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

首要的问题不是匆忙地接受各种综合体形式，而是要确定能被合法地安置在陈述—事件这类非比例化的领地中的统一体。我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这个问题可以是经验性的（和通过具体的探索而表达出来的），也可以是批判性的（当它涉及我由以提出该问题的位置，涉及使该问题得到定位的区域，涉及我能确信我言说时所凭借的自发统一体的时候）。进而才有了对话语领地的探索。这个领地上就矗立着，或据信矗立着一种关于生活、言说和劳作着的人的“科学的”认识。经过这类探索，我们已经揭示了我称之为“话语配置”的那些陈述组以及对这些陈述组加以解释的被称为“实效范畴”的系统。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勾勒出人文“科学”的历史吗——或者说，只要你愿意换个说法也行，我没有勾勒出其积累尚未准备好以构成一种科学的那种不确切的知识的历史吗？我难道仍然执著于它们表面的分界，难道仍然执著于它们自命为自己构成的那个体系吗？我还没有就这些模式——还不能断言它们配享科学之名——形成一种批判的认识论吗？

实际上，我已经区分或描述出来的那些话语配置，并不与这些科学（或半科学）的定界相吻合。无疑，我的确开启了我对疯狂史的探究，而所谓疯狂就是以某种自称为精神病理学（有些人可以认为它有各种权利自称为科学）的话语的在场性存在为基础的疯狂；无疑，我进行过某种分析，分析对象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以某种经济学和语言学为依据（有些人也可以很好地证明它们的科学严格性）而能够谈论财富、货币、交换、语言符号和词语的运作机制的那些学科。但是，那些实效范畴，也就在分析的结尾，在由之而实现了自身归类联接的那些话语配置的结尾将得出的那些实效范畴，并不覆盖着与这些学科相同的空间；那些实效范畴的联结方式与这些学科的联结方式也并不相同；更进一步说，它们与可以被视为我所研究的那个时期里的某种科学或话语的某种自发形式的学科并无叠加关系。因此，《疯癫与文明》之中所分析的实效范畴系统并没有以排他性的方式或被赋予了特权的方式说明那个时代医生们就心理疾病所能说出来的东西；毋宁说，这个系统限定了指涉，限定了展现规模，限定了理论网络，限定了那些选择点，进而使医学话语、机构控制、管理手段、文学表达和哲学表述的特定离散状态成为了可能。这种分析所解释和描述的话语配置远远超出了精神病理学史前史或这个概念的起源的史前史能够给出解释的范围。

在《词与物》中，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描述所获得的实效范畴所析出的那些话语配置比第一个场合所划分出的科学领地要更为狭窄。自然史的体系当然可以用来解释有关生物间的相似与差异、物种和基因构成、图表一般空间上的分布关系的一定数量的陈述；但自然史的体系却并不支配着对生物不自主运动的那种分析，也不支配着物种理论，更不支配着对生物生长的化学解释。而这种话语配置的存在、自治、内在连贯性和界限，作为理由之一，可以说明一般生命科学理论何以不会出现在古典时代。同样，支配着同一时代的财富分析的实效范畴，也不会决定有关交换、商业交易和价格的每种陈述：其实效范畴排除了直到很久之后才会进入经济学领域的那种“政治算术”，那时，一种新的实效范畴系统已经使得配套的话语进入经济分析成为了可能和必要的事情。普遍语法也不能为古典时代有关语言的一切可能的说法提供解释（无论这种说法是来自宗教文本的诠释者，来自哲学家，还是写作文学作品的空想家）。无论这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无关于揭示人们在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缓慢而隐秘建构自身的那个时期对语言、财富和生命都想了些什么；都无关于找出与概念纠缠在一起并妨害了概念的表达的那些错误、偏见、混淆，甚或幻觉；也无关于对科学——或至少是自命科学的某学科——为了在如此不纯的基地上建构自身而必须付出的断裂和压抑的代价所进行的认识。相反，这三种情况都说明了“不纯性”系统的呈现——由于词语在这种分析中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毋宁说，它们都解释了一定数量的陈述的共时性出现，这一组陈述的科学性水平、形式和精细程度在我们的回顾式考察中也许是显得相当异质的。

《临床医学的诞生》所分析的话语配置则代表了第三种情况。它要比医学话语宽泛得多，这里所说的医学话语应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来理解（关于疾病、疾病形式、疾病的测定以及治疗方式的科学理论）——它包含了一整套政治思考，改良规划，立法措施，管理手段和伦理方面的考虑；尽管，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它不包括在所研究的这段时期内就人体、其运作机制、其与解剖生理学的对应关系所可能认识到的一切，就身体中会发生的种种紊乱所可能认识到的一切。临床医学话语统一体绝不是某种科学的统一体或试图确证其科学地位的一套知识的统一体。它是复杂的统一体：我们借以能够——或自认为可以——将一种科学区别于另一种科学（比如，将生理学区别于病理学），将一种更发达的科学区别于并不那么发达的科学（比如将生物化学区别于神经病学），将一种真正的科学话语（比如内分泌学）区别于单纯的经验解释（比如符号学），将一种真正的科学（比如微生物学）区别于非科学性的科学（比如骨相学）的那些标准，对它则是不适用的。临床医学既不建构假的科学，也不建构真的科学，尽管我们以当今标准衡量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判定此话语中一定数量的陈述为真，而判定其中另一些陈述为假。临床医学话语是一个展现性整体，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描述性的，优势制度性的；既是分析的，又是规定的。这个整体既是由各种推论又是由各种决断，既是由各种主张又是由各种等级所组成的。

那些话语配置既不是目前酝酿中的科学，也不是由于我们标准的新条件出现而告废弃或遭遗弃的以往公认的那些科学。它们作为一些统一体是与今天所谓的（或曾经所谓的）“科学”的种类完全不同的，二者也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区分，对说明这些话语配置的特性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它们在认识论上都是中性的。就担保着一元化分类的那些实效范畴系统而言，它们既不是合理化结构，也不是合理化与非理性限制条件之间的力量、平衡、对抗或辩证法；合理及其反面之间的区分在区分这些统一体的过程当中是无济于事的；这些统一体并非可理解性的法则，而是被投入习俗、技术、集体和个体行为、政治操作、科学活动、文学虚构和理论思辨之中的对象、表述类型、概念、理论选项的整套配置法则。这个因而是通过实效范畴系统而得以成形并且在某种话语配置的统一体之中得以呈现的配置机制，才是能被称为知识的东西。知识不是科学认识的总和，因为在任何时候判断后者是真是假、是精确还是不精确、是近似的还是确定的、是矛盾的还是连贯的，都总是可能的；所有这些区分对划分知识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知识乃是通过实效范畴——这个实效范畴与一元化话语配置的某个领域中的实效范畴完全一致——而被建构起来的一套元素（对象、表述类型、概念和理论选择）。

我们现在接触到了一个复杂的模式。它可以并且必须既被分析为诸陈述的一种配置（当着眼点为作为该配置组成部分的话语事件的总量的时候）；也被分析为一种实效范畴（当着眼点为对在陈述中起着作用的那些对象、表述类型、概念和选项具有支配作用的系统的时候）；也被分析为一种知识（当着眼点为实际被投入到某科学、某技术方式、某制度、某虚构性叙事、某法律和政治实践等等领域当中的那些对象、表述类型、概念和选项的时候）。知识不能从各类知识的角度得到分析；而实效范畴也不能从合理性角度得到分析。我们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对它们的描述应该等同于知识的历史、理性的起源或某种科学的认识论。

但无论如何仍旧确定的是，在（有着其合理化结构的，并且形成了它们知识的总体的）各类科学和（有着它们的实效范畴系统和知识领域的）各种话语配置之间区分出一定数量的关系，还是可能的。因为仍旧正确的是，存在着唯一的形式标准可以判定某种科学的科学性，也就是说，可以判定使之可能成为科学的那些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却无法解释它的实际存在，即它的历史出现、事件、插曲、障碍、预期、延宕以及深刻地决定着它的实际命运的那些促进因素。如果说——比方说吧——必须等到18世纪末，生命概念才成为了生物分析中的基础性概念，如果说拉丁语与梵语之间的相似性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弗朗茨・葆朴之前却没有能促生比较历史语法学，或再如果说肠道病变的事实在“发热”病中得到了确证但在19世纪初却不可能促生一种解剖病理学，那么这些现象的原因既不能在一般生物学或语法科学或医学科学的认识论结构当中去寻找，更不能在如此长久地支配着人们的盲视的那些错误之中去寻找。相反，其原因存在于知识形态学之中，存在于实效范畴的系统之中，存在于话语配置的内在构成之中。此外，恰恰是在知识这个要素之中，一种科学——或至少是要求并宣称其科学性模式的一种话语集合——出现的诸条件才得到了决定。即使，到了19世纪初，我们看到了以政治经济学名义，以给予自己科学性符号并利用了一定数量的形式法则的一种话语的名义而出现的那种配置；即使，大致同一个时期，一定的话语在医学话语、临床医学的话语、符号学的话语的模型基础上被组织起来，从而被建构为精神病理学，这些“科学”的原因也不能被回溯性地要求——既不能要求原因出于它们之间的实际平衡，也不能要求原因出于被推定是它们的目标的某种理念。更不能要求原因出于某种合理化规划——这种规划在当时出现在人们的心灵当中，但却还不能全盘控制这些话语以独特性方式所保持的东西。对这些出现条件的分析必须在知识的领域中——在话语集合的层面，在诸实效范畴间的作用层面——做出。

在一种科学的“可能性条件”这个一般性提法之下，我们必须区别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系统。第一种系统将科学诸条件限定为一门科学，它涉及这门科学的对象领地，涉及这门科学所使用的语言类型，它涉及这门科学所掌握的或正寻求建立的那些概念；它限定了一种陈述要归属于科学所必备的形式法则和符号法则；它经由两方面而被制度化，一方面是它所涉及的科学——只要它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另一方面，是通过其他科学——只要它能让其他科学充当自己的形式化模型；不管怎么说，科学性条件是内在于科学话语一般之中的，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限定它；另一个系统涉及有其历史实在的那种科学的可能性。这一系统独立于前一系统，两个系统不可能重叠。后一个系统是通过诸多这样一些话语丛的领域而建构的，它们与它们所构成的那些科学在地位、单元、组织以及运作方式方面毫无共同之处。这些话语丛不能被视为伪科学、古代论题以及非理性比喻组成的狂想曲——科学已经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明确地把这种狂想曲投入到了史前史的沉沉黑夜之中。这些话语丛也不能被视为仍然在混乱中摸索着它们的前路的、在萌芽期的半梦半醒之间浑浑噩噩的未来科学之雏形。最后，这些话语丛也不应该被设想为那些所谓的错误、半科学、伪科学、人文科学最易沉浸其中的那种认识论体系。实际上，这个系统涉及有着自己的一贯性、配置法则和自动适配法则的那些模式。对话语配置、实效范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进行分析，并不是指认科学性形式，而毋宁说是穷尽式地遍览历史实在决定的这个领域，只有这个领域才能对话语的出现、持存、改造，以及最后消失进行解释——这些话语中有一些在今天仍被认为是科学的，有一些则已失去了它们原有的科学地位，有一些永远没能争取来这种地位，而还有一些则根本没有试图争取过科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