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编年与文化历史考古学
20世纪上半叶，世界考古学发生了从进化考古学向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转变。造成这一转变的有以下三个原因：（1）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得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文化进化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许多受列强欺凌的东欧和北欧国家，希望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民族的身份与尊严，于是通过考古发现来追溯民族来历和特征成为普遍的做法；（2）欧洲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发展，公路、运河、铁路和工厂的营建，导致了地下文物的大量出土。考古材料数量上的激增，使得考古学界认识到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巨大差异，这种现象不是文化进化理论所能解释的；（3）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研究早就意识到地理隔绝所造成的物质文化、精神信仰和风土人情的巨大差异，对区域文化差异和文化阶段的研究对史前考古学的阐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逐渐取代了用地质学方法构建的人类史前史。
考古学研究转向对民族和人类群体的研究与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Kossinna,1858—1931）的工作有关。科西纳原来是一位语言学家，后来转向史前史研究。他声称，考古学是各种学科中最具有民族性的学科，研究古代德国人的起源应当是考古学最神圣的目标。他提出“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区即民族区”，因此文化的差异就反映了民族的差异。科西纳声称，在地图上标出的某一类器物的分布代表了某一民族群体的分布，而文化的延续反映了民族的延续，于是，考古学就能够根据器物确定的文化单位来追溯民族群体的分布和延续。虽然，科西纳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但是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人，而且是第一个用考古学文化来研究区域文化历史的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科西纳采纳考古学文化概念，标志着文化历史考古学在史前考古学中开始取代进化考古学。考古材料不再被以前那种发展阶段的模式所安排，而同时开始关注过去人类是如何生活的。
由于科西纳的思想为纳粹德国所重，所以在德国之外没有什么影响。真正将考古学文化概念普及的是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他系统定义了考古学文化，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等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理论，对欧洲考古发现进行了广泛的综合研究，对文化发展和演变的阐释也从传播迁移转向社会内部动力。他的许多精辟的思想反映在其大量的考古学通俗著作之中。他不但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开拓者，而且是一位为枯燥的考古发现赋予活生生血肉的充满智慧和灵感的思想家。他的成就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
文化历史考古学最重要的分析概念或单位是“考古学文化”，柴尔德将文化定义为“一批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他强调，每一种文化必须从其器物的组成来独立地表述，并认为考古学文化不但可以从年代和阶段加以划分，也可以从每种文化延续的时间加上其地理分布，结合地层、类型排列及共时性来加以界定，借此可以以一种考古学文化时空的镶嵌的模式来复原各地的史前史。柴尔德所创立的方法在英国考古学界被公认为是一个新的创造而得到推广，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范例也由此成为欧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分析概念。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其实建立在一种文化规范的理论之上。因为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他们的习惯和知识是习得的，因此文化的特点会通过这种社会规范的授受而代代相传。于是，从考古记录中所观察到的这种规范或一致性便可以被用来当作定义社会身份或民族认同的一种标准。在考古学文化规范的判断中，陶器常常被用来作为定义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依据。考古学家将陶器生产视为文化控制行为的“指示器”。尽管制作和装饰陶器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每个社会使用的技术和对风格的偏爱都不完全相同。这种规范是从陶工学徒时期继承而来的，并得到社会观念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和制约，个人难以摆脱这样的规范而另外创立一种完全不同的规范。所以，考古学文化概念可以将出土相同物质文化的不同遗址归入同一类文化，而这一类文化就代表了民族学上的一批独特群体。相同的考古学文化又可以根据一些器物、特别是陶器的变化来确立早晚的时期，以代表这个文化先后的发展阶段。于是，考古学文化在地理区域上的分布范围结合时间上的延续，可以建立起一个区域的史前文化发展历史。在中国，北方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南方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都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命名和定义的。考古学初期主要用来建立相对年代的器物类型学，现在被赋予了新的作用，就是用典型器物来分辨民族身份。
丹尼尔说，考古实践从“阶段”和“时期”转向“文化”的转变，标志着对史前物质遗存的研究从采取地质学方法转向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彻底变化，也标志先前将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加以研究的考古学转变成把人类当作真正的人进行研究。
文化历史考古学取代进化考古学的过程表明，考古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除了考古学研究本身的进展之外，也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它表明，一门学科的发展不可能独立于它生存的社会环境之外，它的进展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联动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和方法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进化论的式微，认识到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生物进化的延续。面对相似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由此造成文化的差异。（2）典型器物不再是用地质学“标准化石”来定义阶段，一批器物的组合成为特定人群的代表。物质文化不再只是断代的依据而成为界定民族区的工具，这反映了史前学中地质学观点向历史学和人类学观点的重大转变。（3）其阐释理论主要采取流行的传播论，将新的文化因素或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于外来的因素，一般不对这种现象做深入探讨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