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锋派实验小说

先锋派小说家的作品出现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时期，跟整个欧洲一样，当时洋溢着乐观和充满活力的氛围。在审美感觉上出现的变化体现在不同的世界观和小说创作观里。年轻作家极端排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形式和语言，希望从新开始，从零开始。先锋派创作的实验小说，具有大都市的精神，把目光投向现代城市生活和那一时代的科技创新。19世纪的全知全能叙述者逐步让位于处于具体视角、不具备神性的一个或多个叙事声音。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两篇著名文章《艺术的非人性化》（1925）和《关于小说的观点》（1925）中指出艺术作品只有摆脱现实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艺术是一种纯粹、高雅的游戏，不应有社会作用。艺术的本质是追求风格，而风格化就是“对现实的扭曲，非现实化。风格化意味着非人性化”。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号召不要用小说、戏剧来描写人类的不幸，因为风格化与对人类疾苦的关注是水火不容的。他的观点最具争议的一点是将艺术非人性化的倾向，把绘画、诗歌、小说变成纯粹的形式创作，远离现实和人类情感的直接表达。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认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面临危机不等于进入致命的衰落，更不意味着死亡，而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中诞生一个新生命。如果在技巧和题材方面放弃一些旧做法，致力于探索新路，比如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理论支柱），拓宽内容范围，把现实的其他领域也融进小说里。新小说期望创造一个自主、深奥、脱离现实世界、由自身规律支配的世界；重要的是它的内在语言和结构的一致性。

超现实主义的出现，虽然对小说的影响有限，但还是为一种非理性的荒诞小说提供了机会，在这类作品中接连出现梦呓的意象，没有形成可理解的情节。这个新的艺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幻想、想象、独创性、生机论和感官的赞美，常常选择传说和神话作为表达的渠道。小说家利用幽默和嘲讽来划清他与现实的距离，出现了一种寓言性或象征性的小说，本质是抒情和智性，带有浓厚的自传性。主题模糊，情节稀少，纯粹是为钻研哲学和表现才能当借口。西班牙小说家与外国作家（如季洛杜、科克托、莫朗和普鲁斯特）有相似之处，求助感官世界来回忆模糊的、几乎消失的意象，并加以重塑。

这一流派试图把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比喻、以电影为灵感的快速场景、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绘画的片段化结构加入到小说叙事技巧里，知识性战胜对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关注。大胆和具有联想的意象是其特征之一。这些作家的理想是创作一种纯粹的、摆脱所有承诺、对形式的兴趣占主导位置的艺术，这就导致他们被指责是肤浅的、非人性化的。但也有评论家认为在其表面过分讲究风格的空洞艺术游戏背后隐藏着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明显排斥现存的压抑、无活力的现实，渴望一种新的、基于人类与大自然整体愉悦的现实。尽管它追求审美主义的形式，但并不是彻底的非人性化艺术。这些作家仅仅是反对虚假的伤感主义和常规表达。与诗人不同，小说家的成熟过程相对较慢，这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其巅峰之作出现在后来的岁月。

本哈明·哈内斯（1888—1949）是“1914年一代”成员、“非人性化”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处女作《无能的老师》（1926）由3个故事组成，头两个分别叙述了萨拉戈萨一位教师与一个学生的姐姐、与一个女学生的恋爱经历；第3个故事则简短地描写了一位女生在图书馆沉思的情景，没有传统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类似散文。第二部小说《纸客人》（1928）则以作家本人在萨拉戈萨神学院的求学经历为蓝本，描写一个神学院学生的生活。

接下来问世的《小人物的疯狂和死亡》（1929）、《陀螺鞭的理论》（1930）和《红与蓝》（1931）加入了更多的故事情节，并且显示了作家的政治意识。《红与蓝》以司汤达的《红与黑》为榜样，讲述一个士兵在萨拉戈萨与一位少女相爱并有机会跻身上流社会，后来他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萨拉戈萨的武装起义，但在红（为革命献身）与蓝（贪生怕死）之间无法做出选择。《与死亡在一起的场面》（1932）描写西班牙当时的矿工罢工和军队镇压、第二共和国的成立等。

战后哈内斯一度被关在法国南部的集中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流亡墨西哥之后在那里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并发表了小说《风的女友》（1940）、《充满活力的维纳斯》（1943）；对话体结构的散文小说《欧佛洛绪涅或优雅女神》（1940）；传记《斯台方·茨威格。冰冷的山峰》（1942）和《塞万提斯》（1944）。1948年重病回到西班牙，次年病逝于马德里。《他的火线阵地》写于1938—1940年，但直到1980年才发表。这是一部对西班牙内战的真实记录和反思，以战地医院为舞台。作者对战争引发的武力激情（不论是共和派还是国民派）持审慎态度，对受战争摧残的人们表示同情。

罗萨·查塞尔（1898—1994），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女弟子。曾在马德里圣费尔南多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与当时的马德里艺术界建立联系，并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画家佩雷斯·鲁比奥。1922—1927年随丈夫留学意大利，在那里参加了“极端主义”诗歌运动。回国后加入“27年一代”，为《西方杂志》和《西班牙时间》撰稿，成为当时西班牙独立知识女性的代表。

从处女作《车站，往返》（1930）起查塞尔一直忠实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非人性化”小说观，她对现实主义小说十分反感，认为它是19世纪文学的最重要失败之一。“在我的文学里没有观察。什么都有，除了观察。沉思，情感，激情，欲望，想象。”查塞尔申明《车站，往返》是自传体小说，“虽然几乎与我的生活事件毫不吻合”。对她来说小说“不复制构成作者生活的那些个人事件和环境……只对心理张力感兴趣”。《车站，往返》几乎没有情节（主要是一个人物头脑中的思维语流），它以小说的形式阐述了这位哲学家关于生命理性的思想，被认为是法国新小说的先声。查塞尔作品展示的不是从或近或远的距离观察到的人类现实，而是上演一出意识戏，与现实事物不可破解的特点作斗争。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1906），思想家、社会学家、小说家、散文家，“27年一代”典型代表。出生于格拉纳达，1929—1930年留学柏林，1931年获马德里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4年取得马德里大学政治法教授职位。《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的悲喜剧》（1925）显示出阿亚拉善于描写心理活动和运用隐喻，但对故事的叙述缺乏兴趣。《一个黎明的故事》（1926）属于传统小说行列；短篇小说集《拳击手和一个天使》（1929）及《黎明的猎人》（1930）具有“超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前者由5个故事，后者由两个故事构成，其共同特征是运用隐喻风格，表达出色，具有抒情性，对情节缺乏兴趣，对现代世界（特别是电影）着迷。

安东尼奥·博廷·波朗克（1898—1956）：毕业于法律专业，曾为报纸《声音》撰稿。他的作品受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影响，属于幽默小说，曾发表《幽默主义宣言》（1951）。《对数》（1933）的主人公是那一时代青年的代表，不满现状、丧失意志、多愁善感。还著有《神曲》（1928）、《他，她和他们》（1929）、《海风》（1931）、《快活的鱼》（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