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诗心:中国新诗论集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语词的漂泊

词的流亡开始了

——《无题》

刘小枫在《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的流亡话语现象有这样一些特征:它们与现代政治民主之进程相关,而且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之中;就与生存和精神地域的分离来看,表现为民族性地域的丧失——过去历史上的流亡话语大都尚在本民族的地域之内(如中国古代之‘放逐’诗文、俄国十九世纪的国内流亡文学),尽管欧洲的情形略有不同;随之,也表现为属己的生存语境的丧失——过去历史上的流亡话语亦多在属己的生存语境之内。二十世纪的流亡话语不仅带有国际性,而且由于本己民族性和语言在性处境的丧失,加深了流亡性。”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155—156页,三联书店1996年。北岛的流亡诗作,也印证了这种“二十世纪的流亡话语现象”,既与现代政治民主之进程相关,也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之中,进而则表现为“民族性地域”、“属己的生存语境”

以及“语言在性处境”的丧失。有研究者这样描述萨义德(Said):“在萨义德教授的论述中,‘流亡’从历史的黑洞中被还原为一种切肤的体验,它因此也就走出了狭窄的领域,面向我们每一个人。”宋明炜:《“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北岛同样发现流亡成为一种个人性的经验,是一种切肤的感受,从而开始直面真正的“个人性”生存境遇。作为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我”,不再是朦胧诗时期的大写的主体,诗中传达的体验与经验也开始更具有个人性,正像北岛自述的那样:“经过几番走向自我的探索,十几年前一代人的我们终于变成了流亡者的我。”转引自顾彬(Kubin):《预言家的终结: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和中国诗》,成川译,载《今天》1993年第2期,第145页。米沃什在《关于流放》中说:“流放不仅仅是一个跨过国界的外在现象,因为它在我们身上生成,从内部改变着我们——它将是我们的命运!”米沃什:《关于流放》,孙京涛编译,见http://blog.com.cn/s/blog_48ced8710100052r. html。新诗潮时期北岛的诗歌已经充分蕴涵了流亡的精神,但当时的“流亡”,尚是昆德拉所谓“隐喻意义上的流亡”。北岛诗中屡屡复现的“走吧”、“走向冬天”的主旋律无疑是鲁迅“过客”的精神的延续,同时又是在新的价值和信仰重塑的历史阶段,一代人对新的目的论的追求。而在1989年以后,流亡从隐喻的层面化为真实的境遇,成为北岛最终获得的一种生命形态。早在北岛80年代后期唯一的长诗《白日梦》中就已经显示了预兆:“在昼与夜之间出现了裂缝”,从流亡时期的北岛看,这个“裂缝”有预言意义。诗人同时觉得“语言变得陈旧”(《白日梦》),于是,伴随着流亡生涯的,势必是对新的语言的寻找。

流亡作为生存的基本形态带给北岛的巨大变化是:写作本身构成了漂泊的形式,这也使北岛汇入了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流亡美学的传统。20世纪堪称是知识分子和作家大幅度流亡的世纪,排犹的世界战争,意识形态的鲜明对垒,冷战的历史格局,都造就了无数的流亡者的出现,因而“流放被看作是20世纪特殊的苦痛”(米沃什语)。当北岛汇入流亡者的行列之时,已经没有了如当年霍克海默(M.Horkhei-mer)和阿多诺(T.Adorno)等新马克思主义者那一代人的悲壮感,而流亡也从政治行为日渐蜕变为生存方式本身,进而成为一种语言形式。北岛诗歌中的“语词的漂泊”正是流亡的话语在诗学形态上的生成。语词的漂泊与生命形态的流亡在北岛这里是互为表里的,这是北岛所遭遇的后现代的现实境遇,革命与政治记忆在此被植入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纷至沓来的是跨语际书写的多元体验。“语词的漂泊”描述的正是这种找不到依附的体验。“词滑出了书/白纸是遗忘症”(《问天》),意味着“词”从秩序中滑脱,纸面上剩下的只是记忆的遗忘。与前两句诗互文的是这首诗中的另外两句:“他们的故事/滑出国界”,这是一种在国界间游移的生存的漂流感的写照。再如《同行》:

这书很重,像锚

沉向生还者的阐释中

作者的脸像大洋彼岸的钟

不可能交谈

词整夜在海上漂浮

很沉的“书”象征了作者所遭遇的世界,如海底沉船,是超越于阐释和交流之外的,剩下的只有词,“整夜在海上漂浮”。这处于漂浮状态的词,也脱离了“书”的秩序,在自由却无目的的漂流。

从诗学形态上看,语词的漂流也许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北岛流亡时期的写作比起朦胧诗阶段正表现为语言的更灵活的自由度。但过度自由的诗歌语言即使存在某种自足性,也是一种纸面上的自足,诗歌语境成为语词本身的逻辑展开,是从词到词的一种词语自我衍生的过程,缺失的可能是诗歌图景的整体性。朦胧诗阶段北岛诗歌中的意象形式如果说存在一种整体性的话,这种整体性来自于反叛的立场和姿态。而当进入流亡时期的“语词的漂泊”的诗艺历程之后,则面临对新的整体性的重新寻找。米沃什在《关于流放》中称流放中生来就有一种“不确定性和不牢靠性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拒斥秩序的达成与整体性的获得的。北岛的《完整》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在完整的一天的尽头

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

在黄昏留下了伤痕

必有完整的睡眠

天使在其中关怀某些

开花的特权

当完整的罪行进行时

钟表才会准时

火车才会开动

琥珀里完整的火焰

战争的客人们

围着它取暖

冷场,完整的月亮升起

一个药剂师在配制

剧毒的时间

诗所处理的话题是关于“完整”的,但完整的形式烘托的是实质的残缺,最终展示出来的是零散而破碎的图画,或者像另一首诗《写作》所写:“废墟/有着帝国的完整”,完整性只不过是一种“废墟”的完整。细节的“完整”中达致的,却是整体的不完整,是文本内在秩序的阙如,诗境仍旧体现为语词的飘零。语词的飘零意味着诗人将难以整合出一种整体化的风景,汇入的也许是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后现代的零散化的洪流。

书写的零散化和景观化正是这一时期的北岛首先呈示给读者的诗歌图景。诗中各种各样的“景观”既包括超现实主义式的异度空间,也包括带给诗人震惊体验的心理风景。其中一些颇类似于埃舍尔(M.C. Escher)所创作的那些关于物象自我纠缠的绘画,尤其是北岛诗中“楼梯”的景观:“楼梯绕着我的脊椎/触及正在夜空/染色的钟”(《剪接》),“楼梯深入镜子/盲人学校里的手指/触摸鸟的消亡”(《另一个》),“暗夜打开上颌/露出楼梯”(《目的地》),“上钩的月亮/在我熟悉的楼梯/拐角,花粉与病毒/伤及我的肺伤及/一只闹钟”(《教师手册》)……简直是把埃舍尔的绘画加以超现实主义变形的结果。组合这些语词的逻辑链条只能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非逻辑的联想轴。再看《逆光时刻》:

采珠人潜入夜晚

云中的鼓手动作优美

星星绞链吊起楼房

转向另一面

窗户漏掉巨型风暴

漩涡中的沉睡者

快抓住这标明出口的

设计图纸吧

逆光时刻道路暗淡

渔夫在虚无以外撒网

一只蝴蝶翻飞在

历史巨大的昏话中

无论是潜入夜晚的采珠人、云中的鼓手、吊起楼房的星星绞链、漩涡中的沉睡者,还是在虚无以外撒网的渔夫、翻飞在历史昏话中的蝴蝶,都有一种景观化的特征。如果说前四组意象还可以诉诸读者的感受力和视觉联想,尚能存在于达利式的绘画中,那么后两组意象则是抽象与具象以非逻辑的方式被诗人拼贴于一处,即使是达利的变形技法也望尘莫及,更具有一种心理景观的意味。但无论是意象空间,还是心理景观,在北岛这里都有零散化的特征。

《逆光时刻》中出现的“风暴”也有景观化的特征。“风暴”一直是北岛酷爱的风景。“并非偶然,你/在风暴中选择职业/是飞艇里的词/古老的记忆中的/刺”(《工作》),“当风暴加满汽油/光芒抓住发出的信/展开,再撕碎”(《晨歌》),“一座宫殿追随风暴/驶过很多王朝”(《无题》),“瓶中的风暴率领着大海前进”(《以外》),“一个纪念日/痛饮往昔的风暴/和我们一起下沉”(《纪念日》)……当风暴成为“往昔的风暴”之后,就成为一种纸面上的语词景观,成为缩微化的“瓶中的风暴”,恰像前面所引的《完整》一诗中的“琥珀里的火焰”一样:“被记录的风暴/散发着油墨的气息/在记忆与遗忘的滚筒之间/报纸带着霉菌,上路。”(《桥》)风暴栖止于报纸上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滚筒,最终蜕变为“一只管风琴里的耗子/经历的风暴”(《知音》)。这种风暴的感受是流亡期北岛独有的,这或许与他对故国狂风暴雨般的革命记忆相关,记忆中的革命风暴即使依旧惊心动魄,也成了一种只能缅怀的远景,回首之际,往昔的激进政治已经化为诗学的缅想。

诗歌书写的景观化也意味着诗人日渐自觉的旁观者身份,诗中呈示的景观往往是外在于诗人的存在,其中传递着主体无法融入风景的感觉。与朦胧诗阶段对时代与历史的拒斥不同,流亡写作中的旁观者虽然也是一个零余者,但当年的反叛姿态已经不在,读者捕捉到的,是诗人对生存世界无法介入的疏离感。也许正是这种与世界的疏离感,促使诗人在语词中寻找依托。流亡时期北岛诗艺的重心已经偏于对“词”的处理。

一只手是诞生中

最抒情的部分

一个变化着的字

在舞蹈中

寻找它的根

——《阅读》

手之所以是“诞生中最抒情的部分”,是因为这里的抒情性是与创造性的起源(“诞生”)结合在一起的,字在翔舞中开始对根系的寻找,也仿佛在言说:泰初有字。但另一方面,对词的精心打磨,对词的修辞效果的推敲,背后却是对词的游移不定的本性的困惑。语词的游移,反映了诗人思维的游移,背后也许是生活状态的游移。我们在发现诗人对语词的游移感和困惑感的同时也发现了诗人对语词的敬畏:“我小心翼翼/每个字下都是深渊。”(《据我所知》)诗人小心翼翼,甚至如临大敌,正表现了对词的魔力及其深渊属性的体认。词的“深渊”中暗藏着使诗人迷失的所在:“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纪念日》),深渊在这里具有了意义的暧昧性和多重性。它既是陷阱,同时也是一种诱惑,象征着现代主义式的深度。北岛对深度的迷恋,对深渊的自觉多少约束着诗境中的零散化倾向,使他的主导形象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在语言中漂流”由此构成了北岛对写作的本质和诗人生存的本质的自觉体认,这种体认进而表明,诗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是一体的:

饮过词语之杯

更让人干渴

——《旧地》

我和我的诗

一起下沉

——《二月》

诗在纠正生活

纠正诗的回声

——《安魂曲》

这里隐含着的不仅仅是王尔德所谓生活模仿艺术的问题,而更是重新确认诗的本体的问题。从诗艺上讲,流亡时期北岛的诗歌的技巧更圆熟,肌理更细密,但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也逐渐趋于瓦解,剩下的更是语言本身的张力,是词与词的张力,正像有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企图以词本身构筑一个自足的现实存在。”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第17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问题是诗的现实能否完全依赖于词的自足性?当词寻找到了字根,是否就找到了诗歌的本体性意义?流亡时期的北岛找到的皈依是语言(语词)。阐释学和现代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所谓“存在的水库”,是诗人的生命之根,这里无疑有深刻的本体论色彩。但是语言不是自我封闭的现实,它意指世界和生存境遇。固然“在语言中漂流”是诗人生存境况的体现,但只限于在语言中漂泊也有可能会使主体囚禁在语词的牢笼中,从而限制更大的关怀的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