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配置和话语的实效范畴

因而我所从事的是对诸陈述的共在关系的描述。我不紧盯着那些自命的、或由传统给予我的统一体中的任何一种——无论它是作者的作品，是时代的连续性，还是科学的进展。我不会超出与我自己的话语密切相关——也的确与某个连贯系统密切相关，前提条件是当我要设法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系统时——的那些事件之在场。

首先，在我看来，某些陈述就它们指向同一个对象而言应当可以组成一套系统。但毕竟涉及同一对象，比方说，涉及疯狂的诸陈述并不在同一个层面（它们绝非同样地都服从于科学陈述所必备的标准）——它们并不同样地都属于同一个语义领域（有些来自医学语义，一些来自管理学语义，而另一些则使用着文学语汇），但是它们却同样地都关涉着那个可以被指定为疯狂但却是以不同方式在个体经验或社会经验中被划定的对象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围绕该对象形成的这个统一体却并不允许这一套陈述各自为政，也不会允许在这些陈述之间建立起描述性的、固定的关系。其原因有两条。第一，尽管可以把一套陈述归属于某种关系，但这个对象却绝不在这个关系之中，它毋宁说是由那些陈述的表述活动建构起来的；在“心理疾病”中寻找精神病理学或精神病学的话语统一体是错误的做法；探寻这种疾病的真正本质，仅在它之上探寻它背后隐藏的内容、它的真相、它的沉默和自我封闭，探寻在任何特定阶段都能当作这种心理疾病而被谈论的所有现象，当然都是错误的做法；相反，心理疾病总是被一套陈述集合的表述机制建构起来的，这些陈述都命名着这种疾病，划定了它的轮廓，描述并解释着它，说明了它的各种发展现象，标明了它形形色色的相关现象，并最终允许它通过使各个将被视为它的语言的话语在它的名下得到联结的方式而言说。还有一个原因：指涉疯狂并且实际地构成着它的陈述集合绝不指涉着某个唯一对象，该集合构成对象的方式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可能把这个对象以同一性方式保藏为该集合的永不枯竭的理想性视域。17世纪或18世纪由医学陈述呈现出来的这个对象并不等同于通过法律判决或警方措施而获得其形式的这个对象。所以，从菲利普・皮内尔或艾蒂安・埃斯基罗尔到尤根・布洛拉所建构的精神病理学话语中的各种对象也都是不同的。同一种疾病对前者和后者来说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认知规则和描述技术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对疯狂的指认及其一般的分配方式并不适用于同一个标准，并且因为医学话语的功能和作用，它所认可的并且是它被投入其中的那些实践，以及它置放病人的距离，都深刻地发生了改变。

我们可以——也许是必须——就对象的这种多元性作出结论：再也不可能将“指涉着疯狂的话语”界定为将会以实在方式使陈述集合得以构成的一种统一体。也许有必要让我们只关注于那些有着同一个对象——比如抑郁症的话语，或神经症的话语——的群集。但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每种话语，就其自身而言，又建构着它自己的对象，并且把这个建构对象的过程推进到完全改变这一对象的极点。进而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难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某话语的统一体并非是由对象的永恒性和独特性所造就的，而是由众多对象显露于其中的并持续地在其中得到改造的共有空间所造就的。指涉疯狂的诸陈述所构成的某个一般统一体由于内含着特征性关系而能够获得其个性，这种特征性关系就是在它之中得到命名、描述、分析、赋值或判断的不同对象同时出现或相继出现的规则；是这些对象的排除或相互蕴含的法则；是支配着它们之改造的系统。相关于疯狂的诸话语的统一体并不建立在“疯狂”这个对象的实存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对某个对象性的唯一范围的建构基础之上；它是一系列规则，正是这些规则，在一定时期，使（有着各自对象的）医学描述的出现，（有着它们独特对象的）一系列辨别方式和压抑方式的出现，以及（有着它们特有对象的）处方或医学治疗中被规范化的一系列实践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因而它是这样一套法则，它所涉及的是对象与自身的非同步性、它的永恒的差异、它的偏移和离散性，而非那种自在于其同一性之中的对象。这些规则的某种模式高踞于有关疯狂的话语的统一体之上并支配着它，这种规则模式也限定了那些差异的对象的改造方式、它们在时间中的非同一性、通过它们而产生出的断裂，以及勾销了它们永恒性的内在非连续性。悖论是，对一套陈述的特性所进行的规定，却不必求助于对其对象的特殊化，不必确定其同一性，也不必描述它永远保持的特性；相反，要做的却是，描述这些对象的离散性，洞悉一切使它们分离的裂隙，测量在它们之间起支配作用的距离——换言之，弄清它们的分布法则。我不会把这分布法则称为这些对象构成的“版图”体系（因为这个词暗示了统一体、封闭体、毗邻，而不是弥散和离散）。我将多少有些武断地称之为“指涉”；我要说，比如，“疯狂”并非某陈述群集所共有的对象（或所指），而毋宁说，它是由陈述集合调动起来的不同对象或所指间的指涉或它们的离散法则，而此陈述集合又是由这一法则所明确限定的。

用来解释话语装置的第二个准则是惯用的展现类型。在我看来，比如说，19世纪初期，医学科学的典型特征与其说是被其对象或概念（前者一直保留了下来，而后者在晚些时候却得到了彻底的改造）不如说是由某种风格，由某种固定的展现形式所决定的：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描述性科学是怎么变为现实的。医学第一次不再由一套惯例、一套观察方法，一套驳杂的秘方组成，而是由知识的实体组成。这种知识认为，对待同一类事物只有一种观看方式，对这个固定领域只有一种测绘方式，只有一种以可见的身体空间为依据的病理学现象分析方式，只有一种将所见转译为所说的制度（一种词汇，一套隐喻）。简言之，医学似乎被形式化成了一系列的描述性陈述。但也是在这里，抛弃这一最初的假设已被证明是非常必要的。我必须承认，临床医学同样也是一套政治规定、经济决定、制度决策和教育模式，就像它是一套描述一样；而且，无论如何都必须说，后者不可能从前者抽离出来，描述性展现仅仅是作为整体的临床医学话语中呈现的各种表述中的一种。必须意识到，这种描述从未停止过变换场所：无论是因为从札维尔・比夏（Xavier Bichat）的时代到细胞病理学的时代——这时同一些事物已经不再是描述性的了；还是因为从望闻问切到显微镜和生物测试的使用——这时信息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从简单的解剖临床医学相关性到生理病理机制的细微分析——这时症状及其解译的词汇库已经被彻底重构了；最后，还是因为医生渐渐地停止了他充当记录和阐释的承担者的功能——这时，在他近旁，在他之外，大量档案、相关工具以及分析技术被建构起来，他当然必须利用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也彻底改变了他曾经相对于病人的监控主体的位置。

所有这些改变——它们或许让今天的我们远离了临床医学——在19世纪的进程中，缓慢地在临床医学话语的内部、在它所勾勒出来的空间中得到落实。要是我们想通过一套被编码的展现形式（比方说，对一定数量的某些特定的，被医生的眼睛、耳朵和指头所审查的体表部分的描述；对描述性单位和病灶症状的辨认；对这些病灶症状可能的意指关系的评估；对症治疗的处方开具方式，等等）来确定临床医学话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临床医学刚刚出现便告消失，若不通过比夏和勒内・雷内克，临床医学话语就根本无法得到表述。实际上，临床话语统一体并非一种确定的陈述形式，而是这样一套规则，它们不仅使纯粹感觉性的描述也使以工具为中介的观察的同时或相继出现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实验室试验规程、统计学计算、流行病学或人口统计学观察、制度性规定和政治决策的同时或相继出现成为可能。这个整体装置并不属于一种唯一的线性串联模型。毋宁说，这里的关键是，这一组不同的展现绝不可能遵循相同的形式规则，它们绝不可能有着相同的证明需要，它们与真理并不保持固定的关系，它们也不可能有着相同的运作功能。可以判定为临床医学典型特征的是那些离散的、异质的陈述的共在关系；这种体系支配着诸陈述的分布，支配着它们的相互支撑关系，支配着它们所经历的改造，支配着它们的出现、位置和移置模式。可以允许某种话语在医学中的出现与医学中支配性展现类型的成型之间建立起一种暂时性的同步关系。但后者绝对没有构成性的或规范性的作用。紧接着这个同步现象，并围绕这个同步现象，一组不同的展现形式得以展开；正是这个展开过程的一般程序构成了临床话语及其特性。异质性的，并且不可能整合为单一句法链条的这些陈述的配置规则，就是我称之为展现性偏离（l'écart énonciatif）的东西。我要说的是，临床医学，作为特殊化了的一种话语装置，其特征就在于支配着其陈述的多样性的这种偏离或离散法则。

能借以证实陈述的一元群集的第三个准则是一系列明显的、且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概念的存在。也许可以假定，比如说，从朗斯洛（Lancelot）时代直到18世纪末所形成的语言分析和事实分析，都取决于一定数量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内容和用法都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被规定为每个句子的普遍而规范的形式的判断概念，被一起归并到更普遍的名词范畴中的主语与表语概念，被界定为逻辑系辞对等物的动词概念，被规定为表述记号的词语概念，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重建古典主义语法的概念建筑术了。但也是在这里又立即出现了一些局限。我们几乎不可能用这些基本要素来对波尔-罗瓦雅尔学派作家们做出的分析进行描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出现了一些新概念，其中一些是从我已列举出来那些概念中演化而来的，而另一些则是异质的，还有一些则完全与那些旧概念不相容。自然语序或颠倒语序的概念，（18世纪由博泽引入的）补语概念，无疑可以整合到保尔-罗瓦雅尔的语法概念体系当中。但是，无论是声音原初地表现着价值的观点，还是词语内含原始知识并通过词语隐秘地传达着这种知识的观点，还是辅音历史进化规律性的观点，都不能从18世纪语法学家所使用的概念丛当中推导出来。更有甚者，动词仅仅只是用来指示某动作或运作的名字这种观念，还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句子不再被界定为一种属性命题，而被界定为一系列指定性元素，它们的集合能够生成表述——所有这些都与可以利用的克洛德・朗塞洛和尼古拉・博泽的概念集合彻底格格不入。难道我们必须承认，语法仅仅只在表面上构成了一种连贯的体系，而由陈述、分析、描述、原则和结果，以及推论所构成的这种装置尽管在此连贯体系的名下存活了一个多世纪但毕竟是一个虚假的统一体？

实际上，可以在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异质的古典语法的概念背后勾勒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解释的不是它们的出现，而是它们的离散，而且最终是它们的不相容性。构成这个系统的不是什么比呈现在表面并公开得到运用的那些概念更普遍和抽象的概念；而是诸概念配置规则的组织。这种组织本身分成四个子类。其中的一类专门负责支配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使得对作为单元——在该单元中元素（词）不仅是并列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的句子的分析和描述成为可能。规则的这类组织可以被称为归属理论；这个理论不发生改变，它可以为系动词，或名字专用的动名词，或将各个表现元素联结在一起的动词纽带留出一个位置。还有一类组织专门负责支配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使对句子中的不同意指元素与这些记号所表述的不同所指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成为可能。这种组织就是联结理论，它通过自身的特殊统一性对各种不同概念——比如作为思想分析结果的词语概念与作为使这类分析成为可能的工具的词语概念——之间进行说明。指认理论支配概念的出现，这概念不仅是武断的、约定俗成的记号那类概念，而且也包括自发和自然的记号概念——那些自发和自然的记号充满了表现价值（因而，这类记号概念也使得重新采用语言活动解释人性生成的现实性和理想性成为可能）。最后是偏离理论，它负责对一系列离散的和异质的观念的配置构成进行解释；它负责生成这些观念：语言稳固性仅仅在外在偶然事件的促发下才发生变化的观念；语言发展与人类个体的理解能力、反思能力和意识能力发展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观念；语言形式与书写形式、认识形式、科学形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最后还有历史进程形式之间的循环决定的观念；诗艺不仅应被理解为词汇和语法的特殊使用方式，而且也应被理解为语言在人类想象空间——就其性质而言，这个空间也就是隐喻空间——中变换的自发运动的结果。作为概念的四种配置图式的这四个“理论”在它们之间有着描述性关系：它们互为前提，它们两两相对；它们从对方中推论出自身，并且在详尽论述它们的逻辑推论的过程中，使得各个话语在同一个模式中联接在一起，尽管这些话语既非可统一的，也非可重叠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理论网络的架构。不能认为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组概念，它们能对其他概念重新归类，并让其他概念在一个演绎建筑术的统一体之中进行移置，毋宁说这个术语指诸概念之离散性、异质性、不兼容性（这些属性是同时的或相继的）的一种法则——它们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的规则。

要在普遍语法中区分出可单独对待的一组陈述，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即此组陈述中出现的概念都是相互联结、相互交叉、相互指涉并前后相继的，它们隐藏并分布在这组陈述之中，是被完全同一个理论网络配置起来的。

最后，我们也许要试着依据诸观念的同一性而建构起一些话语单元。“人文科学”注定要成为争论的战场，它向各种偏好和旨趣的表演敞开着，哲学和伦理主题易于渗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政治利用，而且也与某些宗教教条相亲和，其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首先完全合法地认定其中存在一种特定主题的东西，它可以绑定一些话语使之成为一组，可以让这组话语实现平衡，就像是有着自身需要、自身内在力量和生存能力的一种生物一样。我们难道不能将自布丰至达尔文以来的各进化论主题建构为一个单位吗？首先，这种主题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它更接近宇宙学，而不是生物学；该主题是从远处而不是从某个已命名的、已重组的、已被解释的结果来指导研究的；这个主题永远是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为前提的，而且在这个根本性的主题选择的基础之上，把曾被列为假设或必然性的东西有力地转变为话语知识。我们难道不能以同样方式谈论重农主义思想吗？重农主义思想假定了三项地租的自然特征，而这些特征是超出了任何证明，并且是在分析之前得出的；这种思想进而还假设出农业资产政治和经济的至上论；它排除了对工业生产机制的任何分析；另一方面它又以暗示的方式勾勒出对货币的国内流通和货币在各个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的描述，以及对货币回到生产上来的各个渠道的描述；这种观点最终致使李嘉图探讨这三项地租不会出现的各种情况，探讨三项地租借以形成的条件，因而使他发现了重农主义主题的任意性。

然而，这样的设想又让我们形成了两种相对而又互补的观察。就一种观察而言，同样的主题选择可在两套截然不同的概念、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类型、两个截然不同的对象范围的基础之上联结在一起：进化论思想，就其最普遍的表述方式而言，它在贝努瓦・德・马耶（Benoit de Maillet）那里，在波尔多（Bordeau）那里，以及在狄德罗和达尔文那里是完全一样的；但事实上，在上述任何一个例子里使进化论观念成为可能的和连贯的，都不是同样的东西。在18世纪，进化论观点作为一种主题选择，其共同基础是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人们同意物种的共同祖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前定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只有在自然灾害的作用下，只有在地球的巨变历史中，只有在外在时间的动荡（就此而言，这就是制造非连续性、否定进化论的那种时间）作用下才可能被中断或变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则认为，时间生成了连续性，生成了迫使物种获得有别于它们祖先的特性的自然变化——以至于物种的连续图表就像是博物学家眼中时间地层的裸露矿脉。在19世纪，进化论是这样一种主题选择，它很少涉及物种的连续图表的构成，而更多地涉及生物——其组成各部分都是连贯的——与为其提供实际生活条件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同一种思想，但却基于两种选择系统。

另一方面，就对重农主义的观察来说，我们可以说，魁奈的主题选择所依据的概念系统与那些可称为“功利主义者”所支持的相反观点的概念系统竟然是同样的。在这个时期，财产分析包含了被普遍接受但又相对略有限制的一套观念（人们以同一种方式定义货币，将货币定义为没有任何价值的纯粹记号，其价值仅存在于该记号所表现的实际必要物质性之中；人们以同一种方式解释价格，这种解释的基础便是物物交换与生产货物的必要劳动量的机制；人们以同一种方式界定一定劳动的价值，将其界定为一个工人及其家庭的维生费用以及使工作得以完成所需费用的总和）。但是以这同一个概念系统为依据，却出现了两种解释价值构成的方式，这两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其分析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还是以工作日报酬为基础的。被铭写在经济学理论及其概念系统中的这两种可能性在相同的要素基础上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因而若依观点的不同而去寻找某话语的独立化原则是非常错误的。比如说吧，使自然史之统一性得到界定的并非是像进化之类的一些观念的持久性；在18世纪使经济学话语之统一性得到界定的并非是重农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地产所有者和工商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使一种话语得以区分出来并为之赋予独立存在的，正是诸选择点构成的那个系统，这个系统为话语提供了一定对象的区域，为它确定了明确的展现规模；为它提供了一系列在内容和用途上得到界定的概念。因而，在理论选择中找出某话语的一般配置及其历史同一性的形式是不充分的；因为，相似的选项可见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之中，而同一种话语也可引发好几个不同的选项。选项历久而持存的持续性，以及它们冲突的辩证法都不足以区分出一套陈述的独立性。要区分出这种独立性，我们必须弄清诸选择点的分布，并确定每个选项背后的那个策略可能性的领域。如果说重农主义者的分析乃是与功利主义者分析所共有的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绝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同的时代里，绝不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社会里相照面，绝不是因为他们的旨趣都集中于同类的经济现象，而是因为他们的两种选项是完全由一种选择点的分布所决定的，是在完全同一种策略领域中做出的。这个领域不是所有冲突元素的总和，它也不是晦暗不明的、自相纷争的、以其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的名义而拒不承认自身的统一体；它是所有可能选项之配置和离散的法则。

总结一下。我们自此有了四个标准，使我们能够辨认话语单位，它们绝不是那些传统单位（无论是“文本”、“著作”，还是“科学”；无论话语的领地或形式是什么；无论它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它所表现出的选择是什么）。这四个标准不仅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它们还相互依赖：第一个标准从一话语所有对象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该话语；第二个标准从它的所有句法类型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它；第三个标准从它所有的语义要素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它；而第四个标准则从它的所有运作可能性的配置规则方面限定它。话语的所有方面都被覆盖了。如果能够——在一个陈述群集中——标明并描述出了一种指涉，一种展现性偏离的类型，一个理论网络，一个策略可能性的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们就属于可被称为一种话语之配置的东西。这种配置使陈述—事件形成一个整体。显而易见，无论是在其标准方面，在其界限方面，还是在其内在关系方面，它都与诸陈述被约定俗成地划归其中的那些传统、可见的统一体没有丝毫重叠。它让此前还处于黑暗之中并从未被在话语表层得到转译的那些现象得到了澄清。但它揭示的又不是一个秘密，不是有着潜藏意义的那种统一体，也非普遍的和独一无二的形式；它是差异和离散的一种控制系统。这个四层结构的系统，支配着话语的构成，并必将使话语中的各种离散、裂隙、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空白，而不是话语的整个表面——而非话语中的共有因素得到解释，这个系统就是我所说的话语的实效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