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适应与新考古学

20世纪40—60年代是新技术不断问世，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代。正如丹尼尔所形容的，二战之后考古学出现百废俱兴、一派兴旺的发达局面，使它成为一门举足轻重的学科。丹尼尔列举了这一时期世界考古学发生的四个重要变化：史前考古学成为世界性的学科；美洲考古学空前繁荣；科学技术方法成为考古学家的辅助手段，并且成绩不俗；原始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得到发展和确立，历史学和考古学受益匪浅。

在成果林立的进展之中，对考古学革命起了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应当首推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W.Libby,1908—1980）发明并于1949年公布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技术（简称碳十四方法）。碳十四方法的问世，标志着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意味着，考古学家的大部分精力可以从繁琐而又含糊的年代推测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自然科学家所提供的多种绝对断代方法，也使得考古学家可以更加精确地观察细微的文化差异和历时演变。

在技术手段不断创新的同时，种种新的考古学思维和实践也随之出现。美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Steward,1902—1972）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引入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并鼓励戈登·威利（G.Willey,1913—2002）首次尝试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演变。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G.Clark,1907—1995）创造了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强调考古学应当尽可能了解人类的生活环境、经济形态和社会信仰。柴尔德在苏联考古学的影响下，强调器物功能分析的重要性，并呼吁从内部动力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的演变。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Braidwood,1907—2003）自1948年开始对伊拉克北部的扎尔莫遗址进行发掘，理查德·麦克尼什（R.MacNeish,1918—2001）自1960年起对墨西哥南部特瓦坎河谷开展调查和发掘，这两例实践都是从区域性遗址的综合研究来探索近东和中美洲农业起源问题，开创了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先河。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泰勒（W.W.Taylor,1913—1997）在他194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中，对文化历史考古学只见器物不见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考古学家应当像民族学家一样全面了解文化的性质和演变的原因。这些技术和理论上的发展，为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发生的“新考古学”变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新考古学采纳了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视为人类对环境的超肌体适应手段，而非文化历史考古学所认为的一种社会规范。所以，人类文化并不会因循传统而一成不变，而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如果要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差异，就必须了解这些文化所处的环境，将环境看作影响文化最重要的因素。新考古学还摒弃了文化历史考古学将典型遗址视为典型考古学文化代表的做法，在考古学中提倡聚落形态的研究：在简单的狩猎采集和早期农业社会中，聚落形态反映了人类群体直接适应于其周边环境的方式；而在复杂社会中，聚落形态反映了社会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因此，聚落考古成为考古学社会探索的重要手段。新考古学还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将文化视为不同个体以不同方式进行参与的产物，社会各种机构协调地整合在一切，就如同各种器官组成一个生物体一样。因此，一个部分的发展会削弱或影响到社会整体的运转。而阐释社会演变则必须从这些社会关键机构或因素的互动来了解，而考古学最终需要揭示影响和制约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和关键因素。

新考古学还信奉新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深信文化之间所有重要区别都可以看作是从简单到复杂发展的不同状态。因此，在解释文化变异时，发展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主要因素。它采纳了美国新进化论的社会四阶段发展模式，努力阐释人类社会从游群，经部落和酋邦，最后发展到国家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新考古学强调更严谨的科学方法，提倡引入自然科学中的演绎法，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各种合理假设，并用仔细的发掘和分析来加以检验。

新考古学的产生是考古学走向科学化重要的一步，在新考古学产生之前，考古学研究没有明确的理论探讨。考古学的文化概念被视为考古学研究的基石：考古学家将各种文化视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个演员，而不是一辆辆前进的列车，将器物视为文化思想和标准的具体表现。而考古学家对考古现象的解释只限于两个要素，一是文化的年代序列，二是文化传播和迁移。这些研究特点在新考古学来看实在是太简单和太一般化了。

新考古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仅仅采集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考古材料本身的具体性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事实，考古学必须摆脱那种经验和直观的分析和常识性的推断来研究考古材料。对传统方法的不满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当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

欧美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席卷西方的一种思潮，它不是铁板一块的思想或一整套理论，而是在同一面大旗下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方法。新考古学的诞生必须理解为一种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和求新运动。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M.Johnson）对新考古学的关键要点做了系统的阐述：（1）强调文化演进的观点，从社会内部动力来观察什么是驱动社会演变的总体方向。（2）文化不是文化历史考古学所认为的那种由不同标准归类器物所混装的口袋，文化是一种系统，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转。（3）文化是适应于外界环境的系统，考古学家需要对文化的生存环境和经济形态提出各种模式，探讨这些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制约。（4）强调科学方法，考古学应当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从事规律的总结。（5）把文化动力学研究视为学科核心，考古学家的工作是寻求解释而非简单描述，询问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是这样？”（6）传统考古学的经验和直觉常常充满了偏见。作为合格的考古学家必须防止使用直觉或含糊的推测，他们应当对自己的研究目标有清楚的概念。（7）关注多样性和完整性，提倡采用数理统计方法来对材料做全面的分析。文化历史考古学常常关心最大和最好的遗址，倾心于精美的器物。但是，如果要完整了解一个文化或一种文明，就不能只是了解贵族的用品，也要了解平民的用品。只有对考古材料的理论和方法采取更为严谨的态度，考古学家才能使其研究不遗漏重要的对象，使其观察的材料涵盖了对象的各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