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可怕主义”流派

伴随着“1936年一代”在西班牙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小说，它的根源来自“98年一代”这棵大树，基于一种奇怪的风格融合（巴列-因克兰的怪诞小说+巴罗哈无情粗暴的语言+古典流浪汉小说露骨的现实手法+18世纪画家戈雅的绘画技巧）。从形式和技巧的角度来说，它倾向于取消19世纪小说的环境布景和大幅详细的场景描写，把情节的发展分割成一段段的场景和事件，有时缺乏一条明晰的情节主线。至于它所描写的世界，无论是对农村原始生活的回忆还是对城市社会环境的刻画，都不试图全面涵盖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或整个时代的生活，而是围绕某个社会阶层的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人生经历，反映他们周围世界日常生活的一个具体方面。与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广度和多样性（对一个家族或一个时代社会历史的全面记录）相比，战后新小说的特点是有意限制和缩小它所描写的世界，避开对人物的外在定义、角色的心理分析、概念性的主张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它受一种粗暴的、放肆的活力论支配，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的原始本能、基本方式的自然主义喜好，偏爱描写一个贫穷、下贱世界里的残酷场面，这便是当时西班牙文坛流行的“可怕主义”流派（这个名称是由安东尼奥·德·苏维奥雷提出的）。它是对歌功颂德、缺乏现实意义的官方高调文学的戏谑嘲讽，与城市文明的精神和观念格格不入，表现出一种反资产阶级和非欧洲化的姿态，具有强烈的伊比利亚色彩。

“可怕主义”体现了战后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创新意图，其主要影响在小说领域，但也波及到其他文学体裁。“可怕主义”小说的特点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选择日常生活最艰难的方面加以悲苦地反映，因此它的基本主题是孤独、不适、失意和死亡。人物多半是些边缘化、无根、痛苦和无求生方向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不可避免。尽管“可怕主义”小说一般着眼于个体的生存状态，刻画个人的命运，但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揭示了一个社会不公问题。在“可怕主义”小说中最重要的不是情节如何发展，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或语言探讨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作品字里行间活动的人因“他们的不幸、他们的不正常、他们的活力、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悲惨、与当代生活相关的因素”而使我们感兴趣，它是一种“在暴力方面对现实的夸大，或者是对使人讨厌的、甚至叫人恶心的事实的夸大”。

这种恐怖的、表现主义的现实小说，将残酷的内容与精细的结构结合起来，虽然具有悠久的本土传统，与同一时间国外流行的模式也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它们出现的具体环境里，这些暴力的、撕心裂肺的、呈现人类生活堕落景象的小说还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而西班牙刚刚结束的内战之残酷令人难以忘却，促使了这一文学流派的流行。像托马斯·博拉斯（1891—1976）的《马德里秘密警察》（1940）、拉斐尔·加西亚·塞拉诺的《忠诚的步兵》（1943）和佩德罗·加西亚·苏亚雷斯（1925—）的《36军团》（1945）都展示了战争的恐怖。另一些作品则揭示了更深刻的人类悲剧，不受简单的党派善恶对立论支配，居首位的就是卡米洛·何塞·塞拉的《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它在40年代西班牙小说停滞的局面中充当了导火索。之后不久卡门·拉福雷的《一无所获》（1945）因出色地刻画了战后女性的奋斗历程和巴塞罗那的萧条而引起一阵期望的热潮，成为出版界最大的成功之一。“可怕主义”美学在它的初始阶段便具有了两部优秀的作品，它们能够“复活在我们文坛几乎显得耸人听闻的兴趣来征服西班牙公众的兴趣”。由于模仿者滥用、重复“可怕主义”模式，到50年代中期这一流派已失去了当初《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的轰动效应，在西班牙文坛宣告结束。一些学者强调“可怕主义”小说与存在主义小说之间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前者是西班牙存在主义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存在主义的西班牙版本；另一些人则断然拒绝任何将两者等同的企图。

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2002）1942年发表的处女作《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拉开了战后小说的序幕，赋予了西班牙文学新的生命，也奠定了他在欧洲的声誉，被认为是“西班牙战后文学复兴的最杰出人物”。1957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院士，1977—1979年被西班牙国王任命为参议员，1989年因“他的叙事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强烈，以克制的同情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们触目惊心的生存世界”而成为西班牙迄今为止唯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

内战前后塞拉就读于马德里大学，内战期间在佛朗哥军队服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曾被8家出版社拒之门外，因为小说的内容过于血腥和残暴。作品讲述了30年代西班牙偏僻农村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演绎的一出充满血腥暴力和丑态的人生悲剧，揭示了人性的野蛮和原始本能的破坏力。这部作品倾向于强调暴力和怪诞形象，它一问世旋即被评论界贴上“可怕主义”的标签。在塑造主人公帕斯夸尔这个反英雄人物时，塞拉采用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模式，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主人公一生的遭遇（前后还附加了那位发现并整理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人的说明，以期造成“真实效果”）。帕斯夸尔出生在一个贫困、愚昧、落后的农村家庭，父亲因走私坐过牢，出狱后酗酒，打骂妻儿，最终他们忍无可忍将父亲杀死。母亲既愚昧无知又粗野冷酷，对子女毫无母爱，与别人私通。帕斯夸尔从小受父母虐待，长大成家后，妻子受马惊吓小产，又被妹妹的男友侮辱，他一气之下将这个流氓踩死，结果被判28年徒刑。出狱后又因不堪忍受母亲的骚扰，用菜刀将这个泼妇砍死，再次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判处绞刑。

塞拉试图通过塑造帕斯夸尔这样的底层人物来揭示人类最野蛮、最无知的一面，反映人类生存的无意义、无出路，这显然受到二次大战后欧洲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又与欧洲存在主义小说有所不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和剖析，而塞拉笔下的帕斯夸尔则枉活了一辈子，不知道为何活在这世上，也不知是受什么魔鬼的驱使一次又一次地杀人犯罪，是个可怜又可悲的人物。同时，塞拉有意使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白描手法，将西班牙30年代农村落后闭塞的真实面貌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有人认为作者在描写社会阴暗面时过于夸张、恐怖，但这正是作品在西班牙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原因，它的出版是对当时顺从官方旨意的正统文学的巨大冲击。小说不仅描写了帕斯夸尔一家的生存危机，也对整个西班牙30至40年代的社会进行了尖锐无情的抨击。

塞拉在他的处女作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暴力美学”，显示了作家的不凡之处：“《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的问世，一举证明了西班牙小说界蕴藏着巨大的、新的活力，为复苏和重建西班牙现代小说埋下了第一块基石，同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40年代西班牙知识界只注重外国翻译小说的风气。”1975年这部作品被成功地搬上银幕，同时被翻译成64种外语，仅次于《堂吉诃德》。

卡门·拉福雷·笛亚斯（1921—2004）是“1936年一代”中唯一的女作家，出生于巴塞罗那，两岁时随家人移居拉斯帕尔马斯群岛。战后回到巴塞罗那上大学，攻读法律和文哲专业（但都未完成）。3年后转往马德里，在那里定居并开始文学创作。拉福雷笔下的女主人公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细腻的心理刻画和真实的环境描写是她创作的两大特征。其小说主题只有一个，即一个慷慨、善解人意的童年、少年心灵，在向成年过渡时，面对周围肮脏的世界所产生的失望（青年的纯真理想主义与平庸环境之间的反差），而它又大多体现在女性人物身上，如《一无所获》中的安德烈娅、《岛屿和魔鬼》（1952）中的玛尔塔及《新女性》（1955）的女主人公。

1944年拉福雷以处女作《一无所获》赢得第一届“纳达尔小说奖”，立刻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赞誉。它是拉福雷的最佳之作，也是西班牙战后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描写一位外省年轻女子安德烈娅战后充满幻想来到巴塞罗那求学，寄居在家道中落的外祖母家，她发现到处是肮脏混乱的气氛和精神空虚。女主人公身陷家庭和学校的各种复杂关系中，挣扎在封闭窒息的环境里，强烈地意识到在战后表面的太平盛世下正发生着一场道德没落、经济贫困的生存危机。这一经历（包括初恋的失败）使安德烈娅对正处于解体关头的西班牙传统社会产生强烈不满，并从此走向成熟。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小说里安德烈娅尚未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周围的环境，她前往马德里寻找新出路的决定也要归功于一位男性的保护。拉福雷在《一无所获》里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爱情与婚姻、家庭与事业、男性与女性、自立与依附）在后来的女性文学中经常出现，她刻画了一组来自不同阶层、年龄、思维价值观的妇女，这些人物构成了西班牙现代女性群像。《一无所获》代表了“作为杰出的文学典型的一个少女人物的诞生，她是试图在被战争毁灭、被传统束缚的西班牙找到自己位置的一代妇女的象征”。

拉福雷运用“可怕主义”的叙事技巧，强调痛苦和怪诞意象（如战后巴塞罗那的萧条和外祖母家的破败景象）。小说的结构和语言简单，以真实取胜，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一无所获》尽管流露出某种程度的幼稚和个人传记的痕迹，仍为西班牙战后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尝试的新路。

拉斐尔·加西亚·塞拉诺（1911—1988）是胜利者小说的最忠实代表，从小爱好文学，写过诗和剧本，在马德里攻读文哲专业，同时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4年加入长枪党，内战中在佛朗哥的军队效力。后因患肺结核离开战场，转而从事新闻、文学和电影编剧工作，以笔为武器，为长枪党的宗旨服务。他捍卫天主教，极力反对民主与共和，1950年获得“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新闻奖”。

加西亚·塞拉诺所塑造的主人公完美地体现了长枪党的理想：青年英雄时刻准备着为一个更加美好的西班牙献身，他们一半像战士、一半像修士，为神话般的理想而生活、战斗和牺牲。加西亚·塞拉诺与“可怕主义”的关联在于他热情歌颂战争的恐怖（称内战为“解放者十字军”），热衷风险和极端的英雄主义。内战经历成为加西亚·塞拉诺小说的中心主题，他创作了一个战争系列小说：《欧亨尼奥或春天的宣告》（1938）、《忠诚的步兵》（1943年“国家文学奖”）和《城堡广场》（1951）。这3部作品具有很大的自传成分，主要描写内战以及战前的那些岁月，歌颂在内战中与共和国为敌的长枪党青年。小说的情节不多，倾向于题外话的展开，不注重作品的结构和人物的刻画，更多的是自传的见证、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城堡广场》的时间浓缩在1936年7月6日至19日之间（正好是奔牛节），舞台为潘普洛纳的城堡广场。那些天既是喧闹的日子，也是内战前夕敌对双方暂时的平静期。整个城市为小说的集体主人公，这一技巧使得作家能够简洁、素描似的刻画人物，把重点放在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和见证上。

加西亚·塞拉诺的另一些作品如《在河的另一边》（1954）、《失去的眼睛》（1958）、《和平持续了15天》（1960）、《窗户面对着河》（1963）、《飞船》（1964）和短篇小说集《北方前线》（1982）也都涉及战争的各个方面。《失去的眼睛》与其他小说不同，描述即将上前线的士兵对战争的恐惧，展示了战争的另一面。《当神诞生在厄斯特拉马杜拉》（1973）则讲述了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经历，为西班牙殖民者歌功颂德。加西亚·塞拉诺还出版了《为一个背包准备的字典》（1964）、回忆录《伟大的希望》（1983）和科幻政治小说《500周年》（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