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39—1950：战后的凋零与初步复苏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成为20世纪西班牙历史的分水岭，它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生活。在小说领域，一方面战前对各种小说流派的探索，如“社会小说”和“非人性化”先锋派小说，都被迫中止；另一方面，内战期间盛行的为交战双方服务的“承诺文学”大都缺乏艺术价值。内战结束后佛朗哥建立起独裁政权，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检制度，禁止作家的自由创作。战前那些既反映现实又给人启迪的“社会小说”作家、共和派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国外，这一切造成20世纪西班牙文学史的严重断代和分裂。

在整个西班牙当代小说史上，由于内战的消极后果影响，40年代毫无疑问是文学创作最贫乏的10年。虽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佛朗哥的长枪党政权与德国、意大利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确信战后将建立一个法西斯的欧洲。这一幻想在二战结束后破灭，欧美盟国与西班牙断绝外交关系，边境被关闭，西班牙处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孤立状态。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也造成西班牙作家与欧美现代文化的隔阂，本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学（乔伊斯、萨特、加缪、普鲁斯特、纪德、卡夫卡、吴尔弗、福克纳、米勒、海明威、多斯·帕索斯）都很难在国内流传。为了填补西班牙出版界的空白，他们翻译一些经过严格挑选、平庸的外国作品（一般在本国没有什么名气）。

战后创作与战前的文学传统基本断裂，其中小说是最难传承战前“非人性化”和“承诺文学”流派的体裁。缺乏大师（“98年一代”作家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大批共和派知识分子作家流亡海外，他们的作品在国内成为禁书。战后初期西班牙小说创作受制于佛朗哥政权的需要，大多采取宣扬民族主义的题材。文坛盛行的是逃避现实的小说或战争小说，为胜利者歌功颂德，无法客观地进行文学批评。他们运用的小说技巧局限于过时的乡土主义和自然主义。佛朗哥于1942年以笔名“哈易梅·德·安德拉地”发表了一部题为《种族》的小说/电影剧本。这不是第一部歌颂内战胜利者的小说，但鉴于作者的身份以及在作品中所明确表达的战后西班牙小说的意识形态原则和方向，有必要对它加以介绍。《种族》缺乏文学水准，但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作品搬上银幕后还有很强的宣传功效）。小说试图用各种手段来赞美一个新的西班牙人，即为了民族主义、天主教、英雄主义、反共产主义而与资产阶级的舒适享乐决裂，这部作品奠定了此后同类作品的基调和纲领。

另外1936年通过法律禁止发行和流通“色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或堕落的书籍和宣传册子”,1938年正式建立审查制度（由天主教会和长枪党双重负责），它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宗教和道德性的，造成作家的自我审查心理。在这一缺乏信息和自由的体制下，西班牙作家的创作空间变得十分狭窄，他们的许多作品被禁止在国内出版。作家们迷失了创作方向，小说界一度出现空白，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只有少数因其历史和文学价值而免遭世人遗忘。但另一方面40年代也为文坛新人提供了某些便利，如胡安·阿帕里西奥创建的民族出版社为他们敞开大门，其手下的报刊，像《西班牙人》报也刊登作家每周的投稿，目的是“表明在当今我们的作家中崭露出一些优秀的小说家，他们有能力让最苛刻的读者满意。”那些年新创办的文学奖项，如“纳达尔小说奖”，宗旨也是帮助年轻的新作家尽快成材。于是西班牙文坛涌现出一批文学新人（内战爆发时年仅25岁左右的一代作家），其代表性人物为卡米洛·何塞·塞拉、卡门·拉福雷·笛亚斯、米格尔·德利韦斯、贡萨洛·托伦特·巴列斯特尔等。他们的成长介于西班牙内战末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是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受害者（有些人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立场，如塞拉与审查制度合作，甚至当过审查员；德利韦斯积极拥护佛朗哥政权；托伦特·巴列斯特尔曾加入长枪党）。虽然彼此并没有同代人之间的互助，但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都真实地反映了内战前后的西班牙现实，因而被称为“1936年一代”或“战争中的一代”。也由于他们看到了内战产生的后果，所以又称之为“分裂的一代”或“被摧毁的一代”。这批人的作品风格各异，分属“可怕主义”、“存在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流派。