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者的诗

王家新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遭遇帕斯捷尔纳克的，并通过对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对俄罗斯传统的亲和，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体认：“我不能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就是我或我们的一个自况，但在某种艰难时刻，我的确从他那里感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帕斯捷尔纳克比曼杰斯塔姆和茨维塔耶娃都活得更久，经受了更为漫长的艰难岁月，比起后二者，他更是一位‘承担者’。”

90年代的王家新无可替代的诗学品格正表现在他的执著的姿态、内在的气质以及“承担者”的意识之中。尤其他在诗歌领域中重新发现和诠释了俄罗斯精神：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执著，对灵魂净化的向往，这一切塑造了俄罗斯文学特有的那种高贵而忧郁的品格。对这种品格的体认和传达构成了王家新创作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特征。他的诗歌在历史的特殊年代选择了负荷与承担，在诗心深处，流淌的是一种悲悯甚至忏悔的情怀。

《瓦雷金诺叙事曲》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正表明了王家新在自己的90年代诗歌历程中开始发掘俄罗斯精神谱系。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外，他还找到了普希金、契诃夫和曼德尔斯塔姆，找到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王家新曾经几次谈及在伦敦泰晤士桥头的路灯下读茨维塔耶娃的《约会》的体验：“只读到前两句我便大惊失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谁的诗？再一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我读着这样的诗，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诗的结尾是：‘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一首诗就这样写出了一个诗人的命运：活于大地而死于天空。”“这样的诗之于我，真像创伤一般深刻！从此我守着这样的诗在异国他乡生活。我有了一种更内在的力量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可以说，在伦敦的迷雾中，是俄罗斯的悲哀而神圣的缪斯向我走来。”

在这篇创作于2006年的诗学论文《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中，王家新进一步梳理这一俄罗斯的诗歌脉络。“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对近一二十年的中国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不仅在他们的诗中呼吸到我们所渴望的‘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精神的在场。我甚至说过这些诗人‘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和光荣’。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其中帕斯捷尔纳克以及他的《日瓦戈医生》在王家新诗艺和思想转变的道程中尤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王家新的视野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深刻表现了一个具有俄罗斯精神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饱经痛楚、放逐、罪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美好信念与精神良知的心灵历程。这种担承与良知构成了衡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更重要的尺度。从王家新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他也正是以这种尺度检验自己和要求自己。他从帕斯捷尔纳克的目光中读出的是“忧伤、探询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冰雪”的意象也正是由此开始成为王家新诗中的重要“词根”。它启示读者，阅读王家新的诗，仅从技巧上把握是远远不够的，王家新的诗歌已被视为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象征了诗歌领域的一种内在精神的觉醒。

《瓦雷金诺叙事曲》以及随后的王家新的诗作，在思考方式上，在诗歌形式上，在思想和内在气质上均显示出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王家新的诗片断的方式，即有《日瓦戈医生》的《瓦雷金诺》一章中主人公日瓦戈所写的札记的影子。在札记中，日瓦戈对俄罗斯作家中的两类传统的划分也一度影响了中国文化界：“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作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义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王家新在90年代所亲和的传统，无疑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一脉。而王家新90年代以后的诗歌给我的阅读印象，也是秉承了这种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气质，有一种“腼腆的天真”，本性中不失固有的谦逊，既执迷于探寻人生的意义，又不流于空谈和玄想，也远离布道者的真理在握。他更致力于从一个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去承担历史。在《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这篇文章中，王家新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是从个人角度来写历史的，即从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但又对时代充满关注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历史，他把个人置于历史的遭遇和命运的鬼使神差般的力量之中，但最终，又把对历史的思考和叙述化为对个人良知的追问。而这，也正是90年代中国诗人要去努力确定的写作角度和话语方式。”

王家新曾引用过希穆斯·希内的一句话：“锻造一首诗是一回事，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如斯蒂芬·狄达勒斯所说，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而把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放到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身上。”换句话说，真正敢于冒险充当诗人的人，就是一个勇于承担“骇人的压力与责任”的人，这使诗歌不仅仅是对诗艺的自足性的“锻造”，而是必须承担“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的使命。这也恰恰是王家新所激赏的诸如里尔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和作家身上所负载的历史使命。所谓的“尚未诞生”，意味着每一代以及每一个承担的诗人都面临着民族良知的重建的境况，意味着在自己的历史阶段提供对时代的忏悔的经验。因此，民族的良心对一个有承担意识的诗人来说，必然表现为未来式，是一种尚未抵达的远景。而对于当今的历史时代来说，这种“尚未诞生”则具有更迫切的现实性。

这些勇于承担“骇人的压力与责任”的诗人，在对黑暗、良知、承担以及历史的罪愆的关注和思考过程中，表征的是对人类更本体问题的诗性关注，体现了一个“承担者”的写作伦理。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一个时代的经验需要一种新的忏悔，这世界仿佛常在等候着它的忏悔者。”如果说但丁是中世纪的忏悔者，卢梭是18世纪的忏悔者，波德莱尔是19世纪的忏悔者（徐志摩语），那么，20世纪的忏悔者的形象在王家新的诗中是里尔克，是帕斯捷尔纳克，是阿赫玛托娃，是保罗·策兰，是叶芝。在缺乏这种世纪罪愆的忏悔者的形象的时代，王家新以对这些具有深深的悲悯情怀的诗人的亲近，重新为自己的诗歌塑造了一种精神和人格理想，正如他在《奥尔弗斯仍在歌唱》中称：“就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坚持一种诗歌精神而言，叶芝会永远是我们的守护人。”叶芝也是“超出现代混乱与无意义之上的某种诗性灵魂的人格象征”。王家新在一系列诗歌情境中外化的正是对一种良知与人格的自觉。诗人常常对自我有一种道德的逼视，对芸芸众生的生存处境则有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共感：

发霉的金黄玉米，烂在地里的庄稼，在绵绵秋雨中坐在门口发愣的老人。为什么你要避开他们眼中的辛酸？为什么你总是羞于在你的诗中诉说人类的徒劳？

终有一天，你会忆起京郊的那家苍蝇乱飞的小餐馆：坐在那里，望着远处希尔顿大饭店顶层的辉煌灯火，你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对贫苦人类的侮辱。

——《变暗的镜子》

坐大巴穿过村镇；

在尘灰和泥土里生活的百姓，

在屋檐下，或在突突冒烟的拖拉机上

失神地望着远道的访客。

我看着他们，我相信了这个传说。

我相信了这个传说，

如同我在这颠簸的尘埃飞扬的路上，

在一阵揪心的悲痛中，

再一次相信了贫困、孤独

和死亡。

——《传说》

这种对自我的拷问和对贫苦底层的悲悯，这种对历史的负荷者的形象的渴慕和认同，在某些专注于诗歌技巧的“后现代”和新时代的高蹈派诗人的眼中或许是陌生与不屑的。王家新自我塑造的形象常使人想起里尔克的一首诗中所写：“每当时代想最终总结自己的价值时，这个人总会生还。他举起时代的全部重任，掷入自己的胸渊。”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作为价值依托的承担者，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很多，对当今的中国更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王家新的这一段诗歌历程，印证了一位研究者早在1993年就曾作出的预言：“一个真正从心灵上趋向伟大诗人气质的人，将会出现于20世纪的最后10年之中。”

王家新的意义还在于，对一个诗人来说，这种价值和历史承担，首先是通过诗歌的承担。正如王家新所自觉体认到的那样：“我想我首先仍是一个从内部来承担诗歌的人。诗歌撞上了历史，它下沉了，但却由此获得了自己的深度和重量，或者说，这一切迫使我们和语言建立了一种更深刻的关系。”“诗歌撞上了历史”，诗歌由此不再是纯诗化的自我封闭的衍生物，也不是一味在历史之外或者历史之上的高蹈。诗歌在“下沉”的过程中也因此触到了大地，获得了深度和重量。诗人也由此获得了对历史的承担。但这种承担是一种诗性的承担。承担的诗中必然暗含政治因素，但却不是政治家式的直接参与性的政治。承担的诗歌所负载的“自己的深度和重量”是一种良知的深度和重量，是一种信念与精神，恰恰来自于从“内部来承担诗歌”的尺度意识。

海德格尔称：“写诗就是去接受尺度。”创作于1992年底，标志着王家新诗学理想的较大转变的诗片断《词语》中，集中映现的，正是诗人的尺度意识：

当你来到空无一人之境，你就感到了一种从不存在的尺度：它因你的到来而呈现。

自但丁以来，到帕斯捷尔纳克，诗人们就一直生活在诗歌的暴政之中，而这是他们自己秘密承受的火焰，我已不能多说。

而当我惟有羞愧，并感到在这之前我们称之为痛苦的，还不是什么痛苦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来到诗歌的面前。

而无论生活怎样变化，我仍要求我的诗中有某种明亮：这即是我的时代，我忠实于它。

王家新称：“我们——这些所谓‘后现代’时代的写作者们——仍生活在一种严格的尺度下。”这是王家新从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诗人那里为我们这个古老的种族重新带来的良知与道德的尺度，王家新对晚年杜甫的精神遗存的强调汇入的也是这种尺度。这种尺度是良知、精神与诗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