的：“我说‘生存的深度’，而不止是‘政治的’，是把一个中国诗人的内心经历，作为一种人类的处境来看待。其中种种历史的悲剧、文化转型的艰难、现实的压迫、语言的断层，都发生在‘自我’内部。‘我’正是通过不停探寻自身内黑暗的极限与存在对话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中国多远了？’应该是‘我在自己内心和语言里挖掘多深了？'”“对我来说，周围的‘黑暗太多了以至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北岛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达：“我想流放给了我许多去面对‘黑暗之心’的机会，那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有些人拒绝去走通往黑暗之心的道路，有些人中途停了下来，流亡给了我在那里继续行走的勇气。”北岛所谓“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探索的恐怕正是这种“黑暗之心”。

杨炼对“自身内黑暗的极限”与“生存的深度”的探寻以及北岛对“黑暗之心”的直面，都使他们的流亡写作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具体处境而向存在论层面生成，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汇入了俄国流亡思想家的传统。正如刘小枫所说：“从思想定向上来看，俄国流亡思想家们从本民族的历史磨难出发，深入到人的存在的一般本体论领域。”北岛也是通过为民族与个人的苦难赋予形式的方式而达致一种存在论的高度，逐渐走上了这条“一般本体论”的道路：“我最喜欢的是策兰，因为我认为在他通过语言实验把自己的痛苦感受融合起来的方式上，他和我自己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密切联系。他把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转化为一种语言之痛。这和我想要做的是非常相似的。很多诗人把他们的经验从自己的诗歌语言中剥离开来，但在策兰那里，却是融合，却是经验和实验性语言的集合。”诗歌注定与痛苦纠结在一起，在一个真正融汇了诗学和政治的诗人写作中，民族的与个体的现实之痛，终会化为语言之痛。或者说，也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向语言的维度生成，苦难才会获得一种定形。而另一方面，所谓的语言之痛也必须与生存的苦难融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具有切身感的有意味的形式。北岛曾经声称：“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在散文《蓝房子》中北岛也有类似的说法：“中国不缺苦难，只缺苦难的艺术。”当北岛的诗歌艺术负载着这种对苦难的言说，也就真正寻找到了一种承载“诗学的政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