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化论与进化考古学

19世纪地质学和生物进化论的确立，对于将人类思想从《圣经》教义下解脱出来，促进利用考古学对人类自身悠久历史所进行的探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当时的社会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主宰19世纪学术思想的主流。所以，达尔文的学说既是生物进化的学说，又是哲学思想的证明。从地质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来看，进化与发展不但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事实。它证明了，从原始的石器时代到埃及和古罗马的古代文明是一脉相承的渐变发展过程。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学者们都纷纷采用进化论来分析各种文化和社会现象，探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从皮特里弗斯的考古思维中，看到用进化思想来分析器物演变的例子——他说“历史就是进化”。而三期论很快也被视为一种进化的模式，于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直线发展模式被视为解释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理论。19世纪末，法国考古学家加布利尔·德·莫尔蒂耶（G.de Mortillet,1821—1898）宣称，人类进步的伟大规律毋庸置疑。他提出了史前考古学研究成果的三项突破，这就是：人类进步的法则，相似发展的法则和远古人类的存在。著名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 Tylor,1832—1917）都明确采纳进化论的思想，提出了文化的进化观。比如，摩尔根认为所有的社会都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的发展阶段。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同样认为，人类社会的差异也是自然选择所造成，简陋的技术是智力低下的反映。用丹尼尔的话来说，一旦进化论思想确立，考古学就成为人类及其文化总体研究的一部分，而不再单纯是一种对古物的爱好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考古学发展初期用于阐释文化现象和重建历史的主要理论基础，而文化的累进思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许多考古学家；他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极其复杂，远不是一种直线或取代的模式能够简单解释的。

在旧石器考古领域，法国考古学家拉代（E.Lartet,1801—1871）从大量的考古发现中觉察，旧石器时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可以由石器和共生的动物群来加以细分。拉代根据古生物学的原理，将法国南部洞穴中的人类遗存分为四个时期，由古及今分别为：洞熊期、猛犸与披毛犀期、驯鹿期、野牛期。莫尔蒂耶受其本人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训练的影响，尝试用特定的器物来划分阶段，这些典型器物就好像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的“标准化石”。莫尔蒂耶也创立了用标准地点来命名考古学的阶段，以此建立起文化发展和进化的序列。他抛弃了拉代用动物群为标志的分期方法，对旧石器时代做了重新划分，由早到晚分别是：莫斯特期、梭鲁特期、奥瑞纳期、马格德林期。拉代和莫尔蒂耶的方法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及史前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推动，这种研究方案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并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旧石器文化分期的基础。

受19世纪下半叶民族学研究成果的影响，莫尔蒂耶认为人类具有本质上的共性，处在相同发展水平和相同环境里的人们在面对相仿的问题时，会倾向于做出相似的决定。这种思想成为莫尔蒂耶“相似发展法则”的基础。他深信，人类的历史极为悠远，所有人类群体都经历过相似的发展阶段，而史前考古研究应当揭示这种人类进步的法则。莫尔蒂耶还认为，他对法国旧石器时代发展序列的划分可以适用于世界各地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进化论的确立在19世纪下半叶为史前考古学提供了一种阐释的理论，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的体系可以用“进化考古学”的概念来加以概括。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产生了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结果，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这种思想将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视为相同的过程，社会的文化进步是由于自然选择而产生了更加优秀的智力。于是，文化进化被视为生物进化的自然延伸。将这种思想引入考古学中，就产生了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考古学和种族主义考古学。

有关人类本性解释的达尔文主义观点被卢伯克引入到史前考古学中。卢伯克深信文化的直线进化观，认为是自然选择导致了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他提出，现代欧洲人是文化与生物学强势进化的产物，落后的民族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智力和生物学上都劣于进步的民族。达尔文进化理论经过卢伯克的发挥，将人种优劣论和史前考古学联系到一起，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世界观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由于当时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霸主地位而广为传播，并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学研究中影响到对考古材料的解释。

在第二章里，我们谈到北美学界对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土墩建造者的推测就是这种殖民主义考古学的典型案例。当时的北美学界普遍认为印第安人是智力和文化上的劣等民族，因此不可能建造具有文明特色的土墩，它们的来历只有从外来的先进民族或人种中去寻找。与此同时，在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北美的考古工作中普遍存在一种排斥从文化演变角度来观察考古现象的习惯。考古学家认为，美洲的土著文化十分原始，因此可以排除它们在历史上发生过任何变化的可能性。这使得考古学家在他们的阐释中，将考古记录中所观察到的文化差异和变化，都解释成人群迁移的结果，而非文化自身的演变。

进化考古学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六个特点：（1）以进化的模式来安排考古记录。拉代和莫尔蒂耶为进化考古学建立起一套研究范例，这就是用“时代”和“分期”来编排人类的史前史，用典型器物来划分时代，以典型遗址作为命名的依据；（2）将人类历史和文化视为一种累进的过程，世界各地的所有社会和文化都经历了或经历着从原始到进步，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文明的相同轨迹。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平行的，而各地所见的文化差异是由于文化发展速率不同所造成的；（3）社会差异和文化发展速率的不同是由生物学因素所造成，人类文化发展是人类体质进化的延续，土著文化的原始性被视为人种智力进化上处于原始阶段的结果。于是，一些地区文明的遗迹不可能为智力低下的原始土著人所建，必定是受外来先进民族的影响或由其亲自建造；（4）世界各地土著文化的原始性是文化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结果，所以现代的土著文化可以被等同于史前文化；（5）对土著文化长期停滞不前的看法，又导致美洲和澳洲许多考古学家采用一种平面观来观察考古现象，即只关注考古遗存地理上的分布与差异，并不关心这些遗存的历时演变以及它们的编年；（6）考古学开始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在殖民者眼里，考古学证据是进行掠夺、种族灭绝和殖民统治的口实和依据。但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考古学证据也最终成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