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知识小说

“1900年一代”传承“98年一代”开始的小说创新，他们所创作的“知识小说”把小说情节与哲理或美学的散文思考融合起来，于是在其他时代为大众体裁的小说进而变成面向精英阶层的文化产品（这一演变源自此前的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小说的逐渐衰败），语言和视角游戏的重要性超过了主题和情节因素。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的特点是喜爱透视法，喜欢现实的反差和双重视觉；加夫列尔·米罗则强化印象主义特征，加强其抒情性，夸大主观的感官性；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采用“诙谐+隐喻”的手法，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短小尖锐的文体，抒情—幽默的意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其他要素退居其次，被称为“格雷戈里阿”。

这一阶段叙事文学的丰富还包括了一些从事其他体裁的作家的贡献，如欧亨尼奥·多尔斯、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和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介于“1900年一代”和“先锋派”之间的是科尔普斯·巴尔加（1887—1975），他的小说，如《被粉碎的生活》（1910）,1973年再版时改名为《刽子手猎兔狗》，具有出人意料的独创性。叙述者质问人物，运用混乱的罗列法、先锋派的意象和立体派的机智描写。

1．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1880—1962）

佩雷斯·德·阿亚拉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具有古典和现代文化素养，精通语言。在奥维多大学攻读法律时的老师就是著名作家克拉林，他是佩雷斯·德·阿亚拉的文学启蒙老师，让学生了解当时文学、美学的创新动态和最新作品。大学毕业后前往马德里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文学创作，1903年佩雷斯·德·阿亚拉与他人共同创办了现代主义文学杂志《埃利奥斯》，同年去英国留学，直到1907年回国。英国文化、英国人的优雅和精神深深影响了佩雷斯·德·阿亚拉，第二共和国期间他曾任西班牙驻英国大使（1931—1936）。内战爆发后流亡美国、阿根廷，1954年回国，后当选西班牙皇家院士。

佩雷斯·德·阿亚拉的小说创作曾受到“98年一代”的影响，他特别崇拜克拉林，视其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他的小说延续的是克拉林的路线，即富有思想和忧虑的知识小说，对西班牙现实持批评、嘲讽和苦涩的观点，舞台一般设在一个省会城市（将其命名为“比拉雷斯”）。佩雷斯·德·阿亚拉的小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它们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第一个是自传阶段，发表了4部以“阿尔贝托·迪亚斯·德·古斯曼”为主人公的小说（具有明显的自传成分）。作家本人声明这组小说试图“反映和分析20世纪初西班牙的良心危机”，它们描写了阿尔贝托在耶稣会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对教会提出批评）、女友菲娜的死亡、阿尔贝托前往马德里尝试当作家的运气、他在首都的经历。这些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的见证性，战后这些书被禁：

《山顶上的黑暗》（1907）是一出关于平庸的人类命运的寓言，讲述一队妓女和一些好逸恶劳的人去郊游，观看月食。妓女这个人物，与大众小说里的英雄相似，代表着民众强烈的孤独和妇女的奴役地位，她们注定要承受日常的麻木和世俗的淫荡。《A.M. D.G.》（1910）曾长期被视为西班牙教育机构耶稣会学校的忠实再现（它的压抑制度更适合培养学生的狡猾、虚伪和撒谎，而不像更加自由的教育所鼓励和加强的创新品质）。《狐狸的爪子》（1912）塑造了一个哈姆雷特似的少年，丧失意志，摇摆于感官与升华之间。尽管年轻，却被一种乌纳穆诺式的念头，即灵魂的缺乏所支配。《疾驰和舞蹈》（1913）再现了1910年马德里知识界和艺术界放荡不羁的生活（摇身一变为艺术家的妓女罗西娜与失败的诗人和作家为伍），主要人物的漫画化（他们的真实身份很容易辨认）关于艺术和美学话题的长篇论述暴露了阿亚拉小说的缺点和弱点。

过渡阶段的作品有1916年出版的3部描写“西班牙生活的诗意小说”，这些短篇小说的基本情节是西班牙的生活片段，它们对一些风景的描写充满诗意，另外有些作品的章节由诗歌开头，揭示将要叙述的事件。《普罗米修斯》是对皮格玛利翁神话的翻版，显示了作家对古典文化的了解。小说叙述一位父亲决定生育一个英雄，但只孕育出一个邪恶、扭曲的怪物，因而非常失望。这篇寓言具有十分西班牙化的象征主义，父亲这一形象徒劳地捍卫一种失败的进步观。

《主日之光》是最优美的作品，在两个残酷交战的派别中（以一个小镇上的冲突来代表西班牙政治力量可悲的分裂）闪烁着卡斯托和巴尔比娜的形象，他们因爱而结合，却成为仇恨的牺牲品。巴尔比娜当着她恋人的面被强奸，为了逃避检举和生下因强奸而怀上的孩子所带来的耻辱，她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直到死亡。死后这对恋人上了天堂，那里永远闪耀着纯洁的主日之光。

《利莫内斯一家的罪过》通过描写西班牙社会的等级制、排他性和不宽容，揭露了族长制的丑恶。这是一出交织着鲜血与死亡的悲剧故事，在利蒙一家开的客栈里，我们认识了利蒙家的两个女人，她们的弟弟刚被处决，而客人们受女主人的邀请祝贺她孙子的出世，生命与死亡、欢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

第二阶段是以世界性题材为主的长篇智性小说，提倡重建某些永恒的价值和规则：《贝拉米诺和阿波洛尼奥》（1921）探讨语言表达和交流的问题：取自民间小说的两位人物将讨论那些最理论的、最微妙的问题，贝拉尔米诺扮演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角色，而阿波罗尼奥则为卡尔德隆的化身。《蜜月，苦月》（1923）揭露了西班牙教育体制的一个弊端，即缺乏性教育，《乌尔巴诺和西蒙娜的工作》（1923）则关注爱情和性教育；《胡安老虎》（1926年“全国文学奖”）和《治其情操的庸医》（1926）涉及荣誉和女性。

2．加夫列尔·米罗（1879—1930）

米罗的小说观是“通过暗示叙事。从美学角度看无需讲尽故事。”他早期发表了几部“现代主义”风格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抒情性超过故事情节（他非常了解语言的音乐根源和可塑性），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构思让位于对大自然的入迷欣赏：小说的结构在一种节奏非常平缓的旋律（被梦想及平庸环境窒息的主人公的浪漫歌谣）面前变得散淡；人物常常是自身想象力或物质条件恶化的牺牲品（预示着道德堕落）。在《场景编织》（1903）中米罗指出“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爱，所以犯下坏事”; 《流浪者》（1908年“星期短篇小说奖”）的主人公堂迭戈，一位高贵的骑士，他的生命因为缺乏爱而痛苦。小说委婉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虚伪，外省封闭、暗淡的环境，伴随柔情和哀宛忧伤的是残酷和嘲讽。

从《我朋友的小说》（1908）、《上帝的节日》（1908）起米罗开始发生变化，超越了“现代主义”技巧。米罗的文学成熟期开始于《坟场樱桃》（1910），小说以抒情的、内心化的笔调涉及了性爱、疾病和死亡3个主题。之后陆续出版了《国王的祖父》（1915）、《耶稣受难图》（1916）、自传体小说《西关萨之书》（1917）、《孩子与大人》（1922）。《我们的圣达尼埃尔神甫》（1921）和《麻风病主教》（1926）对西班牙教会和保守势力提出批评，米罗因此遭到打击，被禁止当选西班牙皇家院士。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断裂的棕榈》（1909）、《纹丝不动的烟》（关于时间的主题，1919）和《天使》（1921）。

3．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1888—1963）

曾学习法律，但不久就转而从事文学和新闻。他是“1900年一代”最年轻的作家，几乎与“先锋派”同代。从1908年起由戈麦斯·德拉·塞尔纳领导的杂志《普罗米修斯》努力向新艺术打开大门，1909年发表《未来主义宣言》,1年后发表由马里内蒂写下的《向西班牙人发出的未来主义演说》。他的“格雷戈里阿”作品为第一阶段的“先锋派”开辟了道路（在西班牙采取了“极端主义”的形式）。内战时流亡阿根廷，战后他的小说属禁书之列，从此再也没有返回祖国。

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早期作品《开火》（1905）、《娇嫩》（1908）、《我的7个词》（1910）和《无声的书》（1911）已经显示了他反对传统观念、面对当时社会和文学的不羁态度。除了一些对小说体裁的反思之外，他的大部分作品是风俗主义和连载小说，外在情节很少，所叙述的事情往往是不真实的，在这类环境下出现的主人公一般也并非常人。他从外部观察人物古怪离奇的一面，不深入这些人物的内心情绪，强化远离日常的现实。小说的容量很容易扩大，缺乏骨架。爱情冲突（更确切地说，两性之间的生理冲突）常常构成情节的主线。

戈麦斯·德拉·塞尔纳选择的是杂拼法，采用片段化结构和多重性原则，糅合了各种话题的主观诗意笔记与混乱、兴奋的观察的，如《乳房，格雷戈里阿》（1917）、《马戏团》（1917）、《足迹，庞波》（1918）和《黎明》（1923）。《水渠的秘密》（1922）是一部反教会作品，其中“格雷戈里阿”的技巧与俄狄浦斯情结融合在一起。

在《黑白寡妇》（1917）中女性的性感体现在雪白肌肤与黑色孝服的强烈反差上，它对男主人公造成视觉眩晕。这是一种与时间及周围环境和谐的色情，它再现于《帕尔米拉庄园》（1923）、中，只是强度有些减弱。《不连贯的人》（1922）接近荒诞，达到了想象的极点。《斗牛士卡拉乔》（1926）试图模仿通俗文学，复兴以斗牛为题材的小说。

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常常把灵活的语言与离奇心理的独特分析或文学创作过程结合起来，如《小说家》（1923）和《晚香玉》（1930）。前者基于作家的自传，采取“镜子小说”的格式，宣告了“新小说”对复杂、不可理喻的人类社会、大千世界的探索。后者以左拉的自然主义风格描绘这座城市的诗意风貌，回忆在马德里发生的一段激情故事。《吕贝卡！》（1936）则为作家本人命名的“迷雾小说”，人物的意识和故事情节融于一种梦幻之中，强化了想象的自由。

他还著有《不可信的大夫》（1914）、《大饭店》（1922）、《6部虚假小说》（1926）、《香味女人》（1927）、《戴灰色圆顶毡帽的骑士》（1928）和《底楼》（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