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事件的领域

如果我们想将非连续性这个概念系统地运用于（也就是说为了对其加以界定起见，就是说以尽可能一般性的方式使用它并验证它）被称为观念史、思想史、科学史和认识史等等领域——这些领域的边界是如此不确定，因而它们的内容也还是悬而未决的——之上，那么有一些难题马上就会应运而生。

首先就是一些否定工作。必须摆脱与连续性假设相联系的一系列观念。无疑，它们没有真正严格的结构，但其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传统这个观念，使得这两种情况成为了可能，一方面让人根据某种坐标体系铭记所有的创新，另一方面是给一组恒定现象指派某种地位。又如影响这个观念，与其说它实质性地不如说是神秘地支撑着过渡和交流的种种现象。又如发展这个观念，它使人们能把一系列事件描述为同一种组织性原则的实现。又如目的论或相对于规范阶段的革命的这种相反相成的观念，又如时代精神或时代心理这个观念，它使人能在共时和连续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象征纽带的连续性，或某种相似性和镜像映射的游戏。必须抛弃这些既成的合成物、这些综合体，它们往往未经检验便被认可，它们之间联系的有效性往往被立即接受；必须驱逐这些隐蔽的形式和力量，人们往往借着它们习惯性地把人的思想和它们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必须承认首先要做的事情无非是和全部那些被压抑的事件打交道。

再无必要视我们所熟知的学科或团体之间的分界线是有效的划分了。由于横亘着这些分界线，我们就既不能接受范围广大的话语类型之间的差异，也不能了解体裁形式（科学文献、哲学、宗教、法律、小说等等）之间的差异。原因是明摆着的。我们在自己的话语世界中运用着这些差异，却对此一无所知。当我们专注于对广为流传、散布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普遍地特征化了的一组陈述进行分析的时候，情况a fortiori[更是]确乎如此；毕竟，“文学”和“政治”是这样的晚近范畴，它们只能被以回溯性的方式和新的类比或语义相似的游戏运用于中世纪甚或古典文化。文学和哲学，因而还有哲学和科学，在17、18世纪话语领域内并不是以它们在19世纪里相联结的方式那样联结在一起的。总之，显而易见的是必须意识到，那些分界——我们今天通常接受的，或与被研究的那些话语同时代的那些划分——本身都总是一些反思范畴、分类原则、规范性规则和体制化的类型；它们，就其本身而言，又是与其他事实共存的由话语造成的事实，而那些其他事实与它们之间固然有着复杂的关系，但却不具有自治的和可被普遍认识的内在特性。

最重要的是，必须受到质疑的应是这样一些统一体，它们以最直接的形式现身——这些单位就是书籍和作品全集。乍一看上去，若无极端的工序，这些统一体根本无法被拆除；它们是以极其确定的方式被给予的，是既由物质性的个性化（一本书是占据着明确空间的、有其经济价值，并且以数字标识着它的开端和结尾的东西），又由话语和使之呈现出来的那个个体之间分配关系所给定的。但是，只要我们更切近地观察它们，麻烦就来了。这些麻烦并不比语言学家试图界定一个句子的统一性时所遇到的那些麻烦小，也不比历史学家试图界定某种文学或科学的统一性时所遇到的麻烦小。一本书的统一性并不是匀质的统一性：不同数学著作之间存在的关系不同于不同哲学文本之间存在的关系。司汤达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间的差异不可能与使《人间喜剧》中两部小说相互有别的差异相重叠；而后者，就其本身而言，又不可能和使《尤利西斯》区别于《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那些差异相重合。进一步说，一本书的边界既非确定的也非严格划定的。没有只靠自己就能存在的书籍，它总是在与其他书籍并立的支撑关系和依赖关系之中的；它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个网络包含了这个点或隐或显地指向其他书籍、其他文本或其他句子的整个指涉系统。如果我们对一本物理学书籍，或一部政治演说集，或一本科幻小说感兴趣，那么这种指涉系统，因而还有自治和他治的复杂关系，都将是不同的。尽管书籍大多是作为我们可以拿在手头的一个客体而得到规定的，尽管书籍是在封闭着它的这个小小规则平行六面体当中受到限定的，但它的统一性仍旧是可变的和相对的；如果不通过话语领域，这个小小的规则平行六面体就无法得到解释和指涉，进而就不可能得到描述。

说到作品全集，它所带来的难题仍然是非常棘手的。表面上来看，作品全集是可由某专名标记指定的文本的总和。指定（即便我们把归属问题放到一边）并不是一种同质化工作：一个作家的名字不能对在他名下由他本人发表的文本进行指定，不能对他用假名发表的另一些文本进行指定，不能对在他死后也许被以原始面目发现的另一些文本进行指定，而且也不能对那些无非是同样原始的草稿、随手写来的笔记、“纸头”等其他一些文本进行指定。对全部文本或作品全集的建构必将以某些不能轻易证明甚至也不能表述的理论选择为其前提。有一种文本，它是作家所写，他原来也打算付印但却仅仅由于他的死这一事实便永远保留其未完成状态，把这样的作品算进来就足以是构成全集吗？我们是不是得再算上放弃了的那些大纲呢？而我们又将把书信、笔记、报导的对话、由编辑者记录下来的评论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个个体在他死亡的那一刻才离开包围着他的这些多得数不清的踪迹，它们在无限多的交叉点说着如此不同的语言，它们将在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时间里弥散着，直到最后被彻底抹除——我们将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无论如何，“马拉美”的名字对一个文本所进行的指定——如果文本涉及英国主题，或他对埃德加・爱伦坡的翻译，或诗歌，或对询问的答复——的类型是各不相同的。而尼采的名字和作品之间就没有这样的关系，那些作品包括年轻时的自传、其学术论文、哲学文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哪，这人》、书信、最后签署着“狄俄尼索斯”或“恺撒尼采”字样的明信片、格言警句草稿间夹杂着洗衣店账单的笔记本。

实际上，能被在某作家的“作品全集”中识别的唯一统一性就是某种表现的作用。可以这样来设想，一定存在着这样的层面（它存在于深层，要多深就有多深），作品全集在这个层面上通过它自己的一切片段——即使它们极其微小，极其无关紧要——把自身揭示为作者的，或俘获了他的历史决定的思想之表达，或其经验，或想象，或无意识之表达。但我们很快会看到，绝非直接被给定的作品的统一性是通过某种操作被建构起来的；这种操作是阐释的（这就是说，它在文本中对既潜藏而又显白的东西进行解码或转译）；最终，这种操作——它决定着作品，具有整体性的作品，因而决定着作为这一操作之结果的作品全集本身——在《残酷戏剧——剧场及其重影》的作者那里与在《神学政治论》的作者那里是不会相同的。作品全集不可能既被构想为直接的统一性，或确定的统一性，也不能被构想为同质的统一性。

最后，要终止这些未经反思的统一体——我们力图分析的话语就是靠它们而被半隐秘地事先组织起来——的继续流转的最后一招，就是放弃两个相对而立的、绑定在一起的假设。其中一种假设认为，在话语秩序中不可能找到真实事件的闯入；在每种表面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起源——它是如此隐秘，如此地具有始源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按其自身得到把握。结果是，我们注定通过编年学的天真而被引向无限远点，永远不肯能在任何历史中得到呈现的无限远点。这个点本身只能是自身的空无；从这一点发出的所有开端仅仅只能是涌现或隐匿（严格地讲，应该同时是这两者，在这完全同一个动作中的二者同时实现）。与这个假设相联系的另外一个论点是，所有显白话语都隐秘地取决于“已道出”的东西；而且这个“已道出”的东西又不是已经表达出来的句子、已经写下的文本，而是那“尚未说出”的东西——它是某种不可具体化的话语，是像气息一样无声的声音，是仅仅在行文之中所留出的空白的那种写作。进而还可以假设，话语中恰好变成词语的所有言说总被发现是在先行于话语的、固执地在话语之下运行着但又由话语揭示并渲染其静默的那种半沉默之中被联结着的。归根结底，显白话语只能是它未说出的东西的压抑性表现；而未言说的东西则是由内部为已言说的东西灌注生气的空无。第一个假设的主题注定使话语的历史分析成为对规避一切起源测定的那种起源的追问和重复。而第二个假设的主题则注定使它成为对同时是未被说出的已道出的东西的阐释和监控。这两个主题的作用就是担保话语的无限连续性及其在缺席的运动之中——因为缺席总是更先行的一个阶段——隐秘的自我在场。我们必须放弃这两个假设。话语的每个阶段都向作为事件的它的断裂敞开着；事件存在于断续之间；存在于转瞬即逝的偏离之中，这断续和偏离使话语被继续、被知道、被遗忘、被改造、被抹除为它最细小的痕迹，并从每双眼睛前移开埋入如微尘的书籍之中。不必将话语追根穷底地回溯到它起源的原始在场；而必须在它的直接性游戏中观照它。

连续性的这些基本形式、话语的这些未被审察的综合体一旦被弃置一旁，那么整个领域就显豁了。这是个巨大的但又是能被界定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由一整套陈述（口头的或书面的陈述）建构而成的，这些陈述通过它们作为事件的偏离和它们每个都专有的直接性而全部起着作用。在它被当作科学、小说、政治议论，或某作家的作品，甚或一本书得到讨论之前，应在其原初中性性质中加以把握的东西就是“话语一般”所构成的空间中事件的全部。于是就有了对话语事实进行纯粹描述的这种规划。显而易见，这种描述有别于语言分析。当然，只消运用那些陈述的全部，运用那些话语性行动，我们就能建构起一种语言体系（如果说我们不是以刻意人工的方式建构它的话）。进而这就成了一个根据某种具有典范价值的集合，根据使不同陈述的事件性构成成为可能的那些法则去进行界定的问题。即便一种语言早已消失，即便没人在言说着它，即便它只在零星的碎片之中得以重构，但它仍旧总是作为可能的陈述之条件的一种语言。它是规则的一套有限集合，正是这些规则为无限的表征颁定其有效性。相反，话语是仅已被表述出的那些陈述的永远有限且暂时性的集合。那些陈述可以多得不可计数；它们也许，就它们的驳杂繁多而言，超出了任何铭写的限度；但它们只是构成了一个有限的集合。当涉及一种话语行动时，语言分析所提出的问题总是：这一个陈述是根据何种规则而建构起来的，并且其他相似的陈述是根据何种规则被建构的？而话语描述则提出不同的问题：这一个陈述——而不是已经各就其位的其他陈述——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与此相同，这种话语描述之所以有别于思想分析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这儿，某种思想体系也只能通过某有限的话语集合被建构起来。只能以如下方式去发现这种集合，我们要透过那些陈述本身对言说主体的意向，他的意识活动，他的意谓，甚至还有以与他意愿相左的方式在他所言之物中，在潜藏于其清晰表达内几难辨别的裂隙之处浮现的无意识模式加以辨认。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对另一种话语的重构，这种话语揭示了从内部激活了能被听到的话语的那种几难察觉而无休止的喃喃细语，重现了浮现于已写下的字里行间并常常就挤在字里行间的那个纤细而不可见的文本。思想分析涉及思想所使用的话语的时候总是比喻性的。其问题总是：在已被说出的东西中可能意谓什么？而话语分析所指向的则是其他目的：它所注重的是把握处身于话语事件狭隘性和唯一性之中的那个陈述；测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确定它的边界，确立它与其他陈述之间的关联——它在其中与其他陈述联系起来的那种关联，并说明它所排除的其他联结方式是什么。它并非是在显白的东西之下去竭力谛听其他话语的喃喃私语。必须证明话语何以不能是其他形式而只能是它所是，为什么它排除了其他话语，它作为众多话语中的一种并在与它们的关系之中为什么只占据了这个位置而不可能占据其他位置。话语分析的真正问题因而可以表述为：在被说出的东西中——而不是别处——显露于前台的固定存在是什么？可能有人会问，对一切公认的统一单位的这种质疑，固执地对非连续性的这种追求，如果其重点所在无非是让大量话语事件得以呈现，无非是搜集它们并保持其绝对的离散性，那么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何在？实际上，对纯粹既有的统一单位的系统清除，首先使之成为可能的就是让某陈述的唯一性即事件性重新回归该陈述。陈述不再被视为语言的一种介入，也不是其字面更深的意指过程的经验性偶然显现，它将在历史断裂的层面被观照；对之加以观照的努力是这样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注意力聚焦的是该陈述所建构起来的切口，这种不可化约的——往往也是极其隐微的——呈现。一个陈述无论它是怎样的陈词滥调，无论它的推论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它出现后多么迅速地被人遗忘，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理解或仅仅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它进行曲解，它总是一个事件，不可能被语言或意指所穷尽的一个事件。一种奇特的事件，当然，因为，一方面，它是和一种写作行动或语言的联结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它为自己在记忆的领域中或者在手稿、书籍和其他记录形式的物质性中打开了一种剩余存在；进而是因为，它和其他每个事件一样都是唯一的，但又向重复、改造和复活敞开着；最终因为，它既与创造了它的那些条件相联系，与它所引发的那些结果相联系，又在同时但却是在完全不同的模态之中与先在于它的和继它而起的那些陈述相联系。

然而形成陈述的事件所处的层面被从语言和思想中抽离出来，但却不是为了在其自身之中去把握它，仿佛它是独立的、孤立的和主权性的似的。相反，目的是要把握那些陈述，那些作为事件的并具有如此独特的特殊性的陈述，是以何种方式与在性质上非话语的其他实践——也许是技术的、实践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此类的实践——相联结的。在其纯粹性之中对话语事件在其中得以撒播开来的那个空间进行揭示，并不是要把这个空间确立在由虚无所穿过的裂隙之中；并不是要让它锁闭于自身之内；a for tiori [更加]不是要将其向某种超验的东西开放；相反，这么做是要赢得对它与外在于它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进行描述的自由。这是些必须在话语领域内得到确认——在无法求助于一般语言形式或言说主体的个体意识的情况下得到确认——的关系。

对话语行动的这样一种描述方式的第三个优势是，它让它们摆脱了自己把自己呈现为自然而然的、直接而普遍的统一体的所有那些群集，从而使描述——此时，这种描述是通过一套必需的决断而进行的描述——另类统一体成为可能。如果诸条件被明确地确定了，那么，以正确地被描述的关系为依据，对那些不可能是新的且永远不可见的集合进行建构就是合法的。这些集合不可能是新的，因为它们总是由已被表达出的陈述组成的，而就是在这些陈述之间，就有若干特别固定的关系可以被辨认出来。但这些关系并不是通过这里所说的那些陈述自行被表达出来的（比如说，这些关系与那些清晰的关系不同，后者由话语自身——当其采取了小说形式时，或通过一系列数学定理而被铭写出来时——呈现和道出）。这些不可见的关系绝不构成由其内部激活着显白话语的某种秘密话语；它们构成的并非是让那些话语变得显白的一种阐释，而毋宁说构成了对它们的共生性、它们的连续性、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它们的互相决定性、它们的独立性和相对转化的分析。总之（尽管它们不可能得到穷尽性的分析），它们构成了也许可以被称为无意识的东西，在这里且玩一下文字游戏，这个“无意识”，并非言说主体的“无意识”，而是已被说出的事物的“未被意识”——因为意识永远不可能在这种描述中在场。

最后，在所有这些研究的视野基础上应该托出一个范围更广的论题——那就是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的论题。必将得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条件，这些条件，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社会中，决定着某些陈述的出现，决定着它们是否能得以为继，决定着它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决定着它们在法定建制中得以被归类为某些群集的方式，决定着它们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对它们产生着影响的价值活动或仪式活动，决定着它们被转化为实践或态度的方式，决定着它们进入流通、被压抑、被遗忘、被破坏或被重新激活所依据的原则。总而言之，这是个处在其自身不断被体制化的系统内的话语的问题。我想起了档案（archives）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遗迹所保存下来的文本的总体，而是一系列规则，它们在文化中决定着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它们的解体，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事物的悖论性存在。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话语事实，就不能把这些话语事实看成是（某种隐蔽的意指过程或建构规则的）记录，而要把它们视为遗迹；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话语事实——把所有地质学隐喻放在一边，不要指派任何起源，不要对某个archē [希腊文“基始”]的开端做出丝毫暗示——就是去做词源学规则允许我们称之为考古学（archéologie）的事情。

《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问题性多少就是这样的。所有这些文本都不是自治和自足的；就它们每个都只涉及有限领域的局部勘探而言，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它们应该被理解为一套尚在基础草创阶段的描述性实验。然而，即便不必为它们在那么大的程度上保持着局部性并充满了裂隙而道歉，它们所遵从的那些选择也必须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说话语事件的普遍领域根本不允许apriori[先验]划定的话，那么，如下问题也不可能适用于它：具有档案特性的一切关系也许可以一揽子地被描述。然而，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概算，某种暂时性的划定则必定是被允许的；这个最初的区域——分析将颠覆它并再次辨认它——总是能够限定一套关系集合的。如何划定这个区域？一方面，必须选定这样一个领地，在其中诸关系恰好是众多的、密集的，并且是相对易于辨识的。就其中包含的诸话语事件最紧密地相互联接——并且是在各种解译关系中相互联接——而言，还有什么区域能比得上一般被“科学”所指称的那个区域呢？但另一方面，除非投身于几乎未被形式化的话语群集之中——在那里，诸陈述并不依据纯粹句法而显现——又怎样能做到以最大的把握在一个陈述中准确捕捉到它的实存及其显现规则的契机，而不是其形式结构和构成法则的契机？最后，如何确定我们将不会沦为指涉着言说主体、话语主体、某文本的作者的所有那些非反思性的统一体或综合体——简言之，那些人类学范畴——的牺牲品呢？而若非细致地思考那些范畴由之而得以建构的陈述集合——陈述的这种集合已经把话语的主体[sujet]（它们各自专有的主题[sujet]）当作了“对象”，已经把这个对象变成了一个认识领域——又如何可能确定我们不会沦为那些范畴的牺牲品呢？

进而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特权，它de facto[事实上]被授予了据说——这种说法非常笼统——被界定为“人文科学”的那套话语机制。然而这种特权仅仅是一个起点。我们必须在心中牢记两个事实：话语事件分析和档案描述限于同一领地；对该领地本身的分解绝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实在的。这只是第一步的概算，这个步骤只是让各种关系得以显露，并保留着擦除初步勾勒的边界的机会。现在，我实际上必须承认，我目前试图加以解释的这种描述计划本身就被我以一种原初步骤的方式试图对之进行分析的区域所困扰，并且这个计划又有着在那种分析效果之下被分解的危险。我正在对我本人的话语就紧缚其上的人文科学的奇特而又相当成问题的配置进行调查。我听任那个空间，那个把我话语的最初标记向我展露的空间，向分解和重组开放。我试图消解这个空间的可见坐标并动摇它的表面的流动性。因而，我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在我决断的每一刻，在我的每个决断作出之后，都有可能冒出凭什么做出此决断的这样的疑问，因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有着让我从道说此话的位置上偏离的效果。所以尽管我——希望从这样一种高度并且从如此之远的距离对其他话语进行描述的我——说我相信自己与那些其他的话语都在相同的位置上一直在言说着，就凭这一点或许便已经对我凭什么能断定我可以言说的那个问题作出了回应，可我现在还必须承认，我再也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它也是我证明其他话语在其上言说的位置——言说而不说明这个位置本身，但我的说明也只能是从我自己的话语已经置身于其觉醒之中的那种差异、那种无穷小的非连续性出发所做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