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存在主义小说

存在主义小说的概念应该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或情感，而非哲学体系。作家关注的中心是个体的人及其内心的忧虑。这类作品从一个消极的立场揭示人类生存的空虚和无意义，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人类命运的动荡不安，二是人际交流和沟通的缺乏或困难，群体间没有互助的纽带。这一流派不是朝抽象的概念化发展，而是把人类的痛苦体现在具体的情状和感情上，贴近周围的现实，而非人类生存的玄学范畴。如果把它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作品相比，可以发现西班牙的存在主义小说在更大程度上关注社会矛盾，因为这里的作家每时每刻都会遭遇生活的匮乏，无法实现个人理想，同时独裁统治的压制氛围对人的欲念和期望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一流派的作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他们逃避了乡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典型模式，以新的技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主要是吸取了美国“垮掉的一代”小说技巧，如视角的变化，时空的交错，倒叙，内心独白等）。主人公往往是个体的、失败的、迷失方向的人，在一个稀奇的环境里遭遇无法承受的压力，处于窘迫的极限生存状态；小说的时空有限，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形式和内心独白的技巧。作品介于主观抒情和客观写实之间，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有时表现出创新的倾向，有时与传统现实主义相近），这一流派一直延续到整个50年代。

米格尔·德利韦斯（1920）在西班牙文坛与塞拉齐名，1972年当选西班牙皇家院士。在长达50多年的文学生涯里他的小说风格不断变化，经历了漫长的自我超越和完善过程。德利韦斯在40年代的创作特点是基本上采用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情节框架，探讨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以基督教存在主义的名义为人类生存的荒诞寻找秩序和意义。小说的主人公往往生性孤僻，非常敏感，悲剧色彩浓厚，这一切造成了他们在当今冷酷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

德利韦斯的成名作《柏树的影子拉长了》（1947）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它的许多主题，如死亡、孤独、童年、卡斯蒂利亚的灵魂（这部作品的舞台被安排在古城阿维拉），都成为德利韦斯整体创作的基本要素。在主人公佩德罗的自传叙述中我们得知他童年的伙伴阿尔弗莱多之死影响到他一生的处世态度，佩德罗无法摆脱死亡的阴影，他对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的消亡有了深切的认识，这妨碍他积极投入生活。而他的老师所传授的“放弃一切”的哲学观点使他明白幸福的秘密就在于抛弃世俗的一切，不为其所累。最后已成年的佩德罗在宗教中学会忍耐，那艘封在瓶子里的巡洋舰玩具正是他面对生活和死亡的妥协。

《柏树的影子拉长了》流露出一种决定论的思想，即有些人被宿命所支配，在他们身上投下的是柏树消瘦的影子（西班牙的柏树一般种在陵墓周围，是死亡的象征）；而在另一些人身上投射的却是松树又圆又好客的影子。无疑佩德罗属于第一种人，所以德利韦斯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他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严厉而刻板的老师，他寄宿的那家人的生硬和消沉），这一切都渗透进主人公的心灵。

《还是白天呢》（1949）也是一部充满痛苦的存在主义作品，主人公塞巴斯蒂安是个残疾人，在百货公司当学徒。他遭受周围环境的冒犯，却勇敢地与各种不幸抗争：母亲酗酒，看不起他；同伴们嘲弄他；恋爱失败；日常生活平庸又贫困；失业…… 然而身陷巨大孤独的塞巴斯蒂安对城里最美、最富有的小姐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一爱情使他不断净化，“心灵美的怪物感到被一个极其美丽的女人天使般地吸引住，对他来说单单欣赏她就构成了变得高尚的动机。”塞巴斯蒂安在宗教和爱情里找到安慰，鼓舞他追求精神的完美，超越个体生存的不幸和自卑。小说的题目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体现，但作品描写过于细节化，缺乏概括。

贡萨洛·托伦特·巴列斯特尔（1910—1999）长期以来是作为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而闻名，内战爆发时正在巴黎准备作博士论文，几经犹豫之后还是携家人回到西班牙。在一位神父朋友的劝告下加入长枪党，1937年结识了“布尔戈斯团体”的长枪党精英知识分子，参与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从1949年起开始在西班牙国家电台担任戏剧评论家（1962年因支持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罢工而丢掉这个职位）,1966—1973年应邀在美国纽约阿尔巴尼大学任教。1977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院士，1988年荣获法国“艺术和文学荣誉骑士”勋章，1998年被授予葡萄牙“圣地亚哥骑士团”勋章。托伦特·巴列斯特尔是长枪党知识分子出人意料地受到民主时期新生代作家欢迎和敬佩的一个特例。

1943年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哈维尔·马里尼奥》，采用的是线型结构和传统技巧，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这部具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里，作家以非常学者化的方式探讨了主人公哈维尔在宗教与道德、爱情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他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优柔寡断，充满偏见，既没有宗教信念，也无法与现实承诺。西班牙内战爆发后避居巴黎，在那里他爱上了女共产党员玛格达莱娜，这时哈维尔才第一次反思自己的人生态度。作者对小说的结尾做过两次改动，以便通过佛朗哥政权的审查。最终的版本是哈维尔皈依天主教，放弃在法国的舒适地位，回到西班牙加入到佛朗哥的行列，同时又使女友脱离共产党，与他为伍。但这些改动无济于事，小说出版后没几天就被列为禁书（对天主教审检员来说，此书包含了太多的淫秽意象）。事实上《哈维尔·马里尼奥》的真正主题是宗教（或政治）信仰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内在斗争，另外受乔伊斯的影响，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加入了各种文化参照，将人物、叙述者及作者的视角重叠起来，并且从小说一开头就建立起西班牙/特洛伊、哈维尔/埃涅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

《瓜达卢佩·利蒙的政变》（1946）与处女作相比在风格和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党派倾向），它是历史小说、历险小说和滑稽剧的一种混合（讲述一个安第斯国家充满阴谋和冒险的历史），幽默和嘲讽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品揭露了官方历史与真相之间的反差，戏谑了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影射佛朗哥政权的意识形态与大部分现实的矛盾冲突。《伊菲格涅亚》（1949）则表现了作家与古典神话相左的观点。

何塞·苏亚雷斯·卡雷尼奥（1914—2002）出生于墨西哥，6岁时回到西班牙接受教育。他创作诗歌、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并很早就获得成功，如诗集《人类时代》1944年被授予“阿多纳依斯诗歌奖”，小说代表作《最后几个小时》获1949年“纳达尔小说奖”，剧本《判刑者》于1951年获“洛佩·德·维加奖”，还被改编成电影，但如此有前途的文学生涯因作家本人参加地下政治活动而搁浅。

《最后几个小时》（1950）的问世代表了西班牙文学第一次有意识地吸收福克纳的诗意现实主义和格林的伦理主义，同时结合了连载小说与怪诞小说的特征。作品以马德里忧郁的凌晨为舞台（在那种龌龊的环境里流浪徘徊着妓女、醉汉和地痞流氓），试图捕捉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生存痛苦。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暂时相会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形成强烈反差：一位富有的企业主、一个出生小资产阶级的妓女、一个为生存而挣扎的流氓（他鄙视那位心理有问题的资本家）。这部作品试图反映我们时代生存的痛苦、生活的荒诞和道德的沦丧。它既有社会见证的一面，也有存在主义的虚无和乡土主义的描摹，因此体现了存在主义小说与“可怕主义”小说的关联。

苏亚雷斯·卡雷尼奥的第二部小说《个人审判》（1955）揭露了内战所造成的一个可怕后果，即西班牙社会的道德松弛。主人公出生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是内战的胜利者，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不择手段地发迹。许多年后因一次检举而差点破产，这时他开始审视自己的良心，决定向当局自首，为所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作品的情节是侦探式的，作家对西班牙社会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点明这一切是因为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发生混乱，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里卡多·费尔南德斯·德·拉雷盖拉（1916）在智利度过童年，13岁回国，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攻读文学。内战中在佛朗哥军队服役，战后在巴塞罗那大学文学系任教。处女作《一个随波逐流的人》（1945）描写一个男人为爱情所累，成为激情的牺牲品，最终自我毁灭。他的成名作《当我即将死去的时候》（1950）以抒情的语调展示了存在主义文学典型的基调和主题，小说的情节十分浓缩，主人公阿雷克西斯在临死之前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的青少年时代、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求学经历、他与女教师克拉拉的爱情悲剧。阿雷克西斯承认自己应对这一结局负责，但也强调遗传因素和环境的制约对他人生的影响。

费尔南德斯·德·拉雷盖拉的最佳之作是《匍匐在地上》（1954），小说试图客观全面地描写西班牙内战，呈现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风格。主人公是一位普通士兵，在战争中遭受死亡的威胁，与恐惧和痛苦为伍。激烈残酷的战斗场面在作品中占据首位，使用的是“战壕语言”，即短小的对话和令人心碎的句子。但作品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抽象的环境里展开，作家的主要意图是揭露所有战争（不光是西班牙内战）的残酷和荒谬，展示那些无辜的牺牲品在战争中的悲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人公没有死在前线，而是偶然死于战斗结束时。

《我们失去了天堂》（1955）回忆童年世界，《祝相爱的人幸福》（1956）讲述第二共和国及内战期间一位受到妻子欺骗的丈夫最终赢得对方的尊重。《临时流浪汉》（1959）描写的是一群来自良好家庭的流浪汉，与他们的社会关系决裂而投身冒险。同样的题材还出现在短篇小说集《谍报》里。其他作品有《英国老师》（1964）和《梦想家的共和国》（1977）。

费尔南德斯·德·拉雷盖拉还与夫人苏珊娜·玛奇（小说家兼诗人）合作完成了长篇系列小说《当代国家逸事》（1963—1972），第一部为《古巴英雄》，最后一部为《共和国》。小说以客观的手法描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工人生活，其主角为一户工人家庭和一户资产阶级家庭，作品的艺术成就不高。

何塞·路易斯·卡斯蒂略-普切（1919—2004）内战期间在共和派军队服役，战后毕业于马德里新闻学院，担任联合国《信息报》记者（他对美国社会十分了解，与海明威私交甚深），主编《西班牙语世界》，并在马德里康普登塞大学新闻系任教。他的作品介于小说——历史与自传体小说之间，从一开始就在叙述中表现出恐怖的感官色彩，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可怕主义”风格。此外卡斯蒂略-普切的行文紧张、短促，许多小说渗透着基督教存在主义精神，具有一系列固定要素：一个象征的空间（一个矛盾的社会，人的道德原则和他的自私行为永远无法达成一致）；自传性；对死亡、孤独、失意、生存和宗教问题的关注；被生活环境压制的人物。

从1944年起卡斯蒂略-普切开始创作具有很强自传性的小说《无路》，主人公恩里克在修道院求学的时候，身陷虚假的宗教志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冲突，他的反抗态度为其余同伴所效仿。作品揭露了神学院学生的虚伪、道德沦丧、没有真正的信仰、献身和爱心，矛头直指西班牙天主教会，因而受到新闻审查的阻拦，1956年才在阿根廷出版。《如同绵羊被送到屠宰场》（1971）和《无政府主义者耶利米》（1975）依然涉及的是宗教信仰和从事神父职业的志向问题（作家本人便放弃了这条为上帝服务之路）。

神话化的城市“艾古拉”三部曲以作家故乡叶克拉为蓝本，第一部《肩负着死亡》（1954）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主人公胡利奥痴迷于死亡，坚信自己将像全家人那样死于肺结核，因此他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为那一结局做准备。胡利奥靠写作来压制内心的不安，并把手稿交给自己的同乡好友卡斯蒂略-普切，由后者发表（这里使用了元小说技巧，作者可以表达与主人公不同的观点）。但小说的结尾具有悲剧的讽刺性：胡利奥死于暗杀，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并未染上肺结核。第二部《报复者》（1956）面对的是战争的责任问题，这一主题在第三部《划分遗产》（1957）中再次出现，同时还触及争夺遗产和金钱的肮脏现实。从70年代起卡斯蒂略-普切创作了“解放三部曲”:《幻觉和幽灵之书》（1977）、《金雀花的苦气味》（1979）和《你将认识虚无的痕迹》（1982），再次回到艾古拉，叙述贝比克一家的家族史，重点是主人公贝比克对自己一生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